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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从借钱不用字据到跑路不打招呼 信还不信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1-30 16:45 来源: 新文化报

  信,还是不信

  从借钱不用字据到跑路不打招呼

  本报记者 李雁程 袁静伟 文/图

  法国作家大仲马说过:当信用消失时,肉体就没有生命。

  今年8月8日,温州市迎来第10个“诚信日”。温州曾经假货横行,1987年8月8日,温州假劣鞋在杭州被集体焚毁,各地对“温州货”躲之不及。温州人痛定思痛,狠抓质量。1999年,又一批鞋在杭州被焚,但这是假冒温州货的伪劣商品。从制作假冒伪劣到被别人仿造,温州实业走出一条涅槃之路。2002年,温州市将每年8月8日定为”诚信日“。

  然而,在今年“诚信日”过去一个月后,对中国民营经济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温州,却迎来史上最严重的老板“跑路”危机。民间借贷是温州发展的重要原因,信用是其基础。如不及时修补重建,恐将拖累总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目前,温州在政府、银企、社会等努力下,正经历又一次重塑信用的过程,并初见成效。只是,相比实体经济的质量信誉,信用体系的恢复难度更大。梳理这个过程,有助于警醒现在、厘清未来,对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中国亦有积极意义。

  六个银元透视温州信用传奇

  今年4月,继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三旗集团陈福财跑路之后,由于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温州老板跑路的情况愈演愈烈,并在8、9月进入“高峰”。仅9月22日、23日,就有20多名中小企业老板、放贷人跑路。截至11月初,温州市官方公布,4月起至今,共有90多起老板跑路事件,同时发生逼债、讨薪等事件。

  温州市经济协会会长马津龙讲述道,1936年,温州瑞安姓陈的向姓郑的借了6个银元,之后两家失去联系。姓陈的去世前交代儿子要把6个银元还上。儿子一生都没找到郑家后人,去世前便将还钱的任务交给儿子。后来,孙子终于找到郑家后人,尽管当时双方都不富裕,但是孙子还是还了4000元钱。

  ■故事

  从借钱不用字据到借钱难

  “我一个在上海炒楼的亲戚借给我1200万,打个电话就给我转过来了,当时他说不要利息”

  11月的温州,连日阴雨。程同德躺坐在老板椅上,疲惫地放下手机。

  这是他当天打的第5个借钱电话,依然无果。上周,他联系了近30个民间借贷组织,答复都是:没钱。有人告诉他,别找民间借贷了,现在就是出再高的利息,民间借贷都不会放钱出去,还是找找亲友。

  程同德是温州乐清柳市人,经营一家电子仪器公司,年产值5000多万。2009年,银行大规模放贷,他贷了1亿用于企业拓展,因为行业不景气,并未带来更多产出。距离还一笔3000万元银行贷款的日子还有10天,他手中只有1000万。整个11月,他四处借钱,只凑到500万。“实在不行,我就把公司卖了。”

  1980年的一天,父亲告诉14岁的程同德:家里没钱再供他上学了。次日,他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走到学校门口,才想起父亲的话。看着兴致勃勃上学的同学,他哭了。

  那个年代,柳市镇掀起了奔赴全国推销电器的热潮。辍学的程同德加入其中。在安徽、湖南等地的乡道上,经常出现一个背着大包的瘦小身影。5年后,程同德跟堂兄开办了电子仪器厂,两人凑了1万元,亲友凑了4万,高息借了5万,开始创业。借的5万元是程父出面,头天晚上一说,第二天邻居就把钱送过来,不需要字据,利息口头约定。

  那时,柳市电器市场假冒伪劣成风,低成本高产出使程同德很快还上高利贷。他准备再次贷款加大投入时,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湖北一家水泵站发生产品漏电事故,电死一位村民,家属索赔10万元。他很受打击,尽管只赔了对方3万元,但他觉得不能再这样粗制滥造。

  请专家、更新生产线、引进技术工人,程同德再次借来30万高利贷,不用字据,之后,公司进入良性发展时期。

  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制造业利润下滑,程同德从银行贷款5000万,再次对生产线升级换代,但这并未带来转机,却让他陷入“倒贷”的循环:银行贷款到期,亲戚朋友凑点,民间借贷高息贷点,之后银行续贷再归还这部分借款。如此循环。

  “最多一次,我一个在上海炒楼的亲戚借给我1200万,打个电话就给我转过来了,当时他说不要利息,但我还钱的时候,还是给他多打100万。”程同德说,“那时民间借贷组织活跃,经常会主动上门询问要不要贷款,而且不要担保。”

