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危局：谁制造了击鼓传钱

　　谁制造了双轨利率，使那些有本事从银行拿到便宜钱的人能去市场“倒卖”？ 谁抢着借钱给大企业，刺激其不断扩张，并形成一条只需利息润滑就能运转的资金链？谁将资金驱赶入黑市，玩起击鼓传“钱”？谁在这条日益紧绷的链条上放下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资金狂欢中，无论得利者还是失意者，温州人因其灵敏与贪婪，注定逃不过诱惑，逃不过破灭，逃不过被救助后的下一场轮回，逃不过被无形的手所操控的命运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如同一场台风席卷而过，喧嚣嘈杂与混乱正在逐渐平息。

　　2011年10月19日，“跑路”而复归的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开始摆脱闭门谢客的状态，约见最亲密的几位朋友，准备为自己的复出做最后的准备。一天之后，这家温州“跑路潮”中涉及规模最大的制造企业，就要正式复工。

　　自从10月4日温家宝总理视察危机中的温州后，胡福林成了温州市政府扶持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在10月14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后，一场名为“双百”行动的大规模扶持企业措施正在推出。“要充分发挥政府、银行、企业、民间等各方面的作用，齐心协力落实维护经济金融秩序稳定的一揽子措施。”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号召说。

　　但危机留下的萧瑟依然清晰可见。空旷的厂区、紧锁的厂门，车间里散落一地的器具原料，三三两两留守的看守人员，昔日繁华的龙湾区永强片已被危机洗劫一空，制造业已不复当年风采。而尚未出逃的“老高”(温州人对高利贷业者的谑称)们一边东躲西藏，一边依然紧紧捂紧自己的口袋。

　　数千亿规模的温州热钱仿佛一夜间蒸发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钱庄老板、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大家只想着收钱，没有人愿意再借钱。”

　　“这是温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如此形容。

　　导火索：拆违章建筑拆出资金链危局？

　　温州史上最大规模的拆除违章建筑行动，让许多企业突然陷入贷款绝境，无意间在原来的运转链条上压上要命的那根稻草

　　罗马并非一夜建成，温州的危机也潜伏已久。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压垮温州企业金融链条的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来自一项极受当地市民欢迎的善政“拆违”工程。

　　改革三十多年来，温州企业搭建违章建筑办厂早已成了习惯。数据显示，仅在溫州主城区鹿城区，其违章建筑的面积就占到1/7。2011年，为了清理此种恶疾，为转型升级提供更好环境，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了被媒体称之为“史上最大规模的”拆违行动。

　　在人情盛行的温州，为了保证拆违能顺利推进，陈德荣要求把拆违工作与企业用电、房屋产权登记、信用评定等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倒逼机制。

　　以拆违面积最大的主战场鹿城区为例，该区推出了一项违建抄告制度。比如，某企业有违建，如果不拆除的话，它的房产不能办理质押、登记，银行不给贷款、环保部门不过审批其手续等等。城管执法部门通过与10个部门单位联动，实行抄告制度，以促使企业自觉拆除违建。

　　“要想做房产贷款抵押，必须要有乡镇街道的无违章建筑证明，而温州90%的工业企业都有违章建筑。”一位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仅此一项，就让许多企业陷入了贷款绝境。

　　更直接的影响来自资产评估。温州企业的流行做法是：借银行贷款——借高利贷还银行贷款——从银行续贷还高利贷。上述知情者说，原来银行评估资产按照市场价进行，但现在，重新评估时，却换成了以当年的购入价计算。“如果我原来买的时候是30万，现在市场价200万，按7成贷140万，现在我通过高利贷周转还贷，再借贷时只能按原价的七成借21万。中间这么大差额，我从哪拿来还高利贷？”他说，在开发区商会，有人抱怨说，“这是不让我活了吗？”

　　在从不愿意让资金闲置、习惯于“九个盖子盖十口锅”的温州，一场在当地受到市民欢迎的“拆违”工程，无意间却让一些企业原本运转自如的资金链出现问题。

　　这时候，银行也开始担心风险而主动停掉了许多贷款。8月，温州市银行业机构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373亿元。

　　银行惜贷又进一步加剧资金紧张。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的说法不胫而走。加上一些企业因老板赌博亏空等原因“跑路”，整个地区的资金链条渐渐绷紧，一直发展到后来的“跑路潮”。

　　在风声鹤唳之际，温州市政当局在铁腕拆违政策上做了些许调整。9月29日，温州市“稳定规范金融秩序 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通告放松了口气，“企业厂房围墙内不属于‘六先拆’的违章建筑可暂缓拆除。”

