血浆危机

　　此次事件暴露出的深层矛盾在于，血液制品生产、销售已高度市场化，但其原料的获得却仍然受制于行政权力。一旦政策性风险出现，全行业都只能处于被动地位。此外，行政权力部门重管制、轻管理的惯性逻辑，再次暴露无余

　　8月30日，贵州省卫生厅透过新华网报道传达信息，关闭16家单采血浆站的计划将继续实施。

　　自一个多月前，贵州调整单采血浆站的方案出台以来，各方的博弈未曾停止。所涉血浆站、血液制品企业一度希望，通过各种渠道与贵州省政府、卫生厅及卫生部等沟通，从而出现保住浆站的“奇迹”。但最终，“奇迹”并未出现。

　　经此调整，贵州血浆站数量、血浆供应量在全国的排名迅速下降。据估算，贵州全省单采血浆产量将迅速降至170吨，减少约八成。

　　《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大面积关闭单采血浆站，源于贵州省高层的直接推动。其认为，血浆与贫困的关系密切，并在今年多个场合强调，“不能让卖血成为贫困地区农民群众的收入来源”。对于贵州省而言，摘掉血浆大省的帽子不但有利于提升整体形象，还可以此为契机，争取扶贫政策的倾斜。

　　但有质疑观点认为，贵州此举忽视了单采血浆站历经多年发展，已日趋规范的现实，一刀切地关闭血浆站，使“农民不但脱不了贫还会更贫困”。

　　对血液制品而言，原料血浆的数量变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关闭浆站使得原料血浆减少，势必形成新一轮血液制品短缺。

　　因此，“贵州关停浆站事件”引起了包括患者、医生、医疗机构、企业，以及卫生部、工信部等多方的高度关注。

　　令人更加不安的是，国内其他几个献浆大省，如广西、江西、安徽，在最近两个月已开始纷纷派员到贵州考察其关闭血浆站的经验。

　　朝令夕改的规划

　　贵州大规模关闭血浆站广为公众所知，源于2011年7月12日晚，中国血液制品龙头企业之一的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002007.SZ，下称华兰生物)的一纸公告。

　　公告称，根据贵州省卫生厅下发的《贵州省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2011-2014)》(黔卫发【2011】104号，下称“第一版104号文件”)的通知，贵州省在息烽、开阳、紫云等十个县设置单采血浆站，其余地区不再设置单采血浆站。

　　由此，华兰生物在贵州惠水、罗甸、瓮安三县原有的三家血浆站，将在2011年7月31日《单采血浆许可证》到期后，停止采浆。此三家血浆站合计采浆量分别占华兰生物2010年全年、2011年上半年总采浆量的39.29%和36.69%。

　　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介绍，华兰生物起初并未正式收到“第一版104号文件”，他们是在看到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NASDAQ:CBPO，下称中国生物制品)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11日发布的公告后，方才得知贵州省大规模削减血浆站一事。中国生物制品间接控股的几家血浆站也在此次关闭之列。

　　中国生物制品控股子公司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贵州泰邦)总经理杨刚表示，他们其实也没有直接收到“第一版104号文件”，而是在血浆站所在县的卫生局得知这一信息。

　　7月13日，华兰生物股票停牌。然而当晚，华兰生物再度发布公告称：7月13日9时左右，公司接到贵州省卫生厅电话，被告知暂停执行“第一版104号文件”。华兰生物表示，对于贵州省卫生厅下一步是否会重新调整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7月14日，华兰生物复牌。先悲后喜，市场情绪也稍有平复。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7月15日，贵州省卫生厅通过其网站再次发布了新版本的《贵州省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2011－2014年)》，文件号依然是：黔卫发【2011】104号(下称新规划)。在新规划中，贵州省对血浆站的削减计划加码：只保留4家血浆站，而关闭其余16家血浆站。

　　被列入关闭名单的16家血浆站分别属于5家企业所有，其中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下称上海生物所)拥有4家，华兰生物和贵州泰邦各有5家，广州佰易药业有限公司和汕头卫伦生物制品公司则各有1家。

