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资本小镇悲喜生态：杨汛桥神话几近破灭

　　两个资本小镇的对比，折射出了企业上市进程中地方政府、企业、资本以及各种力量、规则错综交织的真实生态——

　　■文/本刊记者 鲁渝华；李 彤 特约研究员

　　两个显赫的小镇，两种截然相反的悲喜结局。店口镇无疑正在创造一个奇迹。这个位于浙江省诸暨市北部的弹丸之地，其直接上市或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达到了6 家， 盾安环境、海亮股份、万安科技、露笑科技等无一不出自于此。一个小镇几乎匹敌其他地级市以上的当量，店口的资本实力令人瞠目结舌。

　　当然，店口镇并不是先例。过去十年，浙江资本市场的明星乡镇，一直是距离店口不过40公里的绍兴县杨汛桥镇。从2001年12月到2006年9月不到5年时间，

　　该镇先后有浙江玻璃、永隆实业、宝业集团、展望股份、精工科技、中国印染等6家企业，在香港联交所、深交所、新加坡交易所IPO上市。不过自2009年该镇爆发了 “华联三鑫爆仓事件”之后，这些企业或倒闭、或亏损、或将总部迁移，“杨汛桥神话”几近破灭。

　　杨汛桥神话破灭之际，正是店口升腾之时。尽管店口从来都不愿意将自己与没落的杨汛桥相提并论， 不过在外界看来， 两者有着近乎神似的轨迹。前者以五金闻名于世，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铜加工业基地； 后者以经编纺织见长，

　　同样具有鲜明的产业集群特点。这些聚集于一镇之上的上市公司， 他们既能抱团取暖、相互照应并在本地特有的企业圈“潜规则” 中野蛮生长， 同样又难免遭遇一个喷嚏、全家感冒的尴尬怪圈。只不过， 杨汛桥没落，店口镇正在升腾。

　　——店口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杨汛桥？ 杨汛桥教训又对店口有着怎样的借鉴？

　　——两个资本小镇的对比， 两地上市公司的盘点，比的是资本传奇的门道，参的是企业盛衰的道理。

　　百舸争流Vs五金立本

　　杨汛桥位于杭州、萧山、绍兴的“三角地带”，距离绍兴县城15公里，离杭州市区25公里，离萧山国际机场只有15分钟车程。其面积不足3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只有3.2万人。杭州、萧山、绍兴本是工业发达之地，而杨汛桥同时受到三个地方的辐射，因而其产业形成常常具有“三角地带”的“杂交”优势。

　　有案可查的是，1981年6月，一批湖北宜昌人来到杨汛桥针织机械厂，要求试制3F网扣机，用以生产经编织物。这一要求最终在尚属乡镇企业的针织机械厂获得成功，由此开创了杨汛桥在经编纺织产业上的发轫。至1991年时，杨汛桥已经拥有了经编机150台，产值6400万元，一度占到了当地工业产值的50%以上，并由此衍生出一个巨大的产业。

　　事实上，经编产业能够在杨汛桥形成气候，还有功于传统纺织基地绍兴的辐射拉动。绍兴县是中国轻纺重县，纺织业一直居于支柱产业，被誉为“托在一块布上的经济强县”，全球最大的轻纺产品交易中心——中国轻纺城就坐落在柯桥。这样的大气候和大环境，多年的积淀和传统遗留下来的基础，也让杨汛桥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先后上市的精工科技、中国印染等公司，均属经编纺织板块。

　　但另一方面，居于三角地带的特殊环境又决定了，杨汛桥的产业结构不像绍兴县只有纺织业那么单一。在杭州、萧山的辐射下，建筑、建材等产业则成为杨汛桥的另一个支柱产业。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30多年前，一批杨汛桥的木工和泥瓦匠被铁道部武汉大桥局招工到武汉搞建筑。而这些第一次乘坐火车、经过上海到武汉闯世界的杨汛桥农民建筑工，返乡后，走了两个相反方向的路线：一些人进入许多自己根本不熟悉的行业，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一个壮观的企业群落，如展望科技则在萧山汽车配件业的影响下，成为该行业的优秀者。还有一些则执著坚守，并不断提升自我，成为中国建筑业的领军者。先后上市的浙江玻璃、宝业集团、永隆实业等则属于此类。