  进入2011年,形势突变,一些民间借贷组织上门催款,向亲友借钱也不容易了。“打电话给龙湾的朋友,朋友让我自己想办法。”程同德说,“想借钱,只能付高息,甚至还得有抵押和担保。”

  ■溯源

  亲友互助 民间借贷经久不衰

  经营不锈钢生意的周水根,掘的第一桶金就是得益于“呈会”

  借钱容易,口头协议,不用字据。老程创业的经历是温州大多数中小企业都经历过的。这里的民间借贷之风,古已有之,信用基石是其根本。

  温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兴文告诉记者,温州人自古以来,较有互助精神,在亲友间,经济能力相差不多的人中间,举办“呈会”与“拔会钱”等互助性民间金融活动,以解燃眉之急。“呈”就是集中过程,是一种自律行为,按照随机产生顺序。在一个周期里,除了轮到自己的那个月以外,出钱月份都叫做“拔”,大家的“拔”成就一个人用,那就是“呈”。

  经营不锈钢生意的周水根,掘的第一桶金就是得益于“呈会”。1989年,25岁的销售员周水根决定自己开贸易公司,代理温州已经形成规模的低压电器等产品,需要大量资金周转。“大家给你‘呈’个会,帮你一搞一搞。”一个一起长大的伙伴真的帮他做了“呈会”,虽然只有8个人,但都是要好的朋友,一人1万,再加上他的积蓄,周水根便有了第一笔10多万的流动资金。生意开始以后,这笔钱还曾为会里好几个人应了急。“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生意都上了轨道了。”周水根说,没有“呈会”,自己不会有今天。

  温州德胜电气公司董事长刘胜利说,这种民风目前仍很普遍,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周转困难时,一般都能顺利通过短期民间拆借来完成,很多时候并没有抵押。

  高度的信用空间造就了另一个温州特有的现象,就是温州人做事喜欢抱团,相互信任是抱团的前提。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解释说,温州人创业阶段起点低、资本小,如果不抱团,就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另外,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涌向全国创业,只有老乡靠得住。

  抱团相当集中地体现在资金整合上。在温州常能看到,几家抵押不足、规模小、信用评级难度大的小企业,组成“生意圈联保”、“老乡联保”和“同行联保”,互相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共同获利共担风险。这种拆借模式,可视为温州“熟人社会”的一个特点,它多在一个个相连的亲朋圈、生意圈之内运作,规模大小不一;而到了温州以外的地区,又演化成为高度的“地域认同”,彼此都是温州人,虽素不相识亦可成事。

  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使得一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经久不衰。

  ■崩塌

  民间资本炒钱 借贷链断裂

  8月份以来,温州牵连集资额估计将达到数十亿元、借贷者上千人

  此前,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温州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虽然有说法称这个结果存在误读,但不可否认,温州市参与民间借贷的个人比例,要远高于大多数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在最巅峰时期,温州市除了几十家正规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外,还有1000多家投资公司、寄售行等类金融机构,像银行一样“揽储”、放贷,赚取差价。随着生意的红火,资金回报率的胃口也越来越高。2011年,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6分甚至7分,最高的达到1毛5,这意味着,借贷100万,一年要还利息72万至180万。

  “如果是正常的借贷,就不会有事。”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记者说,很遗憾,这些民间资本出现了炒钱行为,结果就是利率激升,最终导致借贷链断裂。

  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2011年3至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案件总标的金额高达9.3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8月份以来,牵连集资额估计将达到数十亿元、借贷者上千人。

  前述程同德所说的“龙湾”,意指温州市龙湾区,此次温州危机中,这里成了风暴中心。温州官方口径是,目前已出现的90多家老板跑路事件,龙湾核心地带永强占三分之一以上。老板跑路的同时,龙湾永强区域的民间借贷链也瞬间崩塌。

  “在永强,很多人都把钱交给担保公司,或者一些亲友放贷,因为利息高。”一位当地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放贷比存银行获利高很多。不过,其链条复杂,因为每个下家也可能是放贷环节中的食利者,而这样的下家可能有好多层,最后一层也许是被企业老板使用。所以,老板跑路,链条中很多人也会面临跑路甚至自杀。

  龙湾永强的民间借贷链条为何突然崩塌?记者还听到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诱因。7月,当地的龙头房地产项目开盘,每平方米价格高达五六万元,龙湾人趋之若鹜。销售人员称,目前销售比例已经达到90%,按此计算,已经销售的写字间和商铺总值40~50亿元。