　　在短短两天内，104号文件先后出现差别较大的两个版本，其“朝令夕改”令人费解，而贵州省卫生厅方面，并不承认存在“两个规划”，其公开的解释是，“第一版104号文件”只在政府部门间传达，并没有抄送浆站及其关联的血液制品企业，因此不是正式文件。

　　据《财经》记者了解，规划修改的原因在于“贵州省主要领导认为，卫生厅最初削减血浆站的规划，力度不够”。

　　根据新规划，得以幸存的四家血浆站分属三家企业：贵州泰邦两家，上海生物所一家，华兰生物一家。这四家2010年总采浆量约为170吨，这意味着贵州省的采浆量只有原来两成左右。

　　一纸规划之下，贵州省未来的血浆站布局就此定盘，这也使得中国原本就显紧张的原料血浆供应受到极大影响，一时令舆论哗然。即使在贵州省卫生厅内部，也对此举颇有非议，甚至在私下场合有人言辞激烈，称此举对发展多年的血液制品行业，属“倒行逆施”之举。

　　以健康之名

　　根据中国现行《献血法》和《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等规定，单采血浆站是各血液制品公司唯一合法的原料血浆来源，其设置规划审批权归于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根据规定，《单采血浆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两年，在有效期满前三个月，血浆站向原发证部门申请延续，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血浆站上一执业周期业务开展情况、技术审查和监督检查等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延续。对于经审核不合格的，责令其限期整改，经整改仍不合格的，注销其许可证。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此次被削减的16家血浆站，在过去的两年里，未有违规或审核不合格的情况。

　　实际上，直到7月12日，贵州省卫生厅的一个检查验收组仍按计划到达息烽、开阳等县的单采血浆站，审核检查浆站情况，以此作为是否续发《单采血浆许可证》的依据。但就在当日下午，这个检查组突然接到省卫生厅紧急通知：停止检查并立即撤回。

　　这一插曲令外界疑惑，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贵州省作出这一决定呢？8月30日，贵州省卫生厅方面通过新华网，对其行为作出解释。

　　贵州省卫生厅厅长王建富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贵州调整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意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防止艾滋病等疾病经血液传播。

　　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朱征明则称，此次调整综合考虑了区域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状况、疾病流行情况以及血液制品的生产所需原料血浆的实际情况。

　　新华网报道还称：贵州省关闭血浆站并非“突发举动”。2010年，贵州省提出，经血液传播的传染病流行或高发地区，不设置单采血浆站。凡在当地现有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率≥5%的地区，属于经血液传播疾病广泛流行区，不设置单采血浆站。但是报道中并未提到，此次关闭的16家血浆站是否属于传染病高发区或是HIV高感染地区。

　　对于贵州省提出的理由，几位中国血液制品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上海生物所原所长朱威、贵州省中心血站原站长张修全、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教授刘文芳等多不认可。他们认为，经过近几年对血浆站的规范整顿，目前没有艾滋病(HIV)经此渠道传播的案例报告，“血浆站甚至比中心血站、血液中心、医院等机构更为安全可靠”。

　　至于献血浆不利健康之说，更被专家们斥为“相当荒谬”，“献浆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也远小于献血。世界上最大的献浆国家是最发达的美国和德国，美国的献浆频率是一周两次，我们是一个月两次。难道他们就不顾国民的健康安全吗？”

　　中国输血协会原秘书长赵铁表示，在上世纪河南等地爆发因献血浆而发生的传染病情后，血浆站自此就和传染疾病、血浆经济、贫困等联系在一起。“一旦存在合适契机，地方会积极关闭血浆站。”他认为，这对当地的好处是规避传染疾病风险，从而避免承担相应责任。

　　另类脱贫逻辑

　　同时，《财经》记者从多个权威渠道获知的信息还表明，贵州此次大规模削减血浆站，并非仅仅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全”，更多为政治考虑。

