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之后：河北向海的已知和未知

　　本报记者 刘玉海 

　　石家庄、唐山、北京、天津报道

　　在一群记者的包围下，赵勇艰难挪下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的主席台，随后在一众官员的簇拥下突围而出。

　　他刚刚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共同主持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获批的新闻发布会。自此，拥有近秦皇岛、唐山、沧州500公里海岸线却错失中国改革开放后“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机遇的河北，终于得以将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

　　此时，长期以来被寄予厚望的京津冀一体化和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正陷入困境和更广泛的争议，来自学界和河北省官方的质疑之声开始半公开化和公开化被表达出来，甚至直接提出“河北正因为靠近京津才发展落后”这样的观点。

　　于是，该规划的获批，被认为代表了最近几年河北决策者对该省省域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反思的努力，是河北省向海发展战略新思维的一个新开始。

　　而一个引发广为关注的“巧合”是：今年8月27日、28日，张庆伟、张庆黎先后空降河北，分任河北省代省长、河北省委书记。10月27日，久拖两年不决的河北沿海发展规划终于获得国务院批复。

　　这样的巧合，遂被解读为河北省在“二张”主政的新时代，该省或将正式走出“自主发展还是借力京津、环渤海还是环京津”的战略困扰，更加旗帜鲜明地在“自主发展”和“环渤海”的战略方向上寻求突破。自此，这个拥有7000万人口的内陆型经济省份毅然转身，重心向海。

　　“打个比方，《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获批，就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河北省发改委系统一位官员兴奋地说，“河北拿到了中央的‘路条’”。

　　这种兴奋的背后，是河北在稳定与发展、均衡发展与发挥比较优势、环渤海与环首都、借力京津与自主发展之间，在京津冀与中央三地四方之间长达30年的纠结与坎坷探索。其间，河北方面曾多次寄望于京津冀合作，然终沦为漫长的等待、冷遇和失落，曾为此委屈，继而愤怒，却又无助。

　　面朝大海，能否春暖花开。对于河北省省域经济的整体发展而言，真的可以撇开纠缠不清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困扰，在自我为主、独立发展、面向大海的道路上赢得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吗？何况，在河北省的历史上，面向大海、自主发展的战略方向并非是第一次被提出、被实践。

　　1. 畿辅河北的宿命

　　在发布会现场，赵勇侃侃而谈，在其看来，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毗邻京津。

　　而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毗邻京津，亦被大多数河北人视为其最大的发展优势。

　　自辽代以后，北京成为中国首都以来，河北一直是拱卫京师的要地。即便到晚清，也环绕京师，领有天津卫。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将总督衙署由保定迁往天津，使天津成为河北首府。新中国成立后，京津直辖，不断的将河北的地盘吞入日渐膨胀的北京。

　　1949年，河北省设立通县专区，辖通县、蓟县、三河、香河、平谷、顺义、密云、怀柔、昌平、大兴、宛平、良乡、房山13县。到1958年，不足十年的时间里，通县专区下辖的县不断并入北京，最终撤销建制，只有蓟县、三河、香河和后来成立的大厂县以及并入的固安县重新被划归河北。

　　“北京、天津从河北区域内挖出去成为两个特大城市后，把河北割裂得支离破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说，从石家庄到承德、张家口还得路过北京！

　　但这丝毫不影响河北对北京的期待。主流的观点是：北京作为首都，云集着中央政府机关、国有大企业、众多科研院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河北只需承接好来自北京的产业升级及外迁，就能轻松赚个盆满钵满，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

　　但实际上，环首都带给河北的首要任务是做首都的“护城河”，而不是经济发展。

　　每逢“两会”及“非典”等“特殊”时期，河北需全力投入以保持首都稳定：河北境内进入北京的铁路、公路沿线，得派人24小时轮流值班，值班任务分解到各机关单位，不出人就出钱。