　　总之，杨汛桥各上市企业，形成了一个百舸争流的局面，他们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领域，是杭萧绍综合辐射的缩影。从最初的商业脉络看，他们并不具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串联局面，至于最终群体衰败，则是后来一步步演变而至。

　　店口镇的上市企业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4家上市的企业盾安环境、海亮股份、万安科技、露笑科技无一不与当地最核心的产业——五金(铜加工)有关。

　　其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只有一条街的该镇老街随之而来有了第一家五金工厂，店口镇的五金业由此发轫。

　　“铜加工很快就由一个村发展到整个店口镇，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自己搭的土炉子。”铜加工产业迅速在时间和空间上扩散开来，并往产业链两端延伸。

　　1994年，中国南方五金城一期在店口镇建成开业，形成了当地的第一个五金专业市场，而这样的举措更是奠定了五金产业在店口镇上的重要地位，现在许多知名企业家开始了他们在店口镇的发展史。

　　在1993年的时候，当地镇政府搞了一个调查，发现只有几千户家庭的店口，已经出现了100多户百万元户，300多户50万元户。1997年，店口镇被列入浙江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

　　在此影响下，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均已在店口开设了营业部或分支机构。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银行们正不断地从农村和集镇撤回。这也为店口镇的崛起增加了一个巨大的助推器。同样，铜加工业也被店口镇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并在方方面面予以引导和照顾。

　　和杨汛桥相比，店口镇没有先天的区位优势，所以能够依赖的也就是已经成型并形成产业集群的铜加工业。浙江经济带有明显的族群经济特征，这一特征多体现在产业上：比如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慈溪的小家电、柳市镇的低压电器等。

　　因此盾安环境、海亮股份、万安科技、露笑科技4家企业，虽然主营业务各不相同，但他们企业的产品或业务，都与店口的支柱产业铜有关；四家公司的老板都在店口镇铜加工业初起的上世纪80年代起家。

　　深度助推Vs产业督促

　　而当杨汛桥和店口众多的企业野蛮生长起来之后，如何扶持这些企业更加成型，则成了政府一段时间内的首要任务。

　　这其中，杨汛桥采取的是由政府极力主导并推动“摘红”的三次改制运动，这被视为是企业上市得以形成“杨汛桥板块”的“深度推手”。

　　早期杨汛桥镇的企业，无一例外的都是集体企业，企业中大量“集体股”存在。这种或为了规避政策风险或为了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红帽子”企业，当时在全国并不少见。

　　1993年，作为企业改制试点的杨汛桥进行了第一次改制。当时改制的办法是，集体企业评估资产后，切出其中的20%～40%，量化到个人，其中企业经营高层、中层、一般员工各占1/3，以现金购买股份，并按1∶1的现金进行配股，但个人只是享有股份分红权，没有所有权。但即使这样，“为自己干”的原始动力已经具有不小杀伤力，杨汛桥当时成立了11家企业集团，这些后来都成为了“杨汛桥板块”的主力。

　　1998年，受企业极力主张民营化改造的推动，杨汛桥第二次改制。思路是主要经营者持大股，控股企业。政府退出过程中，镇集体所属的50%股份里的30%以上奖励给经营者。企业中一般集体股只保留20%左右，企业变身为民营控股企业。

　　到了这个时候，企业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同时还被放开了手脚，杨汛桥企业的视野就不再局限于本土之内和企业本身了。

　　1999年后，有几家企业开始对在香港上市产生兴趣，但香港市场没有集体股的概念。为了鼓励民企上市，杨汛桥镇政府又决定进行大胆改制，从2001年起把镇集体的股份全盘撤出，也就是把剩余的20%股权以变现方式全部转让给了企业，彻底的民营化。

　　经过三次改制，杨汛桥镇政府把企业完全地推向了市场，同时也为其企业尝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扫清了障碍。