　　7月20日，贵州省关闭血浆站的专题工作会议文件写道，贵州全省18.5万献浆员，98%是贫困农民，献浆不利于群众健康，更不会脱贫致富。

　　而此次大面积关闭单采血浆站，亦是源于贵州省高层的大力推动。他们认为，摘掉“血浆大省”的帽子有利于提升贵州的整体形象，并在多个场合强调：“坚决关闭血浆站，不能让卖血成为贫困地区农民群众的收入来源。”

　　数位接近贵州省政府的人士透露，早在2009年，贵州省已有大幅关闭血浆站的想法。

　　2009年9月，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629期)刊登的一篇报道称“贵州农民陷入卖血怪圈”。这引起了中央高层关注，并对此作出批示。时任贵州省长林树森随后也对此有所批示。在贵州省政府授意下，省卫生厅专门起草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分批关闭省内的单采血浆站。不过，这个报告是在2010年，时任省委书记石宗源和林树森离任后，方提交上去，且因当时存在不同意见，从而没有立即形成文件下发。

　　知情者介绍，今年5月，现任贵州省主要领导在毕节市考察工作期间，当地官员重提欲关闭血浆站旧事。随后，在其力促之下，贵州省卫生厅加紧制定关停血浆站的方案，并在7月底续发《单采血浆许可证》之前出台了新规划。

　　7月20日，新规划出台后，贵州召开全省关闭血浆站的专题会议。卫生厅厅长王建富在会上传达中央高层的批示，称中央高层看了贵州安龙县农民“献血”的报告后批示，“看了此份报告心情十分沉重，各地不再设置单采血浆站。”

　　这次会议还要求，公安厅、民政厅、扶贫办、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维稳办积极配合卫生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取消的浆站确保8月1日起不再采血浆。

　　此后，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省长赵克志也在不同场合批示，“采取坚决措施，坚决关闭血浆站。”

　　但在贵州省中心血站(现为省血液中心)原站长张修全看来，贫困与献血浆之间，并无根本联系。

　　张修全承认，上世纪90年代，部分省份“血浆经济”盛行。当时的献浆被称为卖血，在利益刺激下，不少献浆员通过变造身份，频繁献浆、跨区流动献浆，从而收入颇丰。而当时的血浆站亦出于利益驱动，视法规为无物。“这个管理混乱的阶段成为很多人认识血浆采集的依据。”张修全说。

　　但是随着监管的加强、浆站改制等措施，目前献浆仍可获得补偿，但已无法从中牟取暴利。“资深”献浆员、惠水县摆金镇大华村村民王富开表示，献浆报酬的重要性大不如前，“现在只是一个补贴，打工收入要比这个多多了”。在上世纪末，他一度和同村村民变造身份后跨县献浆，最多时一个月在六个县的血浆站间奔走，能献上12次。“那时的月收入比公务员还多。”他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贵州省关停浆站可能还具有更深背景，即以此争取中央加大对贵州的扶贫力度。

　　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新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年－2020年)。纲要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作为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贵州即在同时酝酿关闭单采血浆站。

　　7月14日，贵州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落实中央文件的实施办法。会议强调把握新十年国家扶贫战略的机遇。次日，贵州省卫生厅通过其网站发布新版本的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

　　8月1日，关闭血浆站的新规划正式实施。次日下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赴贵州听取汇报时称，贵州将是一段时间内国家扶贫开发工作主战场。

　　据知情人士透露，贵州将以关闭浆站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提高对贫困人口的补助，不过，具体的标准尚未出台。

　　博弈犹未止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在过去几个月，围绕血浆站关闭，各相关方博弈不止。

　　今年5月26日，中国输血协会血液制品工作委员会向中国输血协会提交紧急报告。报告称，希望协会出面协调，且担忧其他省份效仿此举，“否则，任由对血液制品行业的误导继续发展，将对中国血液制品行业带来毁灭性打击”。