　　银行送“弹药”

　　2009年春节，胡福林家中前来拜年的温州各银行行长络绎不绝，“大家都求着他去贷款”。

　　其实，温州企业今天这种“九个盖子盖十口锅甚至十一口锅”的资金链运转方式，与银行此前的刺激脱不了干系。

　　胡福林的故事，早已为此作出注脚。真正拖垮这位“眼镜大王”的，不是眼镜，而是太阳能。

　　“我们企业家近几年一直在谋求转型，希望更多从事附加值高，利润率高的产业。在转型过程中，这两年资金投入很大。”2011年10月11日晚，在政府努力下“跑路”美国20天后回到温州的胡福林，在首次面对媒体时透露。

　　2008年底，胡福林大举进入陌生的光伏新能源产业，“一下子投进去6个多亿”。

　　而用于扩张的钱大多来自银行。彼时，为抵御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一度让企业家获得银行前所未有的青睐。

　　据胡福林的好友、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回忆，2009年春节，胡福林家中，前来拜年的温州各银行行长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门槛，“那时大家都求着他去贷款”。

　　“2008年，银行的利率也就五六厘，一般借贷也就一分多一点，短期周转的最多也就两三分。只要你的企业还可以，就有很多银行信贷员求着你放贷。”周德文解释说。

　　很少有人在这样的诱惑面前依然能保持清醒。胡福林最终从银行获得了超过十亿的贷款，将自己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了数倍。

　　同样没有承受得住货币放水和低利率诱惑的，还有另一位曾被列入“跑路”名单的老板——温州蓝天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老总钟茂进。

　　2004年钟进军药店行业，最初4年只开设了4家分店。但2008年后，他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迅速扩张，短短数年内将蓝天大药房旗下扩至28家直营和加盟店。

　　“小马拉大马”式的危险早已埋进温州企业的基因中。龙湾区经贸局局长吴向兵说，两年来，龙湾区一些企业的净资产负债令人吃惊，“产值一年才几千万，融资就达到一两个亿。”

　　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弹药”日后会反过来成为“炸药”。

　　击鼓传“钱”游戏

　　利息成本接近于零，只要是有本事从银行借到钱的，转手去放高利贷几乎稳赚。

　　当下的经济中，能从银行拿到贷款的人，最赚钱的选择不是投入实业，而是放贷。

　　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介绍了其朋友的收益计算：从银行获得一亿贷款后，他将其中5000万拆借，以年利率50%计，能坐收2500万的利息。

　　“CPI都已经达到6%以上了，银行的利率还这么低，如果按照基准利率放给贷款人，贷款人拿到这么低利息的钱，也会去放高利贷。”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行长吴国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得不承认。

　　从2010年银行经过5次加息后，银行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现为6.56%，而9月份的CPI为6.1%。如果扣除通胀因素后，利息成本接近于零。于是，只要是有本事从银行借到钱的，转手去放高利贷几乎稳赚。

　　但看到这一点的绝不只是企业，银行更加明白。

　　除了有些银行员工倒腾出贷款自行放贷在灰色地带腾挪外，一些银行也公开开始向贷款人摊派理财产品，收取保险费、理财费等。

　　虽然合同依然写着基准利率，但搭售理财产品早已成公开秘密。“这就好像粮票时期，粮管所卖米时，一定要搭售番薯干给居民。”2011年10月15日下午，在民盟乐清市委举办的“求实论坛”上，温州信德丰益资本营运中心创始合伙人、原中信银行乐清支行行长陈维国说。

　　“银行给我们的贷款，6个月后马上归还，1000万要扣450万保证金，55万的贴现费(贴现的也是银行的人)，实际拿到手的不到500万。”一位温州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民间利率居高不下，银行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钱庄老板、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一些企业老板与学者指责说，由于温州民间借贷与银行利率直接挂钩，而银行实际综合利率的上升，使得民间利率迅速水涨船高。“大家都说银行的利率都已经到1.5分了，民间利率自然最起码要3分甚至3.5分。”方培林说。

　　“部分银行是有些违规，但这很难避免。银监局每年都在处理人，罚银行机构的钱。温州局去年罚了200万元，超过省局的数字了。”温州市银监分局局长张有荣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产业空心化和利率双轨制导致的“炒钱”游戏，业已将普通百姓、地下金融、政府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联接在了一起，将高利借贷链越拉越长。“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崩盘，都将产生连锁效应。”马津龙分析说。