　　维护首都稳定之外，越来越多的任务也开始落在河北头上：保障首都供水、空气质量、环境等，这迫使官厅、密云水库上游的张家口、承德地区农民只能放弃打井取水，放弃种植水稻；迫使河北不得不下马一些工业项目。而这一切在相当长时间里并未获得补偿或者补偿很少。

　　河北的这一首都“护城河”角色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时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进京交通线24小时派人值班，电线铁塔派人值守；严控人员进京，以免给北京增加人口交通压力；首都周边一些工业企业停产6个月，造纸厂、化肥厂等地方支柱工厂纷纷下马；卡车不准进北京，前往宣化、张家口需绕行山西……

　　从历史上来看，国都周围地区称为京畿，承担支援和服务首都的重要职能，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畿辅河北，首先需要直面“稳定与发展”的关系，这并非偶然，甚至可谓其宿命。发展终究是绕不过去的课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河北省发展省域经济的战略选择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陷入了长期的争论和自我犹疑当中。

    2.京津冀一体化之后：河北向海的已知和未知

　　改革开放前，河北的发展战略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提高两线、狠抓两片、建设山区、开发沿海”：“两线”分别是河北境内连接北京的京山(山海关)铁路和京广线河北段；“两片”则是河北的两大贫困集中区：坝上和黑龙港地区——黑龙港流域的53个县，主要是衡水、邢台、邯郸、沧州四市；山区则是指燕山、太行山地区；沿海则是秦唐沧。

　　改革开放后，河北的第一个发展口号是1985年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提出的“山海坝”。因为河北有太行山、渤海、坝上草原。

　　“‘山海坝’都是比较穷的地方。”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陈璐介绍，这是一种经济均衡发展的指导思想，“哪儿穷就发展哪儿”。

　　“山海坝”提出后并未得到认同。当时河北理论界多次讨论后认为，这一提法并没有充分反映河北的区域经济特点，只是个地理概念。“河北是有渤海、太行山和坝上，但还有大平原没提。而且‘山海坝’这个地理概念到底应该怎么和区域经济结合起来？”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回忆道。

　　于是，1986年河北提出了“环京津”战略，试图依托环京津的区位优势，带动河北。

　　“这是河北借力发展思想的开端。”陈璐说。此后，借力京津还是自主发展，重点是环首都还是沿渤海，成为河北发展的两种不同取向，交替主导着河北的发展路径。

　　但“环京津”战略提出未及两年，河北又于1988年提出了“两线一区大开发”的主导思想。“两线”依旧是京山、京广线，“一区”成了河北沿海地区。

　　“这个战略的提出，有非均衡发展的思想，开始把目光转向沿海。”陈璐说。

　　可仅仅过了4年，河北又将发展口号换成了“一线(秦唐沧沿海一线)两片(石家庄和廊坊为代表的冀中南和冀东)带多点(开发区)”。

　　就在河北的发展指导思想摇摆不定之时，在邓小平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的思想指引下，其他沿海省市纷纷抓住机遇，加快港口建设——而且交通部对地方建港口给予投资总额1／3的资助，深圳、珠海、厦门、浦东、天津以及青岛、威海、大连等沿海城市的开发区增长速度更是令世人震惊。

　　直到1993年，在中央提出环渤海开发开放的背景下，主政河北的程维高重提80年代中期就为理论界所推崇的“两环(环京津、环渤海)开放带动战略”。

　　所谓“两环开放带动战略”，完整的表述是“外向带动，‘两环’结合，内联入手，外引突破”。“两环”就是环渤海、环京津，环渤海就是面向海洋开放，环京津就是对京津开放。

　　“‘两环开放’战略提出后，河北上下欢欣鼓舞。”持续跟踪研究河北发展政策20多年的河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于刃刚记得，当时河北省委、政府、政协、理论界频繁召开会议，上下热议，相关文章铺天盖地，“都觉得‘两环’恰如其分的体现了河北的特色”。

　　1994年的河北省人大会上，这一战略被进一步明确化，写入河北“九五”计划，成为河北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发展战略。

