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犯险自救怪招迭出 告沪工商咬出央视记者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1-06 23:05 来源: 华夏时报本报记者 张汉澍 王先知 上海、北京报道
谁都没有想到,深陷舆论讨伐漩涡的达芬奇能在2012年元旦前后先后对准上海市工商局(微博)和央视开炮。
年前,在上海市工商局对达芬奇开出一纸133.42万元的罚单后,达芬奇表示,不服该局的处罚决定,并表示将对其提起行政诉讼。
年后,《新世纪》周刊在今年第一期刊发了《达芬奇案中案》系列文章。文中,达芬奇揭露了央视记者故意编发虚假报道,牟取巨额非法利益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
达芬奇为什么选择几乎同时与行政机关和央视“作对”?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达芬奇此举是在走一招险棋,目的是为了翻案,以便于为其重生消除负面影响。事实上,达芬奇最近正在上海等地开新店。
但达芬奇真能东山再起吗?
叫板上海市工商局
2011年12月23日,上海市工商局通过其官方微博(http://weibo.com)表示,已向达芬奇家居(微博)股份有限公司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达芬奇经销的“卡布丽缇”家具未配有中文说明书、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以及部分产品经检测有部分指标不合格的行为,决定没收不合格的产品,并处133.42万元罚款;对该公司所售产品的标签笼统不规范行为,责令改正;根据《广告法》有关规定,对该公司网页广告宣传上使用了“亚洲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等顶级化语言的不规范行为,责令停止发布、予以更正。
当日晚,达芬奇在其官方微博上反击表示:“不服上海市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达芬奇将依法对该局提起行政诉讼,追究该局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
随后,达芬奇又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发了《达芬奇不服上海工商行政处罚的公开声明》。
对于工商局指认其“未配有中文说明书”的行为,达芬奇在声明中辩解称,因为产品说明书过去常常被顾客随手丢弃,所以才逐渐忽视了中文产品说明书的配备。
达芬奇还质疑上海工商局对其七件“卡布丽缇”品牌家具做出的“漆膜耐香烟灼烧”指标检测程序不合法。达芬奇的理由是,上述检测过程应需要7天时间,但上海工商局只花了4天时间,由于检测时间缩短了,达芬奇认为上海工商局有意迎合公众心理。
另外,达芬奇称,工商部门判定达芬奇被抽检产品不合格的依据是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324-2008),该标准非国家强制性标准,而是推荐性标准,因此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不过,在上海市家具检测中心的一位业内人士看来,在检测中采用推荐标准是符合规定的,目前很多行业在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都采用推荐标准,推荐标准在一定时期后往往会转化成强制标准,在业内一般称为准强制标准。
而上海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处处长郑宏则表示:“认定当事人产品质量不合格,既不是仅以国家推荐性标准作为判定依据,也不是单纯以缺乏产品使用说明为由,而是基于这两项违法事实做出的综合认定。”
“产品质量合不合格,不是达芬奇公司自己可以解释的。对于达芬奇公司提出的行政诉讼,我们将依法应诉。”12月27日,上海市工商局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除了要状告上海市工商局,达芬奇还指责前者的下属单位长宁区工商分局以“行政指导”之名,行“行政命令”之实,勒令某公司不得向达芬奇出租场地,致使达芬奇不得不取消2011年展会,由此造成达芬奇上亿元的货品积压。
对此,上海市工商局微博管理者老徐在其微博上回应称:“达芬奇的逻辑十分有趣。”
曝出央视记者受贿案
就在人们尚未从达芬奇上述举动带来的惊愕中回过神来的时候,达芬奇又向《新世纪》周刊曝光了央视记者李文学及《京华时报(微博)》总经理崔斌等人受贿的经过。报道称,达芬奇方面曾通过中间人给过李文学100万元。
李文学是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微博)》的记者,其去年7月份调查的两期节目《达芬奇密码》曝出达芬奇家居代理的进口意大利家具出自中国工厂,使达芬奇家居陷入“造假门”风波。
2012年1月5日,达芬奇执行董事黄志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视有关达芬奇的报道绝大部分不符合事实,他们是设定一个结论,然后找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材料去印证,而且报道中的许多证据都是伪造的。达芬奇的问题主要是广告用语不规范。
黄志新向本报记者介绍,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达芬奇之后,当时有人说他们同该栏目很熟悉,是崔斌把李文学拉出来的,崔斌的身份就是《京华时报》的总经理。“李文学本人通过崔斌拉的线,一共同我们总裁见了五次面,我们都有证据。”黄志新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对方不开口要钱,达芬奇并不知道李文学这个人。在曝光之前,达芬奇并没见过李文学。
