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国际资本改革须两条腿走路

　　本报记者 李崇磊 北京报道

　　 11月10日，在国际金融论坛上，与会代表就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与新兴市场的启示展开了讨论。刚刚卸任的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主旨演讲中郑重提醒与会代表：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只能解决经济社会中的周期性问题，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必须融入财政政策。

　　金融需稳定 银行需监管

　　 曾几何时，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经济主义曾是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新自由经济主义的普适性受到广泛的怀疑。作为过去8年间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的负责人，刘明康明确指出，市场有些时候没有办法进行自我修正，银行需要足够的监管。

　　 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地位和作用被人们高估。如果失去了其他经济部门的支持，一味地依靠金融产业来拉动经济，势必会出现各种问题。银行家的高额薪酬历来是备受诟病的一点。在过去的金融体系下，银行家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赌博式的行为。华尔街称之为金融创新，这些蕴含的金融衍生品，既能带来巨额收益，同时又隐藏着巨大风险。银行家赌赢了，就将享受巨额的收益，但赌输了，整个社会将为他们的贪婪和疯狂买单。这也是刘明康所说的“过去十年的糟糕情形”。

　　 不幸的是，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金融失去稳定，而杠杆化又将金融失衡的影响放大。为了让金融体系重新保持稳定，势必要重新构建全球金融体系，而构建这个体系的前提，是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

　　 减少杠杆化固然会降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同时，风险带来的损失也会随之减少。另外对于全球数十家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更加要提高监管的密度和强度。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中，中国银行由于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更为紧密，也已经纳入由全球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组成的名单中。

　　 尽管中国银行的资产规模在四大国有银行中排名最末，但它全球化程度最高,作为过去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管理者，目前中国银行的境外资产仍占资产负债表约30%。

　　接受援助也要接受监管

　　 虽然从规模和国际业务范围以及对非存款的短期融资方式的依赖程度等方面来看，目前中资银行尚不具备引发全球系统性危机的能力，但进入这份名单，有助于中国银行赢得海外业务。同时和另外28家金融机构一样，一旦陷入危机，将得到系统性的援助。当然，作为接受援助的代价，这29家金融机构也有严密的监管要求，譬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

　　 要保证监管到位，势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整体的监管框架。未来短期的困难或会出现在这个监管框架的建立上。刘明康认为，通过全球合作以及跨境合作来实施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时候和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因为这意味着合作各方对于很多信息必须进行足够有效的披露和分享，这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披露和分享对于多边合作来说，过程会非常复杂和困难。这种复杂性和困难性在最近一年的欧债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针对希腊和意大利目前面临的问题，另一位主旨演讲人，IFF顾问、阿根廷前财政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罗带来了一个馊主意——希腊应该就自己的公共债务进行违约，然后放弃欧元，重新将希腊的货币再引进。这样的话，它能够把本国货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进行贬值，以便重建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光是希腊出问题，他们确实可以这么做，毕竟希腊的经济只占欧元区经济的2%左右，但意大利怎么办？如果失去意大利这个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欧元就不复存在了。

　　 不管怎样，多明戈的建议回应了刘明康此前的观点：解决结构性问题必须融入财政政策。欧债危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尽管欧元区有了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和12年前一样，欧洲国家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来进行财政政策方面、主权方面的统一。

　　 没有财政政策意味着欧洲不会像美国那样，通过QE计划来刺激经济。多明戈认为，欧洲可以使用一些美国所用的政策，但前提条件是各国的债务应转化成由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担保，欧洲也可采取一些财政刺激政策，来对银行进行重组，来扩大这种需求。

　　 虽然在现阶段，欧元区应用财政政策来解决欧债危机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建立起安全的监管体系，尽快改变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还需要监管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单独的政策并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