　　但“两环开放战略”的支点是京津，开放对象也主要是京津，难免受制于人。河北自此更是陷入了京、津、冀、中央“三地四方”复杂的博弈之中。

　　3. 环京津环出了贫困带

　　河北向京津敞开大门，遭遇到的却是冷遇。

　　“2004年以前，除了供应农副产品外，河北与京津的合作很少。”杨连云说，“除了水，天津不需要河北；北京更无所谓”，北京需要河北保障洁净的水、空气、环境，“要你保障时你必须保障”，奥运前，北京市和环保部到河北搞联合调查，污染水资源的工业项目就得下马，河北只能执行。

　　“北京人说了，我需要什么产品就打开城门，不需要的时候就关闭城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城市学会副会长牛凤瑞深有感触地说，“一种居高临下的风范。”他曾在河北工作，为做市场规划而去北京调研。

　　河北省一位专家对此愤愤不平。他认为，在京津关系中，河北一直处在被动地位，话语权比不了北京——北京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动不动就打中央的旗号。

　　如此情势之下，“两环开放战略”提出之初河北方面曾寄予厚望的京津产业向河北转移自然落空，而大都市的“虹吸效应”更在京津周边的河北地区形成环京津贫困带。

　　2005年，由亚行委托上海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社科院会同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发改委、河北省社科院及河北省科学院等部门联合调研形成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的数据显示：在京、津以北的张家口、承德，京、津以南的保定西部、沧州，形成了一个由32个贫困县(其中，国家级贫困县26个)3798个贫困村组成的面积达到8.3万平方公里、人口272.6万的贫困带。

　　以张家口为例，这个曾经位居河北第四的京北重镇，2008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北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0662元的30.8%！甚至不及新疆、内蒙！

　　“有些专家说河北靠着京津发展怎么还这么落后，我认为正因为河北靠着京津才发展落后。”杨连云举例说，比如一个跨国公司来投资，考察过后当然会首先投资北京、天津，而不会投资河北，“什么时候京津到了扩散辐射阶段，河北才能发展起来。”

　　4. 京唐港往事

　　当然，河北也并非一无所获，唐山就一度成为三地博弈棋局的受益者。

　　1984年，唐山震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当时全国正大张改革之风，包括邻居秦皇岛在内的一批沿海城市因近水楼台而率先搭上开放快车，景象一派繁荣。有200公里海岸线却还只能被定位为内陆城市的唐山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出海口，经济发展永远要比别人慢几拍，遂铁下心来建造港口。

　　准备了5年后，1989年，唐山港动工建设，全部资金由唐山市自筹。当时唐山港是1.5万吨－3.5万吨级的浅水港，1991年简易通航后，只为开滦煤矿、三友碱业等企业出口煤炭、海碱和水泥，1993年的吞吐量仅为45万吨，利用率不到1/10。这不算一个好的开局。

　　转机出现在1993年。当年7月，北京和唐山市政府签署了联合建港协议，唐山港就此更名为京唐港——虽然北京只投入了1.5亿元，在24亿元的投入中微不足道。时任唐山市计委工业处处长的胡世宁，将这次合作称为“给唐山港刻上京字招牌”。这项唐山市几经努力、最后靠一位唐山籍的老北京副市长才促成的合作，被外界解读为“北京抛弃天津，自行在唐山建港口”。

　　自元代以来，天津一直作为北京的东南门户和出海口而存在。1860年开埠后，天津依托港口优势在半个世纪后开始超越北京，一跃而为北方经济中心。但新中国成立后，京津地位逆转，京津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互相不服对方，通俗的说法就是互相“掐”。这从两个城市球迷之间紧张关系就可看出。

　　天津敢于和北京叫板的便是依持其港口资源。“北京进出口走天津港处处受制：人家经常卡它，给它压货，你北京来的就候着吧，人家三天就走了，你半个月也走不了；另外摊上各种费用。”杨连云介绍，为此北京和唐山合建京唐港，想走这个小港口，不再经过天津。

