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金融业要注重支持实体经济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财经》年会，这个时点中央刚刚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天媒体对会议的要点已经作了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中求进"的方针，对明年经济工作提出了明确意见。我想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讲一下如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这也有一个学习领会的过程。

　　我自己体会，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四个要点，或者说把握好几条主线，一是扩大内需，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工作的战略基点。二是发展实体经济，是我们经济工作所需的坚实基础。三是加强改革创新，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如果每个要点都讲到，恐怕只会是泛泛而谈，也不一定能讲好。为此我挑其中的一个题目，即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坚实基础，就如何把握这个要点，谈一些我的体会。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之一是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很多教训。危机的发生是从金融业开始的，金融业出了很大的问题，而当时的实体经济好像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因此人们感觉是金融业的问题拖累了整个经济，拖累了实体经济。不仅如此，在危机发生后，各国都在克服金融危机、争取经济复苏，但由于金融体系受到危机冲击比较大，资产负债表不健康，给实体经济复苏所能提供的支持力度不足，也受到了很多批评。为此，国际上很多声音强调，要更加注重发展实体经济，这和我国当前的政策导向是一致的。这里面一方面包含了对于金融部门要加强监管的要求，另一方面强调了要注重和增强实体经济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也注意到，在最近若干年其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部门的竞争力在减弱，并明确提出要提高这方面的竞争力。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所说的实体经济的含义。既然强调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就需要对什么是实体经济、什么不是实体经济作出区分。我感觉这个题目还是要做一些研究的，需要进行讨论，以便大家能够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认识。这一概念需要进一步精确化。实体经济的英文翻译是"realeconomy"，应不仅包括生产实物的农业和制造业，也包括服务业。尤其是在中国，过去我国实施计划经济时强调物质生产，这当然是实体经济，但不能把实体经济视为物质经济，只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或商品，而忽视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在很多经济体中占了GDP的大部分，服务业除了个别的例外，大多属于实体经济。

　　二、如何对金融产品是否主要服务实体经济作出判断

　　关于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若干年以前也有过相关的讨论，谈到实体经济就讨论作为其对立面的虚拟经济，讨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当时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一度曾有简单化的理解，认为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就是虚拟经济，制造业和其他类别服务业就是实体经济，似乎金融活动总体而言是虚拟的，与实体经济关系不大。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金融业中有一些服务是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进行融资，比如银行贷款，以及生产型企业发行债券、股票进行融资，在此融资过程中，金融部门能够把其他实体(企业和个人)的储蓄动员起来，为企业提供融资，直接支持了实体经济主体的各种经营活动，如提供流动资金、支持研发和投资等，应该说这是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

　　当然，金融产品也有一些基本上在金融业内部自我循环的内容，与实体经济不怎么相关。这也涉及到对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的划分问题，我们需要作出判断：哪些金融工具更多地用来支持实体经济，哪些可能会脱离实体经济、更多地是出于金融交易的需要。可见，这里面有个概念问题。要作出必要的区分，需要进行研究和讨论。对于加强监管而言，也有同样的问题，强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要明确支持哪些金融市场板块和金融市场工具的发展。

　　正面的判断

　　从去年开始，在我国经济金融工作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每年的年度新增贷款总量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最重要的数据(indicator)，而是提出了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概念，并把它作为一个更全面的重要数据。关于社会融资总规模，比较严格的定义可能偏学术化一点，简单而言，就是在整个年度经济的融资活动中，通过金融部门向非金融部门提供的资金总量，这里所谓的非金融部门是指实体经济。在统计过程中，首先是金融部门之间的融资被扣除了，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相互间的融资活动比较复杂，往往是不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而且金融机构相互间的融资非常频繁，容易被重复计算，为此只计算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其次是没有通过金融中介进行的融资活动，比如民间的融资行为，包括个人与个人直接通过合同方式的融资活动等被扣除了。

　　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概念是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应该说也是基于当时我们已开始意识到，需要了解全社会融资中用于支持实体经济的总量，实际上已经埋下了金融要注重服务实体经济的伏笔。同时也要看到，社会融资确实已是越来越多元化，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的比重已在缩小，这也是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工具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只限于观察贷款总规模，恐怕就不全面，而是要更多地把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保险理赔、商业票据、信托、委托、金融租赁等各种融资活动汇总加以观察和分析。总体看，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的占比已低于60%，其他各种方式的融资活动占比超过40%。