　　越来越多的人与地区，被一起绑进了一个击鼓传“钱”游戏。越来越大规模的资金经由各种渠道，从银行流入市场并手手相传。

　　将企业驱赶到高利贷市场

　　温州当地银行人士说，为了减少坏账，从2011年初开始，各家银行几乎达成默契，全力回收中小企业的贷款。而断贷使越来越多企业被驱赶到市场上，为许多人带来了隐秘而又公开的利益。

　　鼓声戛然而止，在2011年。

　　“四万亿”带来的货币宽松的好景，很快不再。这一年企业主发现，昔日登门拜访的银行行长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面孔。

　　银根紧缩正在加重中小企业贷款的难度。“控制风险是银行考核的首要指标，银行肯定要先考虑拥有优质资产的大企业。”温州当地银行人士说，为了减少坏账，从2011年初开始，各家银行几乎达成默契，全力回收中小企业的贷款。

　　方培林以他的一位客户举例说，这位客户曾从深圳发展银行温州分行贷款170万元，银行通知他，为方便结算，“让他先还款再续贷”。贷款到期前日，这位客户按惯例找到永强一带的“老高”借钱周转几天，“260多万的房产抵押，结果一拿到钱了，银行就跟你说byebye，不再贷了。”

　　身负八九亿银行贷款的胡福林，遭遇了同样的债权危机。借来民间高利贷周转的胡，本以为还贷后，银行继续新一轮放贷，他就将银行贷款还给短期的民间借贷资金，却与其它中小企业一样遭遇拒贷困境。

　　原本只需要利息润滑就能运转自如的资金链条，突然卡在这里。而为了还上银行贷款所借的“过桥”的钱，成为痛苦的梦魇。周德文说，“短期周转的利息很高，一旦还不了变成长期，谁也吃不消。”

　　不续贷另有利益驱动。方培林说，“这跟土地局长垄断土地资源是一样的道理。”他举例说，有抵押而不续贷，使得许多银行人员公然索贿。

　　如果理解了利率双轨制，这样的逻辑很容易理解，“民间借贷的利息如果21万，银行贷款利息就差不多只要7万，你会不会为了这15万的利差而去送个5万10万？”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企业被驱赶到市场上，因此为许多人带来了另一些隐秘而又公开的利益。“合法经营的担保公司最好也做不到12%的利润，没有人会不做地下市场。”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

　　而许多官员、银行人员均与地下高利贷市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因将情妇碎尸而遭处死的原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就被曝曾以1000万为本金放在某地下担保公司，以5分的高额利率每月获取50万利息。而在银行系统，许多工作人员家族开设担保公司比比皆是，许多人参与其中。温州银行梧田支行副行长林晓雅和温州银行塘下支行的一名信贷员均曾被查出参与高利贷市场。

　　“在企业最困难时紧缩银根，将迫使更多资金周转困难企业不得不通过借高利贷维持运转。而通过地下担保，他们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一位知情者如此描述其中的逻辑。而监管却有很大难度，“温州全市银行有1377家，温州银监会工作人员一共才87个人，如何监督？”

　　崩溃的信任？

　　温州民间借贷倚赖的亲友间的信任受到最致命打击，要修复任重道远。

　　“事实上，温州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外界传播的那样糟，破坏也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黄伟健说，温州民间的资本依然存在，只是由于恐慌蔓延而过于谨慎。

　　“我们这里登记在册的，还有180亿的资金在寻求投资。一个韩国项目推介会就有两三百人来听，说明有实力的人还是很多。”

　　然而，危机依然潜伏。黄伟健说，“你贷款，我担保，我担保他担保，温州的互保表面上是一串三个人，但由于很多贷款互不交叉，一旦出现危机，就出现层级放大效应。”

　　而方培林则提示，由于限购令使得房地产市场一路下跌，银行的风险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酷。以评估价500万的房子为例，其获贷350万，刚刚是7成的比例。房价压一压，贷款就几乎变成抵押物的100%。如果房价再降，甚至会出现资不抵债的风险。“届时，可能会出现次贷危机那样的系统性风险。”

　　“保民营企业就是保银行。”温州首家获得融资性担保牌照的浙江中安担保集团董事长谭建国说，银行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继续放贷。

　　而温州社会独特的生态规则的破坏则更令人担忧。温州的民间借贷素来依赖熟人社会间的信任为基础，但现在，在巨大的恐惧面前，昔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基础——熟人间温情脉脉的信任，正被彻底撕去。

　　“温州民间借贷倚赖的亲友间的信任受到最致命打击，要修复任重道远。”马津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