　　但市场有其自身运行逻辑，北京抛弃天津另建京唐港作为出海口的想法并未成真：京唐港除了给首钢进口一些铁矿石外，北京的大型集装箱等货物仍仰仗天津进出港——毕竟北京到天津港的距离近过京唐港，而且配套物流设施，京唐港也远不能和拥有百年历史的天津港相比肩。

　　或许正是因此，对于北京和唐山的这次联手“挑衅”，天津当时并未强烈反弹。但当本世纪初唐山开始建设曹妃甸港口时，天津再也按捺不住。

　　2003年开始，舆论对京津一带港口建设大加讨伐，称“饿着肚子搞跃进”——在河北、天津共640公里的海岸线上，从北到南依次分布着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造成吞吐能力闲置和资源浪费。

　　在这次讨伐战中，天津的声音格外强烈。时任天津港务局规划建设处副处长刘欣说，无论从港口布局还是从港口条件来讲，京唐港都不该建！

　　时隔十多年，旧事重提，称京唐港项目不该上马，似乎有些突兀。唐山市计委工业处处长胡世宁解读的原因是：唐山准备在曹妃甸上马深水码头，天津方面隐隐感到不安。

　　天津之所以不安，因为曹妃甸前凸入海，紧邻天津的主航道。也就是说进出天津港必然要经过曹妃甸，这等于麻将桌上的“截和”。

　　5. 反思“两环开放”战略

　　“两环开放”的双双落空让河北坐不住了，理论界率先反思。

　　“过了几年，就出现不同声音：到底是京津带动我们，还是京津吸纳我们，‘灯下黑’、‘大树底下不长草’？”河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于刃刚说，事后看来，京津当时不主动也属正常，“京津还都在极化阶段，还都在吸纳资源的过程中，不可能辐射河北。”

　　既然向京津开放这条路无法走通，河北转而向中央提出诉求。但河北依旧未能得偿所愿：中央以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为由(天津港方面一直宣称自己的港口还未饱和)不批准河北的港口建设申请。

　　这使唐山1995年就开始建设的曹妃甸处于违规状态、只能小打小闹，没有大的对外码头，更没有远洋航线。

　　“不单不批准河北建设港口，而且直到1998年才将河北唯一有大码头的百年老港秦皇岛的管理权下放给河北。”杨连云说，“这是全国港口中最后下放的！”

　　“没有港口就没有沿海优势。”杨连云认为，有大码头、远洋航线，大进大出才能发展起来，如果只能发展养殖业、旅游业，开不开放都没有意义。

　　于是，颇为讽刺的一幕出现了：拥有500海里岸线的河北，出海口竟然是天津！根据对河北省货物外运的调查统计，2006年，河北60%-70%的外贸进口铁矿石经由天津港、青岛港接卸；外贸原油均由青岛港接卸；90%以上集装箱由天津港进出。也由此，河北被戏谑的形容为“东部区位、中部水平”。

　　就在河北“两环开放战略”陷入困境之时，一份由吴良镛院士领衔的报告燃起一丝曙光，被河北当做“救命稻草”，紧紧抓住。

　　2001年10月12日，建设部审定通过由吴良镛院士领衔编制的 “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简称“大北京规划”。这份报告提出“大北京地区”概念，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地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进行了探索：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

　　报告公布后，受到舆论及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京津两市在此思想指导下重新修编了城市总体规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开始深入人心。

　　河北尤其重视这份规划。时任河北省长钮茂生率先给予原则和战略的肯定，并组织专家研讨，认为应增加“京承张”三角区，作为改善北京生态环境建设的组成部分；还适时对廊坊市进行了规划，建设燕郊高科技经济园区和北京的大学城区。河北的空间发展战略也改为“大北京框架下的大三角战略”——保定、廊坊和唐山成为河北的重心。