　　5月底，中国输血协会向卫生部医政司提交《关于贵州省拟全面关停全省单采血浆站问题的报告》，提出：公众对单采血浆的专业知识了解不多，将单采血浆与“卖血”、贫困联系在一起，给地方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

　　报告称，贵州省政府全面关停贵州的单采血浆站一旦既成事实，将会对中国血液制品行业和血液制品供应造成打击。由此建议，卫生部能密切关注当前动向，组织协调，并希望贵州省继续维护和支持目前单采血浆站的基本格局。

　　接近卫生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本身是血液病研究专业出身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对此事亦十分关注。一方面，卫生部开始与贵州省协调此事；另一方面，陈竺还提出，要去贵州省，亲自示范献浆。不过，陈竺此番贵州之行却最终没有实现，“贵州省表示不能接待，原因是当地煤矿发生透水事故，省领导需紧急处置”。而在另一边，贵州省卫生厅于8月12日下午召开内部会议，以商量对策，应对舆论压力。

　　这个由卫生厅副厅长朱征明主持的会议决定，通过新华社或贵州日报，阐明关闭浆站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同时说明对血液制品的市场供应影响不大。此外，会议明确，关闭血浆站是省里定下的调子，要尽快为关闭血浆站寻找更多的政策依据。

　　此外，会议还称，媒体对贵州此举极为关注，且大多持质疑态度，这使得卫生厅很被动，各部门不能接受采访；而且之前报道明显偏袒企业，了解是不是企业或浆站参与披露了一些信息等等。一家企业负责人也对《财经》记者证实，“后来卫生厅确实在追问，是不是我们将媒体的记者带到浆站去采访的。”

　　卫生部谋变

　　针对贵州此次关闭血浆站可能带来的血液制品短缺，8月24日，卫生部召集国家食药监局、中国输血协会等部门和行业协会，商讨应对之策。

　　这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两种方案，其一，将全国各中心血站、血液中心剩余的血浆，以无偿或有偿的方式，划拨给血液制品企业委托其加工生产。最近几年全国剩余的血浆，大概为600吨－800吨。这个数量与贵州大规模关闭血浆站后，减少的血浆量大体相当；其二，血液中心、中心血站，在无偿采血的同时，也可以向血液制品企业提供血浆。

　　据《财经》记者所知，这两个设想，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数年之前，即已考虑酝酿，并征求过血液制品企业的意见。

　　但在中国输血协会血液制剂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生物所原所长朱威看来，上述两种方案皆存在障碍。

　　首先，《献血法》和《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血站、医疗机构不得将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因此，让血液中心或血站向企业提供血浆，有违现行法律。

　　而一般血站剩余的血浆，其安全性远不如单采浆站，企业难以承担其中的风险。朱威认为，在大力规范整顿后，目前中国单采血浆站的管理要比一般血站严格很多，也科学很多。如献浆员制度的建立、管理；对献浆员的追踪机制；采集血浆的三个月“窗口期”；生产过程中的病毒灭活/去除技术，这些都是血站所不具备的。

　　另外，血浆站采集的血浆每袋容量560ml－580ml，企业要进行20多个项目检测，检测成本约为每袋50元左右；而一般血站采集的血浆，则是每袋100ml。但如果企业要使用，也需单个检测，其检测成本过高，企业难以承担。

　　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则认为，即使不存在种种障碍，划拨剩余血浆给血液制品企业的做法，也仅能起辅助作用；毕竟血浆量每年只有几百吨，不能改变全国血浆紧张的局面。

　　此外，朱威等多位血液制品专家都认为，改变政府与普通民众对献浆的误解亦属当务之急。

　　据专家介绍，美国是当今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在全血、血浆和血液制品供应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家。美国的人均献血浆量位列全球之首，2005年平均每千人捐献血浆52.3升，德国是欧洲最大的采浆国，每千人献浆20.9升。同期的中国，每千人只捐献了约3升的血浆。