  “我们调查的结果,就是因为许多老百姓,都想把借出去的钱抽回来买这个项目,才发生挤兑。”温州市担保业协会秘书长胡天炎说,短时间内大量的现金需求,击溃整个链条。

  温州人为什么会这样酷爱炒房子或其他东西?根本原因大概是,因为市场变化,温州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滞涨”,许多企业净利润在3%至5%之间。许多老板寻求赚钱更快,资金周转更快的投资。温州商界流传一个故事,拥有千名员工的工厂企业主,辛苦一年利润不足百万,他的老婆在上海投资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

  投资开始在此时演变成为投机,温州资本左冲右突,以实业起家的温州人迷失在 “炒团”中,倚重高息民间借贷,埋下了债务危机的伏笔。

  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亲历了最要好的朋友跑路,原因就是被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拖垮,再加上诸多民间借贷无法偿还。

  在温州,并非所有企业家都去放弃实业进行投机。还有一些企业家,试图从转型、升级中找出路,却导致资金链断裂。2011年4月,陈福财“失踪”,他掌控的三旗集团本来生产电缆铜线,而陈福财2006年起对红酒行业产生兴趣,斥巨资购买土地种葡萄。转型跨度太大,巨额投资并未带来效益,反之衍生每年上千万的利息缺口,资金链彻底断裂。当记者来到其位于104国道旁的厂址时,门口原本是“三旗集团”四个大字的位置,被一块红布蒙着,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换了老板。

  “转型,升级,搞不好对温州企业来说就是毒药。”周德文痛心地说,现在的中小企业不具备转型升级能力,因为这需要资金、人才、技术上巨大的投入和积淀。中小企业只有通过行业整合,在主业上做大才是出路。

  温州人反思内伤与内功

  不可否认,这场危机已使温州遭遇了严重内伤。对于疗伤良策,周德文认为,温州企业家决策水平较落后,最好的办法还是修炼内功。

  这一看法,得到温州市委党校教授诸葛隽的赞同,在她看来,温州人应该吸取更多教训。比如,外界都认为温州很有钱,但至今为止,温州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且都是缺乏融资功能的借壳上市。这和同样富裕的宁波有明显差异。如果直接融资比例高一些,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事故”。

  诸葛隽说,造成这样不利局面的原因,首先,由于民间融资发达,温州企业家没有看到更科学、风险更低的资本市场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光明大道。

  其次,温州人的股权开放意识不好,这是“熟人社会”造成的,这里有很多在股权封闭的家族企业,导致一些温州人从心里抵触风险投资、上市等融资途径,制约了企业发展。而有名的八大王事件——1982年,在“全国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温州8位著名个体商人被整治,这也导致温州企业家安全感一直不大,在有些问题上不够主动,这些都值得检讨。

  疯狂的放贷炒钱冲动、过度自信的转型升级、波动的货币政策,可能都是温州危机的成因。然而,为什么其他地区很少出现这样的极端现象,为什么尝过资金断裂痛苦的温州还会犯这样的错误?究其根本,或许正是温州当地独特的信用基础成了最根本原因。市场好时,信用基础易于成事,而市场出现问题时,信用链条上的每个人都可能要面临剧痛,也就出现了跑路不打招呼的局面。

  如今的温州信用,向何处去?当给其他地方什么警示?

  ■延伸

  乐清“抬会”风波

  温州今年这次危机会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温州乐清的“抬会”风波。本报记者赶赴乐清采访。

  “做这事骗人钱,是要吃枪子的。”回忆起1984~1986年的乐清“抬会”风波,73岁的柳市镇南吕岙村陈祥武老人说。

  资料显示,乐清当时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之多,涉及金额多达2亿。绝大部分“抬会”均以月息25%~50%的高息为诱饵,发展下线进行非法集资。随着一些“会主”的资金链断裂,社会出现动荡,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而“抬会”聚集的,有90%涉及亲属、好友等熟人关系。

  1986年3、4月份,乐清县政府成立了清理会案工作委员会,直至1992年,全县共清退“抬会”会款1.6亿元,清退率为80%,“抬会”风波才基本结束。

  1985年,陈祥武的弟媳妇就曾经参加了其中的一个会,参会得10000多块钱,是陈家不少亲戚凑起来的,陈祥武也出了1000块。此后,他陆续拿回了500多块钱利息,直至弟媳妇的那个“会主”出事。最后大伙总共损失几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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