　　由此可见，在杨汛桥板块中，政府一直在推动企业治理和上市的工作，并且发挥着主导作用。

　　这一政企螺旋推动上升的做法一度被总结为“杨汛桥模式”。2002年到2004年间，杨汛桥连续位列“浙江百强镇”之首。从2001年到2006年的5年间，杨汛桥全镇工业的总资产从63.5亿元，增加到了204.99亿元；财政总收入从2.02亿元，增加到了4.88亿元。而这其中，几家上市企业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52%、57%和61%以上。

　　相比而言，店口镇的上市企业更多地是由作坊发展起来的，产权关系明晰，政府采取的是产业引导的方式，“逼”着店口镇的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或寻求资本的扩张之路，所发挥的作用相对间接。

　　比如，当遍地开花的初级加工厂兴盛起来后，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污染。2007年，店口镇下决心强行关停了1304只土炉子，要求铜加工企业一律改用电炉、天然气炉，加装环保设施。用当时店口镇党委书记张壮雄的话说，“有人说这是砸了店口的饭碗，我说就是要砸了这样的饭碗。”

　　当时店口镇政府提倡造城运动，开始大量兴办工业区，产业园等，走“企业化、社会化、多元化”之路。用直白的话说是：“谁投资、谁受益”。

　　这一“砸”砸出了新格局。小土炉子关停之后，家庭作坊不再自己加工铜棒，改向规模企业购买原材料，而规模企业借着改装炉子的机会搬进了工业园区，实现了集聚发展。集聚发展的结果是，更多的优秀企业将面临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

　　因此，店口镇的企业开始实现在产业细分上的分流。比如，万安集团从生产刹车片“升级”到汽车底盘；海亮集团从生产普通直管“升级”到海水淡化管；露笑集团选择了新能源漆包线，并进军了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设备巨大的市场……

　　而这个时候，巨大市场空间，使得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需要更多的资本，因此，上市成了众多企业共同选择的道路，相比于杨汛桥的政府鼓励加深度引导不同的是，店口镇的上市企业具有“自然生长、殊途同归”的特点。

　　上市对店口小镇的影响无疑也是直接的。店口镇2010年工业总产值534.6亿元，而4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则达到282.44亿元，超过浙江上市第一镇杨汛桥镇巅峰时期的市值253.62亿元，使自己成为了新的上市第一镇。

　　榜样催化Vs情势所趋

　　浙江经济除了带有明显的族群经济特征外，老板个人通常也易于受到对手或伙伴的“催化”，大家相互模仿、学习，互不服输，互相攀比。一旦有第一家公司上市，在榜样力量的带动和刺激下，很有可能就触发了整个地区的上市热潮，从而形成同一地区一大批公司上市的壮观景象。

　　杨汛桥的上市史就如此。

　　2001年12月10日，光宇集团旗下的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739.HK)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成为了杨汛桥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国内首家在香港发行H股的民营企业。

　　光宇集团的前身绍兴县第二筹建队成立于1985年，由11位泥木工白手起家，1990年开始进入建材行业，其老板冯光成相继创办浙江华强墙地砖有限公司、绍兴县钢模板厂和浙江玻璃厂等。

　　上市让浙江玻璃产生了质变，在香港成功集资5.29亿元后，资本金一下子从4亿元增加到近10亿元。用光宇集团老板冯光成的话说，如果光靠自身的积累，是需要很多年才能达到这个效果的。

　　有一则故事在杨汛桥广为流传。浙江玻璃在香港成功上市那一夜，杨汛桥的许多老总都失眠了。浙江玻璃原先在杨汛桥并不是最大的企业，但此刻却成了最耀眼的企业，“为什么它能上市，我们不能？”从那天开始，杨汛桥企业家满脑子想着的就是怎么赶上去。

　　赶得最快的就是永隆实业的老总孙利永。杨汛桥人熟稔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永隆实业的孙利永本来是陪同冯光成参加浙江玻璃在香港上市仪式的，但站在香港联交所那种跻身国际舞台的眩晕感觉，成为孙一个“致命”的诱惑，于是他也萌发了上市的念头。