　　“这实际上是对吴良镛方案的延伸。”陈璐说。

　　显然，这依旧是个借力京津的方案。

　　但这一方案依然未能有所突破。吴良镛曾在一次会议上透露，2002年，他在石家庄开一个规划研讨会，请天津方面的人参加，“他们打电话问会议组织者，天津到石家庄该怎么走！”后来说起来像笑话，但事实就是如此，京津冀之间缺少沟通由此可窥之一斑。

　　于是，“大北京框架下的大三角战略”只能流于口号，“喊了两年，没有实质进展”。

　　2002年底履新河北省委书记的白克明被迫于2003年另起炉灶 ，提出将河北划为四个功能区——冀中南、保廊、张承、沿海，次年又提出“一线两厢”战略——以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为线，将河北划分为南北两厢。

　　“大多数人不赞成这个提法，认为只是划分了一个现状。”陈璐介绍，但从此开始，“以我为主成为河北的战略思想，借力京津只是手段”。

　　此后，虽然2004年2月，京津冀三地政府就一体化事项达成“廊坊共识”，

　　并为舆论所盛赞且充满期待；虽然2006年10月11日和10月25日京冀、津冀分别签订合作协议，都始终没有动摇河北坚定的走向“以我为主”之路——标志性事件是2006年11日召开的中共河北省“七大”。

　　在这次大会上，河北省委决定，大力推进沿海地区开放开发，加快培养沿海经济隆起带，并以之作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用15年时间把河北建成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

　　2007年1月15日召开的河北省“两会”，再次将“打造沿海经济强省”发展战略明确化，决定“举全省之力建设唐山曹妃甸和黄骅综合大港”，并对沿海三市产业方向做了差异化布局：唐山重点在于精品钢铁、现代物流产业和石化、装备制造等后续临港产业，沧州则主打石化工业，秦皇岛加快发展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

　　“这是革命性的重大战略转向！”河北省政府研究室主任谢禄生当时评价道。

　　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河北省委省政府咨询决策委员会副主任薛维君则强调，这是河北在反思几十年发展思路基础上的一个觉醒，“至少要形成一种心理暗示：我们要在更高起点上，有更高的追求”。

　　6. 河北向海

　　河北向海，既象征着其从难以看到希望的京津冀合作中抽身，也意味着其将与正全力发展滨海的天津滨海新区少不了一场较量。

　　在决定“打造沿海经济强省”的河北省委“七大”上，河北省委决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勇兼任唐山市委书记。

　　此时，河北沿海三市，百年老港秦皇岛，未开发的海岸线所剩无几，且还要确保北煤南运，又紧邻中央机关度假胜地北戴河，难以大规模发展临港工业，更糟的是，其偏居冀东北一隅，无法形成对河北全省的带动作用；沧州的黄骅，港口地质条件不佳，属淤泥港；唯有唐山，曹妃甸水深岸阔、直插渤海主航道，发展空间广阔，且从1995年起就开始建设，颇有基础，2005年又获得中央建设许可，还在首钢搬迁地争夺战中成功胜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唐山无疑是河北向海的主战场。

　　2007年的唐山，虽形势大好，却心有惴惴：毗邻的天津滨海新区在2006年被中央批复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优势无可比拟。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曹妃甸能干的，天津也能干；唐山不能干的，天津照样能干”。

　　但在赵勇主政下的唐山尤其是曹妃甸地区，迎来了其非常关键的发展期，如果把天津滨海新区比作是一个领跑者的话，曹妃甸新区则是一个追赶者，且追赶的步伐十分急促。

　　本报记者在唐山采访期间，就听到这样一个段子：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履职不久就专程到曹妃甸访问，当时唐山方面的一位陪同人员称，“看到曹妃甸的发展后，张高丽的脸色一度非常凝重”。

　　这个段子的真实性难以得到更多佐证，但张高丽确实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滨海新区是后有追兵”。