　　美国有超过500家商业血浆采集站遍布各州，大多设在交通便利、人口基数大的地区。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还规定，每名合格的献浆员一周可献两次血浆，不过每次间隔不得少于两天，同时全年不得超过40升－60升。相比之下，中国的规定要保守得多，即每位献浆员每月只能献浆两次，每次560毫升－580毫升。

　　美国和欧洲的献浆者同样是有报酬的，虽然只是作为交通费和时间消耗的补偿，随着献浆次数的增加，献浆者还可获得额外的奖励。在美国，报酬数额取决于各采浆公司的规定，每次从25美元－30美元不等。

　　专家们认为，美国和德国属发达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血浆最大的捐献国、生产国。而中国从上至下的普遍观念里，还认为献浆是穷人的专利，落后的标签，实在有些“落伍”。“从政府到民众，应认识和确立血浆、献浆的公益性、社会性。献浆不会导致贫困，更不是穷人的标签，献浆和献血同样光荣。”朱威说。

　　监管再思量

　　根据《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于血浆站设置具有审批权，同时各地可就血浆站设置制定规划，就此而言，各地方政府皆掌握着当地血浆站的生死大权。因此，贵州省关闭血浆站虽引发颇多争议，但实际上却属其分内之事。

　　此次事件暴露出的深层矛盾在于，血液制品生产、销售已高度市场化，但其原料的获得却仍然受制于行政权力。一旦政策性风险出现，企业只能处于被动地位。此外，贵州关闭血浆站也遵循着权力部门重管制、轻管理的惯性逻辑。

　　回顾其发展历程，血浆站并不长的历史，能够发现一直都不平静。

　　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单采血浆站一般都挂靠在地方政府部门之下，它们会把采来的血浆销售给生产血液制品的企业。地方政府同时具备单采血浆站所有者和监督者两种身份，管办不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公益色彩的血浆站反而成为牟利机器，这导致了监管的极度混乱。跨区域献浆、频繁采浆、不认真验血等不规范采浆现象时有发生，血浆安全性难以保证，甚至一度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源头之一。

　　2001年，卫生部统一部署，对全国223家单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和检查，共验收合格浆站156家，取缔不合格浆站59家，整改8家。

　　同年，国家不再新批血液制品企业。政策性壁垒使国内的血液制品行业成为一个没有新进入者的封闭性行业。

　　2004年起，卫生部等四部委再掀整顿风暴，36家不合格的单采血浆站被关闭。2006年5月，为了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管体制，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要求单采血浆站全部与政府脱钩，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收购，并与生产企业建立“一对一”的供浆关系，即一家血浆站向所属的这家企业供应血浆。

　　单采血浆站与政府脱钩，实现企业化的同时，药监和卫生部门开始加强质量监管。主要的做法是令单采血浆站符合《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的有关要求，未经认证不得供浆。门槛的提高令血浆站的数量剧减，2006年当年，贵州省血浆站便从43家减少到了25家。

　　为进一步严格管理，卫生部反复征求意见，并数易其稿，出台了《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并于同年3月1日正式施行。《办法》要求单采血浆站的设置首先要符合所在地区制定的规划，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血浆站时，须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就这样，企业化的血浆站与行政审批权的错位，为贵州此次大规模关闭血浆站埋下伏笔。

　　应该说，血液制品事关公共卫生安全，对其加强监管确有必要，但是如果不能厘清监管行为与市场行为的边界，实难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自8月1日停采之后，贵州被关闭血浆站的采浆机目前已被当地卫生监督局贴上封条。在记者走访的几家血浆站，情况都类似，站内只安排几名值班人员留守，其他人员则放了长假。浆站关闭后，贵州省卫生厅先后组织了两次专项检查，发现所有浆站已停止营业，没有违规采浆的现象。

　　上海生物所下属的一家浆站负责人表示，当地政府为关闭血浆站制定了维稳方案，却没有出台任何安置员工、处置资产的配套方案。“现在看来，损失只有企业自己承担了。”

　　本刊记者高胜科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