　　2002年11月8日，在浙江玻璃上市的11个月之后，永隆实业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为国内首家香港上市的民营纺织企业。

　　紧接着，当地精工集团通过资本运作控股了国内A股市场上市的轻纺城，随即又拿下了长江精工(现更名为精工钢构)。

　　2003年6月30日，宝业集团成功在香港主板挂牌，成为杨汛桥镇第5家上市公司。当地的一些大企业也都纷纷做着上市的准备，其中包括展望股份、裕隆集团、阻燃科技等。

　　2004年2月18日，以生产汽车万向节的展望股份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成为杨汛桥上市板块的第6位成员。2006年9月，中国印染上市，杨汛桥的上市企业由此达到顶峰。

　　和杨汛桥有着相似之处，店口镇的企业上市热潮同样由“榜样”带动和催化所致，而这个榜样，就是率先登陆中小企业板的盾安环境。

　　2004年7月5日，盾安环境登陆深交所中小板。此时，盾安环境的掌门人姚新义，刚好40岁，进入不惑之年。

　　盾安环境上市，刺激了当地许多老板的神经。以当时的上市发行价11.42元计算，不光姚新义、姚新泉兄弟瞬间成就数亿值面财富，盾安环境的11位高管中的七位亦直接成为千万富豪，另四位身家也达到500万元。

　　据店口当地人士介绍，盾安环境上市后，在店口企业主的聚会中，姚新义经常鼓动“整个店口的民营企业都要上市”。这可以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蛊惑”作用。

　　2008年1月，店口镇的第二家上市企业——海亮股份成功上市。海亮股份一直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之所以比盾安环境晚了三年，在于海亮集团脱胎于供销社的复杂背景。而海亮集团完成改制后，海亮股份随即着手上市。

　　2009年11月27日，已停牌一个月的江南化工公告，公司以每股28.36元的价格，向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6300万股股票，收购二者旗下民爆资产。2011年5月30日，交易完成，盾安控股成为江南化工控股股东。

　　2010年11月，原*ST金顶控制人、位于浙江富阳的华伦集团将所持有的*ST金顶5423.23万股股票全部过户给海亮集团旗下的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海亮金属以15.54%持股，成为*ST金顶第一大股东。

　　2011年6月10日，万安科技在深交所上市，成为浙江诸暨第10家上市企业，店口镇第5家上市公司。万安科技以汽车制动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业，为一汽、奇瑞、吉利(微博)等厂商提供配套产品。2011年9月，露笑科技上市，成为店口镇的第6家上市公司。

　　相比于杨汛桥企业“一哄而上”的做法不同的是，店口的上市企业时间跨度较长，从2004年绵延至2011年，这可以被视为相对地多了些理性。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助推作用相对较为间接，上市也更多是应企业发展而为。

　　糊涂的爱Vs标本难两全

　　在杨汛桥企业的上市过程中，政府的巨大推手及企业的仓促上阵，无疑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它可以更快地催生企业的“早熟”，让企业向更深层次迈进和发展。另一方面，这种片面追求政绩、以行政手段干扰商业本身的行为，又会使企业偏离本该因循的商业轨迹，走向畸形的另一个极端。

　　在2000年，时任杨汛桥镇委书记的张德雄曾数次找到浙江玻璃董事长冯光成，商量上市事宜。在获得香港联交所上市资格认定过程中，坊间传闻冯多次打电话给张德雄，在电话里痛哭失声，说上市太艰难，几欲退出。

　　事实上，杨汛桥当时的很多企业，都没有做好上市的准备。加佰利集团董事长孙利永曾经坦承，“上市不单是为了融资，而是满足‘跻身国际舞台’的虚荣与幻象”。2002年11月8日，孙旗下的永隆实业在创业板挂牌上市，募集的资金仅5000万港币。

　　在这个仓促上阵的过程中，杨汛桥不少企业上市之时价值还被低估。以宝业集团为例，定价仅为1.43港币，宝业集团董事长庞宝业事后痛称被“扒了一层皮”。而展望股份上市募集的资金也只有2000多万元。