　　不过，一直困扰唐山的是，曹妃甸拥有太多滨海新区所无法比拟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却一直因为缺乏足够的来自中央的决策支持而无法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

　　作为北方第一大港，天津港历来就存在比较严重的航道淤积情况，每年需拿出几个亿来专门用于清理航道淤泥，而曹妃甸港，则有中国北方最好的设港条件，经年不冻不淤，但仅仅由于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将天津港定位为北方的集装箱中心，集中了华北95%以上的集装箱货源。

　　“曹妃甸现在要发展集装箱，小航班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发展集装箱就得跑支线，弄几百个箱子还要先运到天津。”唐山市政协副主席、曹妃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薛渤珣曾告诉记者。

　　其实，不仅是曹妃甸，将整个河北发展滞后归结于政策因素的大有人在。“河北沿海没发展起来，不是战略思路多变，也不是领导无能。”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陈璐认为，“影响因素很多，但核心是让不让你发展、中央在海边画圈划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中央放开哪块儿，哪块儿就活了。”陈璐追问，“大项目能放在滨海新区，放在唐山就不行吗？”

　　但不管怎样，作为河北省向海发展战略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唐山的向海发展确实已经上路，并直面与天津滨海新区的争锋。

　　任唐山市委书记时，赵勇曾明确表示：“周边地区的竞相发展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迅猛，势不可挡，如果不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唐山就会错失良机。”

　　薛渤珣也对记者明确表示，自己非常关注滨海新区的发展进展，“十天半个月我自己就会开车去滨海新区转转，那边的发展势头是比较猛”。

　　7. 寄望冲出京津冀

　　就在河北全力推动沿海的唐山、黄骅、沧州等地的建设的时候，中国新一轮沿海战略布局调整正在展开。

　　2006年以来，国务院陆续批复一系列涉海经济区规划：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以及区域性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珠海横琴新区、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黄河三角洲、辽宁沿海等。

　　2009年11月25日，胡春华领衔的河北省政府将《河北省秦唐沧地区发展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请示》上报国务院，而20天之后，他告别河北，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两年之后的2011年12月1日，国家发改委和河北省政府正式公布经国务院批准的《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台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是为了‘完善一个布局，形成一个支点，走出一条新路，打造一个新高地’。”杜鹰说，促进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河北全省发展，能够形成一个带动全省发展的增长区域，而且关系到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沿海布局的进一步完善。

　　尽管这是中国涉海省份中最后一个获得国家战略支持，但河北依旧难掩兴奋。“全省人民欢欣鼓舞！”赵勇在发布会上形容。

　　“《规划》的获批，使河北沿海开发开放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河北省沿海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志军介绍，现在河北沿海开发目标已不再是京津：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从京津企业变成瞄准央企、外企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企业。

　　今年11月下旬，111家央企走进河北，签署了投资690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大部分项目都落在沿海地区。而曹妃甸的中日生态工业园以及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的中韩合作工业园，则将为唐山留下拓展东北亚合作的舞台。

　　不过，最令李志军津津乐道的是曹妃甸的“飞地”招商策略——外地项目，如果适宜在港口布局，可以划出土地，税收根据情况分成。

　　目前，在曹妃甸的冀东北工业聚居区，内蒙古的“飞地”——内蒙古临港工业园正在建设，前方是岸线码头，后方布置煤化工产业。今年11月7日，双方签订了《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协议》。

　　“天津要发展成大都市，就不可能允许其继续将煤炭、铁矿石等大宗散货作为港口争夺的物流对象，它的未来是轻型化、集装箱。”李志军说，“不管天津愿不愿意，它都得承认这一点。”

　　如果这一判断变成现实，河北沿海港口将与天津港形成错位发展，剑拔弩张、明争暗斗也将不复存在；被赵勇概括为“共生经济”的全新关系或将暂时颠覆曾经纠缠不清的京津冀关系。

　　“河北沿海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给河北的经济发展插上了强劲的翅膀。”赵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