问题是,既然央视的报道已经播出,达芬奇为什么还会给崔斌、李文学等人钱?黄志新说,央视2011年7月份对达芬奇的曝光完全不是事实,那是李文学造假造出来的,达芬奇之所以在曝光后同崔斌、李文学接触,主要是为了能见到央视的领导来澄清此事。
不过,到目前为止,达芬奇并没有见到央视更高层的领导,期间只是见了《每周质量报告》的制片人吴光秋一面,而吴本人并没有听达芬奇有关虚假报道的解释,只是表示做企业要好好经营之类。
2011年7月13日,达芬奇召开记者招待会,但其解释没有说服记者;随后的7月22日,达芬奇发布了62页的公开信,澄清相关问题,以期证明央视7月份的报道是失实报道。
黄志新告诉本报记者,这之后,李文学就向达芬奇总裁潘庄秀华反映,央视相关领导对此很不高兴,要求达芬奇把这封公开信从官方网站撤下来。一直到去年8月底,达芬奇把所有的材料统一起来,就认定李文学和达芬奇原来的客户唐英串联起来,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了报道。所以,2011年11月中旬,达芬奇开始了反击,向央视纪委反映李文学敲诈的事情。央视纪委对于此事很重视,让达芬奇方面补充有关材料,也来到达芬奇北京展厅核实事实。央视纪委在元旦前联系过达芬奇的律师,由于这位律师出国旅游去了,当时没有联系上。到目前为止,央视纪委并没有联系达芬奇,纪委说有相关进展会主动联系达芬奇。
2012年1月2日,本报记者收到来自达芬奇家居的一封邮件,记录了潘庄秀华与李文学、崔斌三人之间的一场对话实录,材料中既有文字记录,也有音频。不过,仅凭此实录无法断定李、崔二人受贿事实成立。
《新世纪》周刊报道《达芬奇案中案》刊发后,李文学发表声明对达芬奇的指控进行了否认,并称其对已播节目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与他人勾结、陷害达芬奇家居的行为。”他在声明中表示,潘庄秀华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妄称给其100万元,完全是诬陷和诽谤,他正在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此外,潘庄秀华称向有关公司支付所谓公关费用与他也无关。
对于李文学是否收了达芬奇100万元的事情,崔斌也坚称绝无此事。他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强调,他和赫立传媒曾合伙做这个项目,这100万元是通过相关人的香港户头打回赫立传媒的账上,属于公关合同收费,因为合同里有一条,300万元合同金额中未包括约见媒体负责人的费用。
但截至本报记者截稿,李文学、崔斌均不接听记者电话。
东山再起还缺点啥
本报记者整理达芬奇造假事件发生以来的相关新闻信息发现,自去年7月份被央视曝光后,达芬奇先后关闭了昆明、杭州、广州的多家门店,包括总部旗舰店在内的上海4家门店也都关门停业整顿。但在短暂消停过后,达芬奇的诸多门店又再次开门迎客。
在经历了6个月的涉嫌造假风波后,在毗邻五星级希尔顿酒店的上海最繁华路段——华山路328号上,达芬奇用奢华新店的开张,表明了其东山再起的野心。但是在这栋装修极尽奢华的4层楼高的建筑里,本报记者看到的顾客人数只有3人,对比毗邻商家的火热,达芬奇可谓门庭冷落。
就在筹备开新店的前后一段时间,达芬奇开始了一连串的“绝地大反击”。
达芬奇曾经信誓旦旦发布的《致消费者的公开道歉信》如今已在其官方微博上删除,其中提到的“本公司虚心接受政府部门、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更是无从谈起。除了此次指控央视的报道为虚假报道之外,近几个月来,被达芬奇指为虚假报道的媒体还包括上海《东方早报(微博)》和广东卫视(微博)。去年9月,达芬奇在其官方微博中发布了关于《东方早报》报道不实的严正声明,重申“一日游”并非欺诈,而是报关模式不同。11月,达芬奇又在官方微博上表示要追责广东卫视“虚假新闻诬陷”的法律责任,并要求对方公开道歉。
达芬奇的反击能达到目的吗?正略钧策咨询顾问杨建欣认为不能:“如今外界把欺诈和达芬奇的品牌符号画上了等号,达芬奇品牌沦为了一个笑柄,这样的品牌已经没有复兴的根基和意义了。不得不佩服达芬奇的企业危机公关,真的是手法繁多,不过一家企业一旦丢失了诚信,这些公关手法还有没有作用?”杨建欣说,国外不是没有品牌复兴的成功案例,但其前提条件都是无心之失,或是因为自身的技术、管理原因造成的问题,一旦触及到社会公众的道德底线,那么如何改弦更张也都将于事无补。
“如今的消费者不是靠几滴眼泪、几个炒作花絮能轻易打动的。人们更看重的是达芬奇是不是负责任的企业,比如是否有合理的赔付解决方案。”杨建欣说。
但据相关统计,自去年7月以来全国有超过100名消费者向达芬奇提出索赔,而这100名消费者平均在达芬奇的购买值都在100万元以上,如果根据达芬奇此前向外承诺的“假一赔十”,那意味着达芬奇将面临10亿元以上的索赔。
不过达芬奇现今只抛出一个所谓“1.2亿元解决消费者疑问的付款明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赵皎黎介绍,这个1.2亿元其实是达芬奇的对外赔款清单,此前达芬奇将这份清单交给上海市消保委,但由于信息极不透明,外界根本无法核实真实的赔付状况。
“他们提供的只是一份简单的名单,上面有很多张小姐、李先生……这样的称呼,没有消费者的地址、电话,我们没办法作出跟踪和调查。达芬奇一直强调自己对消费者的态度非常好,但从媒体曝光到今天,达芬奇一直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赵皎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