　　而在上市之后，在来不及思考的情况下，企业又陡然发现，自己身处“冰火两重天”的另一个格局中。

　　浙江玻璃上市前，冯光成用了整整15年时间使光宇集团的总资产达到6亿元。浙江玻璃2001年底上市以后短短的3年时间里，光宇集团的总资产已经从6亿元飞跃到了65亿元。与之前大不同的是，银行开始主动送上门来放贷，“几乎想要多少贷款就有多少贷款”。浙江玻璃的短期银行借款在2001年还只有500万元，到了2003年猛增到4亿多元。而到了2009年，浙江玻璃的银行短期借款已达26.9亿元。

　　让企业过早卷入资本运作中，最重要的感觉是钱来得太容易，加上相互攀比的心态唆使，使得杨汛桥的企业产生了混乱以及时空错乱感，这使得他们盲目扩张，由此弥漫出浮躁之气。

　　2001年到2003年，光宇集团大举进军水泥业，号称在浙江省常山县投资22亿元，建设4条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同时光宇集团还签下了12条新型干法线、投资50亿元的“建材第一单”。2003年，由浙江玻璃投资控股的青海180万吨纯碱工业基地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达30亿元。浙江玻璃还计划投入1.5亿元用于兴建6条超薄玻璃生产线，以撬动一个至少17.5亿元的庞大工程。2005年，光宇集团还高调介入了首条民资参建的衢(州)常(山)铁路。

　　永隆实业则通过定向增发，让意大利罗里奥公司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意在进军国际市场；一向保守谨慎的展望股份掌门人唐利民也决定投入巨资新建厂房和购买安装调试设备。宝业集团2003年上市后4年，公司总资产增加了4.18倍，产值、销售和利润分别增长2.76倍、2.71倍和3.41倍。成为香港内地股连续4年二级市场业绩最佳上市公司。

　　店口镇的上市企业，也并不排斥多元扩张的道路，只不过，相对杨汛桥的盲目扩张不同的是，这种扩张是循序的，也更注重风险的控制。

　　自2004年上市之后，盾安就开始涉足更多领域。至2007年，盾安已涉足民爆、地产、农业、资源与能源开发等行业，建立起一个拥有20余家控股子公司、年销售额逾70亿元的大型集团，旗下五大产业群也并行发展。

　　2009年开始，盾安又转型新能源开发，进入核电制冷配件、多晶硅生产、水源热泵领域，效果明显。在核电设备业务方面，盾安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生产核级冷水机组的资质企业，也是国内目前唯一可以全系列参与核电空调主机投标的企业。另一方面，盾安在内蒙古打造年产3000吨多晶硅项目也已投产，今年有望实现产量上百吨。

　　从中可以看出，上市对于盾安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2011年1~6月份，盾安环境实现营业收入26.11亿元，同比增长41.8%，营业利润1.61亿元。而盾安环境的主要产品截止阀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第一，四通阀位居全球第二。长期客户包括了格力、海尔、大金、三星(微博)、日立等世界知名品牌。

　　另一个例子是，2010年，海亮集团已实现产值526亿元，已位居浙江民营企业百强第5位(前四位分别为万向、广厦、娃哈哈、绿城)。

　　至于其他的几家上市公司，或因为上市晚等缘故，在市场效果上，尚未真正体现。不过相比于杨汛桥的盲目，已经是相当大的进步。

　　重拾旧山河Vs 直面新挑战

　　杨汛桥和店口的企业或许都应该意识到的是，上市意味着将站在更高的层面治理企业，是企业以更加透明的方式接受公众的监督的开始。而上市前的对企业的“改造”过程将更加有助于企业今后的长期发展，它绝不是一个圈钱的过程，更不是在原有的模式和习惯中固步自封，而让上市成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道具”。

　　所以当杨汛桥的企业上市后，在整体浮躁之下，他们来不及也根本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始终未能走出固有的企业治理模式及脱离当地企业圈的潜规则，反过来全面崩盘也就成了必然。

　　事情始发于华联三鑫这根稻草。上市之后，唐利民的展望集团和孙永利的永隆实业母公司加佰利集团，与A股上市公司华联控股合资成立国内最大的PTA生产企业华联三鑫。华联三鑫号称亚洲最大，年产值预计达到150亿元。