　　在统计中用的都是流量，也就是新增量的概念，如企业发行债券融资过程中，既有新发行的债，同时也有到期偿还的，纳入社会融资总量统计的是企业新增发债的数量。

　　按照上面的思路从正面就金融活动中哪些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作出判断时，既有在概念上需要加以明确的内容，也有在数字上进行定量确定的问题。

　　反面的判断

　　另一种办法是从反面来判断哪些是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活动。当然，要断定某种金融活动不是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也不容易，可能多数金融界的机构和从业者都会强调，他们所进行的金融活动是对国民经济非常有益的。

　　应该说，金融业内部相互之间的融资活动中，相当一部分是正常的活动，是为了金融业更好发挥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但确实也有一部分是单纯的内部自我循环，从中赚钱，甚至是金融业赚非金融业的钱。由于非金融部门往往对复杂金融产品的知识不够，金融业比较容易通过这些复杂金融产品的技术性交易赚取非金融部门的钱。这容易引起社会上的不满，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后，我们看到了全球范围内有很多不满。当然，在划分时往往很难有特别明确的界限，有一些金融产品一开始时是较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比说担保债务凭证(CDO)，最初设计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但发展到CDO平方时，为实体经济的服务程度可能就少了一半，进一步发展到CDO三次方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程度可能更少了。也就是说，某些金融衍生产品的内向式衍生发展，可能会导致其距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目标越来越远。

　　在实际作出判断时，一刀切的划分可能也不太容易。为此，可以考虑从实体经济部门是否关心某种金融产品来进行判断。如果对某种金融产品，只有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员予以关心，实体部门不关心，甚至看不太懂，这种金融产品可能就距离实体经济比较远了。现在有一些金融业的CEO也在抱怨，说金融市场产品太多了，很多都不懂。所谓不懂，一方面是不知道这些产品是用来干什么的，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对于这类金融产品，可能就需要打问号。要强调的是，需要从反面对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是否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作出判断，但如何得出结论，目前还需要研究和探讨。

　　三、预防高频交易

　　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机会，如技术上能够产生很多高频的交易，这些交易越来越计算机化，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普通投资者和交易员所能掌控的速度，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程序交易(program trading)。对此，也需要结合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作出判断和把握。

　　在一些科幻电影中，很多是讲未来人类和机器人打仗，而且往往是讲人类斗不过机器人。当然这是科幻性的，我们也并不太在意。但在金融市场中，确实有一些交易人类已经比不过计算机，计算机所做的交易占比也越来越高。这是因为计算机在处理信息的速度和能力、反应速度和交易速度等方面，都超过人类。除了速度优势以外，还涉及到人工智能。过去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人工智能有那么厉害，认为其毕竟只是模仿人类。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了机器的自学习能力，并相互加强。过去我们不担心人类下国际象棋会输给计算机，但忽然就有一天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开始下不过计算机，且今后也不再有可能收复失地了。人们比较担心一些高频交易容易脱离经济基本面，脱离实体经济。为什么？绝大多数依靠技术发展起来的这些高频率交易，其优势就是反应快，多数都在做趋势性交易，因此往往并不关心产品背后的基本面是什么。比如对某种债券或股票或其衍生品，高频交易更多地着眼于趋势和技术分析并通过程序性交易获取短期收益，至于发行企业的基本面怎样、未来前景如何，则难以关心。

　　总体而言，金融交易的频率应该与其对应的基本面变化的频率大体有所配合。比如对一个农产品而言，通常体现为一个种植周期，当然也可能与气候条件、自然灾害、农机化肥投入等很多因素有关，但是总体而言是按大体稳定的种植季形成产出的，不会出现比一个种植季短得多的时间内发生剧烈供求波动的情况。工业企业也类似，企业生产往往也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与研发、原材料供给、市场需求等很多因素有关系，但企业的生产、销售、盈利等变化通常也有其固有的周期。当然不排除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甚至军事冲突等可能带来的突变，对于突变自然有应付突变的方式方法，但总体而言还是有比较规律的频率或波长，生产经营活动的变化主要还是围绕着正常的周期性规律进行。

