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贷比的调整不具有货币政策效应

　　近日，银监会对工、农、中、建等四家大型银行的腕骨(CARPALS)动态风险监管指标进行了一年一度的调整，提高了部分大行的存贷比目标值。在自年初以来信贷增长持续乏力的背景下，上述调整是否会提高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存贷比和存款准备金率是与银行相关的两个常见指标，本质上均是规范银行对所吸收的客户存款的用途的监管手段。简单地说，银行对于所吸收的存款的用途可以分为三个，一是存入中央银行，存放的比率即为存款准备金率，二是留存一部分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应付日常资金需求，三是用于贷款，这部分比率即为存贷比。不难发现，在存款准备金率既定的情况下，对最高存贷比的限制实质上就是对银行留存流动资金最低比例的限制，从银监会的腕骨监管体系的设置中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存贷比是流动性的监管指标之一。

　　然而，此次存贷比的调整之所以引发关注，并不是市场认为银行的流动性状况出现了变化，而是市场认为存贷比的变化可以提高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从而可能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然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是央行而非银监会，是货币政策的执行出现了错位，还是市场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市场将存贷比的变化理解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在“信用创造”理论中，银行体系平均的存贷比是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央行注入金融体系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一轮轮的贷款发放最终会创造出数倍于基础货币的存款。银行体系平均的存贷比越高，则“信用创造”所创造的货币供应量越大。尽管理论中的存贷比和具体单个银行的存贷比监管指标存在差异，但当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保持的存贷比普遍过低时，会导致银行实际所留存的流动资金明显大于银行覆盖流动性风险所需，则存贷比确实会代替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实际约束“信用创造”效果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存贷比便从一个银行流动性监管指标变为了货币政策工具，它的上升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应量的上升。

　　但市场的理解未必是正确的。由于银监会的“腕骨”监管体系是按照“一行一策、一年一定”的原则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此次对部分银行的存贷比目标值的小幅调整，在没有足够的信息披露之前，实际上并不能确认银监会对存贷比要求的调整确实是具有货币政策意图，因为这种调整也完全可能是基于这些银行的特定的流动性及其它状况的变化而做出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信贷宽松的预期，然而自今年1月和2月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量小于市场预期后，又传出消息指3月上半月存款及信贷增长乏力，因此，此次市场对存贷比调整的高度关注实际上还反映了信贷宽松预期持续得不到印证下的一种焦虑情绪。但我们认为，今年以来的这种局面应该并不是由于存贷比抑制银行货币投放所造成的。可以观察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今年以来贷款利率较去年下半年明显松动，如果存贷比确实抑制着银行信贷投放，那么实际上是因为信贷需求的减弱才会导致利率下降。另外，今年以来的存款以及信贷增长乏力很有可能也是去年四季度人民币贬值预期下部分资金流出的后遗症，因为外汇占款下降是基础货币量的下降，会形成一个与“信用创造”相反的过程，累计形成数倍于外汇占款下降的存款的下降。

　　因此，市场对信贷宽松很可能给予了过高的预期，是市场此次对存贷比监管给予了过度关注的原因。但我们也需要指出，尽管存贷比是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状况的监管指标，但由于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货币政策工具，从而形成货币政策执行者的错位，也容易让市场做货币政策效应方面的解读，相关监管部门在运用该指标实施监管时，应注意进行更加及时和详细的信息披露，避免市场形成错误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