　　2005年3月，华联三鑫一期年产60万吨的PTA生产线完工并投入生产，成为当时世界上单线投资规模最大的PTA项目，一度看起来颇为辉煌。

　　但到了2008年，受纺织出口退税下降、人民币升值等政策效益累积影响，整个纺织行业急转直下。为了规避原材料涨价对于利润的影响，华联三鑫开始介入期货。

　　另一方面需提及的是，在杨汛桥镇上，企业家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内形成了一个潜规则，企业彼此担保，并从银行那里获取巨额贷款，若干年下来，各企业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互相担保关系。如果哪家企业没有加入这个担保圈，反过来说明这个企业根本不够优秀。而在大量的企业上市后，企业的信用更是得到无限制的放大。

　　2008年9月底，华联三鑫逆市炒期货爆仓，引发资金链断裂，公司停产。其时，华联三鑫账面总资产118.96亿元，总负债113.4亿元，有银行借款93.55亿元，涉及18家银行。

　　而展望集团和加佰利分别为华联三鑫担保20亿元和15亿元，华联三鑫也为当地的几家企业巨头相互担保。重压之下，2008年9月，孙利永选择出逃。

　　出于资本保全的考虑，闻讯而来的银行开始抽贷，债权人开始催收。大多数企业牵涉其中，连环担保，让整个杨汛桥陷进了泥潭。

　　——杨汛桥神话就此破灭。

　　店口镇的上市企业群虽然未能遭受杨汛桥之类的重创，但在企业治理上，则是呈现两个极端，盾安科技和海亮股份借助上市成功建立起了现代管理制度，而企业规模处于第二梯队的万安科技和露笑科技，似乎和杨汛桥的企业大同小异。

　　这或许是因为老板的草根出身所限。四位老板中，万安科技的老板、1952年出生的陈利祥年纪最大，比年纪最小的姚新义整整年长12岁，海亮股份的冯海良、露笑科技的鲁小均则都是1960年出生。四人中有三人出身农民，只有冯海良条件较好，但也只是在当地的供销社上过班。

　　而刚刚上市不久的露笑科技，其股东和管理层中，几乎全是鲁小均的亲戚，前后达20人之多，被网上股民讽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2011年6月上市的万安科技也大致如此，发行前公司93.6%的股份集中在陈利祥家族成员手里。相比而言做得较好的仅有盾安环境，姚新义拿出一些股份给管理层，让当地许多企业家自叹不如。

　　对身处“第二集团”的万安科技和露笑集团，即便上市之后，他们的希望也更多地寄托在“富二代”身上。其中，陈利祥的儿子陈锋(1979年出生)目前任万安科技董事、总经理；鲁小均的儿子鲁永(1985年出生)，目前担任露笑科技副董事长、总裁。相反，冯海良的儿子冯鲁铭曾在海亮集团持有股份，但后来全部退出，目前未在海亮股份担任任何职务。

　　这些企业同样存在极大的隐患。以露笑科技为例，《招股说明书》表明其资产负债率高和财产被抵押，自2008年以来资产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最高时达到84%。截止到2011年6月30日，流动负债达9.5亿。钱虽这么紧，露笑却没有长期贷款，全靠短期借贷和票据融资。截止到2011年6月30日，露笑科技已将72%的房屋建筑和82%的土地“典当”了出去。

　　露笑科技还披露了一项生死攸关的问题：经营性现金流为负。一个年销售额近30亿元的企业，现金流量为负，这可以被视为，企业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更有媒体曝出，在店口镇，也存在着企业相互担保的怪圈。在没有真正的危机袭来之前，所谓的企业安全也只能被视为是相对的。

　　潜规则之乱Vs 粗放的管理

　　政府“无形之手”的痕迹一直伴随着杨汛桥的起源，这在“后上市时代”也不例外。2008年9月29日，华联三鑫停产时，绍兴县针对这个巨型龙头企业的拯救行动几乎同时展开。为挽救频出资金安全问题的几家大型民企，绍兴县动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据测算，仅为挽救华联三鑫，绍兴县财政就拿出了10亿元左右的专项资金。

