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需加速去行政化

　　公众善心如何呵护？慈善诚信如何坚守？慈善行业如何开放？——— 近年来影响中国慈善业形象的事件频发，引发社会对慈善体制改革的思考。

　　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专设“慈善体制改革：透明度、专业化、公信力”分论坛，与会中外嘉宾建言献策，呼吁降低慈善准入门槛，重构社会“慈善诚信”。

　　信息不透明是慈善业遭遇信任危机的根本

　　信息不透明是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的根本。2011年对于中国慈善业来说是“多事之秋”。郭美美炫富等一系列事件，引发公众对公募基金和慈善管理的质疑。

　　这种质疑有行业调查数据为证。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1)》显示，慈善组织透明度现状堪忧。公众给被调查的1000家慈善组织平均打分只有33分(百分制)。

　　对此，论坛嘉宾、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这显示公众权利意识、问责意识与慈善组织的透明度相差甚远。“善款用在哪里，捐赠人一无所知，心里不踏实，捐赠积极性自然就不高。”海口市民顾志斌坦言。“慈善信息公开透明，是化解信任危机，增强社会公信力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强认为，公益慈善组织应做到慈善信息递进式全程公开。

　　然而，公开透明绝非易事。一些与会嘉宾认为，公开透明首先取决于慈善体制的改革，同时也受公众慈善心态的影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显示，将建立和完善以慈善业务年审为主要手段的监管制度，加强对公益慈善类组织的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大活动的监管。“大多数公募慈善组织多少带有行政色彩，或者想强化行政色彩，在信息公开方面缺乏内在压力。”王振耀认为，公开透明事关慈善作为公共服务的体系变革问题，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十分关键。

　　慈善事业需加速“去行政化”

　　一些论坛嘉宾表示，我国每年有近8000万困难群众需要救济，6000万残疾人需要实施救助。“这显示，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慈善事业急需社会信赖和支持。”论坛嘉宾、壹基金前执行主席周惟彦说。

　　单从数量上看，我国专业慈善机构已有数千家，但社会捐赠比例却偏低。《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0年社会捐赠仅占同年GDP的0.26%，不仅低于发达国家2%左右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巴西(0.5%)、印度(0.3%)等发展中大国。“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慈善机构缺乏专业化运作和规范化管理，容易导致慈善捐款滥用等问题，必然挫伤公众的积极性。”论坛嘉宾的观点直击国内慈善业的要害。

　　周惟彦坦言，当前慈善体制存在法规制度不健全、监管缺位等“硬伤”，化解的关键是顺应改革诉求，加快“去行政化”进程。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国内慈善业缺乏专业化水准，一个突出问题是民间慈善组织发育缓慢，这导致公益慈善机构缺乏竞争意识和责任意识。”

　　“欧美国家慈善事业已经做得很大，专业模式也很成型，我们可以借鉴其中一些成功做法，加速慈善事业的‘去行政化’进程。”迟福林说。

　　中环投资集团董事长余竹云在论坛期间还建议，应允许用商业运作方式探索慈善事业的运营，“摆脱窘境的选项很多，关键是积极推动改革。”

　　拆除行业准入门槛让公益慈善“回归社会”

　　“相较于美国十多万个的慈善基金会数量，中国目前2000多个的基金会数量过少，大众捐赠的组织化进程比较复杂。这让一些爱心捐赠缺乏顺畅的渠道。”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在论坛上说。“这个问题正在引起政府的重视。”迟福林说，“十二五”规划提出，未来几年将大力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政府将创造条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着力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这说明慈善体制改革不仅是公众诉求，也符合政府的改革预期。”王振耀指出，目前对于基金会等民间组织设定的准入门槛过高，已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满足公众日益多样化、规模化的公共产品需求，仅靠政府供给不可能，必须培育数量众多的社会组织协助解决。“而真正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仅仅降低门槛还不够。”周惟彦认为，慈善是公益事业，政府部门要做的不仅是“松绑”，还包括各方面的优惠和扶持。

　　王振耀进一步指出，放宽政策限制的同时，完善社会慈善组织法律法规，建立民间组织孵化基地、人才培养机制，这些都需要政府帮扶。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近期表示，民政部正在推广广东经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监管。“根植民间的公众互助意愿是慈善生生不息的动力。”王振耀说，从政府部门的改革意愿看，中国慈善业有望重整旗鼓，在未来几年取得跨越式发展。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