　　对于金融交易方式，如果金融市场交易出现非常高频的成分，且上下变化幅度相当大，就可能是脱离了实体经济变化的波长或频率，可能主要服务于金融投机，甚至被机器交易所支配。当金融交易频率高出有关经济实体基本面变化频率的很多倍，甚至好几十倍的时候，就要对这种产品及其交易打一个问号，要注意审查，看看这个产品及其交易是不是脱离了实体经济。

　　四、强调金融产品在设计时就应服务实体经济

　　除了传统的金融工具和产品要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还有一点就是要考虑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和发展。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已认识到确实有一些衍生产品的发展有些失控，因此G20会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国际组织和各国金融当局已在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衍生产品的集中清算，以及对衍生产品交易的资本要求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要求。总体而言，一方面是加强控制衍生产品的风险，另一方面则强调衍生产品应该主要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有用。

　　在对金融产品及交易方式是否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还是脱离了实体经济作出讨论后，还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在金融业的发展动机上更注重服务实体经济。限于时间，我不再展开讲，这里想强调一下，金融工程学在产品设计时就应强调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工程现在已成为了专门的学科，从出发点来讲这是很好的学科，可以帮助人们设计金融产品更好地为客户服务，但也有一些单纯为促销、捕捉套利机会、有利于程序交易、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倾向，趋于设计越来越复杂、并逐步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在某些发达金融市场，人们批评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开发，失去了控制。应强调，在通过金融工程设计金融产品时，要考虑产品的实际资产(underline asset)背景，要有道德，要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

　　五、辩证看待有效市场假设

　　我想提一下有效市场假设这个经济学议题。这次金融危机后，这是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如果认可有效市场假设，就会大致有这么一个概念：只要是基于竞争性市场的交易和定价，就应该是有效促进供求均衡的活动。

　　这次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质疑，现在一些媒体也都注意到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他有白俄罗斯血统，是美国一位很重要的经济学家。明斯基提出，典型的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投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可能自身也会产生问题，并自我循环，导致危机。这就是所谓的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它揭示了金融市场产生问题、不稳定的内在机制。此外，明斯基还提出了"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资产价值崩溃、危机爆发的时刻，表示的是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这些也与金融市场及其交易会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助长投机和泡沫有很大关系。

　　六、正确发挥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功能

　　在与金融界讨论时，有人强调认为，尽管很多金融业内部的有些交易表面上看起来是脱离实体经济的，但是这些交易提供了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功能，因此也还是很有用的。确实，我们说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很主要的功能，但并不是说不可以作出区分，应该也可以大致划出一个界限。

　　比如从风险管理角度来说，如果金融产品有基础资产或有真实交易背景，或者有一些衍生产品，间接与实体经济的资产或交易有明确关系，如对此基础资产或其交易来进行风险管理，那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了。但另有一些金融产品，实际上只为金融机构自身的投机风险和高杠杆融资提供服务，或只为其交易部门自身服务，就可能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我们往往看到的就是价格无缘无故的大起大落，从实体经济角度无法作出解释。大家知道，这些年交易部门自身膨胀很厉害，有可能就与脱离实体经济有关。

　　从价格发现角度来说，按照有效市场假设，金融市场只要是充分竞争，总能发现合理的价格。但事实情况也往往有悖论，例如，一个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所涉及的实体经济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却在金融市场上出现高频率的大起大落。究竟什么样的价格水平是合理的？如果说波峰时的价格是合理的，说明前几天在波谷时市场未正确发现价格；反之，如果说波谷时的价格是合理的，说明前几天在波峰时市场未正确发现价格。可见，虽然价格发现是个重要功能，但不宜脱离实体经济去鼓吹，从明斯基假设出发，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并不那么健全。

　　为此，要防止风险管理与价格发现变成市场过度投机和产生过度波动的借口，需要大致划一个界限。所有这些工作都联系到监管，通过加强监管来限制金融市场中可能发生不良现象，同时支持金融市场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若干要点，有很多认识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从而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坚实基础厘清思路。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说，除了刚才提到的关于社会融资总规模概念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还有很多方面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开展更多的工作，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努力做好明年的金融工作。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1年12月15日在《财经》年会上的讲话整理，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