　　在债权人、企业、担保单位之间，政府一直起着积极的斡旋作用。对杨汛桥企业的解困，政府采取的是“渐进式道路”，而非“休克疗法”。比如，政府对展望集团的解困实行了“剥债、瘦身、变现、稳企”八字方针。展望集团的5.6亿多元的主要银行债务已剥离给有关优势企业，而银行同时为承债企业提供信贷优惠，县政府为其提供政策支持。

　　而在孙利永出逃、对加佰利集团多方施救无望之后，镇政府最终实施了一个“4+1”方案，即让集团下的四家子企业破产，上市公司永隆实业则寻求重组。2010年12月17日，永利集团成为最后的重组方，正式入驻。

　　华联三鑫也进行了重组。在华联控股、展望集团以及加佰利退出之后，绍兴当地企业远东化纤接手。2010年，随着化纤市场形势好转，华联三鑫实现2亿元盈利；同时2009年因熔体直纺项目深陷危机的阻燃集团也由精工集团接手，目前运营良好。

　　对这段经历，主政者也一直在进行反思。 生产管理跟不上，面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应对手段又不足；银行对于关联担保的过度放任；加上政府力推特大项目上马，都是杨汛桥困境的致命原因之一，这在杨汛桥官员们后期的自省中被屡屡提及。

　　目前杨汛桥上市公司的格局是，轻纺城、精工钢构、精工科技三家上市公司总部搬往绍兴柯桥，永隆实业被永利集团重组，浙江展望停牌等待重组，浙江玻璃正寻求重组方。杨汛桥在境外上市的公司中，唯一只有宝业集团还正常维持，不过宝业并非工业企业，而是一家建筑商。

　　虽然看起来颇为平静，但在繁荣的外表下，店口镇最近几年可谓暗流涌动。

　　店口的铜加工企业普遍采用“电解铜价格＋加工费”的定价模式，以销定产、订单驱动，铜价随市场波动而波动，但加工费相对固定。这种定价模式有利于生产企业降低铜价波动风险，也使得它们不能享受铜价上涨带来业绩增长的好处。也就是说，对于店口众多的铜加工企业而言，他们更多的需要靠规模效应来增强盈利能力，在产业链的纵深上已然遇到瓶颈。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成本的压力。2010年年初，铜价再攀高峰，每吨超过6万，而在2008年，电解铜曾在一年之内从8万元/吨一度暴跌到1.8万元/吨。

　　他们还需面对来自竞争对手的拦截。2009年10月9日晚间，海亮股份通过深交所发布公告称，以Cereoflow为首的两家美国本土铜管生厂商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和美国商务部进口管理局(DOC)递交了对来自中国、墨西哥的紫铜管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申诉书。有专家分析，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店口镇的铜加工业规模过大而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因此店口镇的企业容易成为反倾销的对象。

　　而露笑科技所处的漆包线，行业高度成熟、高度同质化，生产企业赚的是加工费，毛利润率普遍低于10%。

　　融资也逐渐成为众多企业的头号难题。据悉，目前店口镇的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实际利率已达年息15%左右，民间借贷利率则高达30%左右，但仍很难满足需求。诸如露笑科技这样的上市公司，其流动资金几乎全靠民间借贷，其压力也可想而知。

　　两个炫目的小镇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转型突围。只不过，杨汛桥寄希望于利用杭州的同城辐射效应及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变先前的工业小镇为服务业重镇——不过现在看起来还任重道远。

　　店口镇则大力扶持和力推新兴产业。在此之下，环保技术、污水和垃圾处理设备、汽车尾气检测及净化系统等新兴产业开始崛起成为店口镇新的亮点，这包括2010年海亮集团投资上马的海水淡化设备配套产品——新型高耐蚀抗磨铜合金生产线等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占全球市场50%以上的份额。

　　杨汛桥和店口，或许只是中国众多工业小镇行进中的缩影；无关对错成败，悲喜两重格局下，不同的结果又有着看似合乎自己的生态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