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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污染信息公开须政府和企业敢揭家丑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4-16 15:09 来源: 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在污染信息公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 杜悦英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施开始,即将满4年。 4年来,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公开方式不断创新,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也提高了各级政府的公信力。

  2012年2月20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国务院各部委透明度排在前5位的是商务部、国家人口和计生委、环保部、国家安监总局、交通运输部,环保系统得分颇高。

  敢揭家丑的宁波

  2012年4月6日,全国诸多网站纷纷发布了一条消息,标题多为《宁波海域污染严重》、《宁波9成排污口对海域造成污染》等等。

  仔细看了这些文章内容才知道,这些海域污染严重的信息,是来自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对外发布的《2011年宁波市海洋环境公报》——原来是宁波“自揭家丑”。

  该公报称,2011年宁波市所辖海域劣四类和四类海水水质的面积仍占总海域面积的57.54%和13.79%;甬江主要污染物重量为157699吨,同比2010年增长了19%,10个排污口仅有1个符合标准。

  “国家规定了该公开的,我们就公开。”宁波市环保局宣教信息中心主任谢晓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他所说的“国家规定”,是指原国家环保总局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有17项环境信息必须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环境信息”除外。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施后,中国环境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等环保组织合作开发了“113个环保重点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每年宣布一次结果,宁波连续三年排在第一。

  该指数通过对各地政府的超标违规记录公示、信访投诉案件处理结果公示、依申请公开等8个指标的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和用户友好性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对每座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评价,最后得出细项得分和总体排名。

  2012年1月16日发布的该指数显示,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宁波、深圳、常州、中山和台州。

  宁波连续拔得头筹的原因在于,“超标违规记录公示”和“依申请公开”两项评价指标连续得到满分;“项目审批验收公示”和“信访投诉案件处理结果公示”两项指标,则取得被评价城市的最高分。

  “这有赖于宁波市在这几项工作上起步早、基础比较扎实。”谢晓程介绍说,早在2003年,宁波市环保局网站就开设了“行政处罚”公告栏目,公布内容包括违法企业名称、违法时间、违法事实、违反的法律条款以及环保部门处理意见等,企业环保信用履行情况一清二楚。

  从2007年开始,宁波市环保处罚信息被作为“绿色信贷”内容,提供给了当地金融机构,建立了信息互通机制。

  近年来,宁波市环保局对环境违法行为“持续高压”,对全市8个片区的化工、电镀、印染、造纸、金属冶炼和铸造等重点行业和重点减排工程,开展严厉的督察督办,导致诸多企业的环保薄弱环节提前暴露出来,当地环保网也及时公布有关环境违法信息。

  破冰之旅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08年是“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元年”。

  以北京为例,2010年起该市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开体系,开始环境信息的定期发布。2009年,北京市违规超标信息公示数量为9条;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419条;进入2012年,北京在全国率先试点公布PM2.5监测数据,环境信息发布平台也“与时俱进”地增加了微博(http://weibo.com)。

  “规定要公开的,我们的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就会发布。”北京市环保局宣教处处长王小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2012年3月27日,环保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2011年度报告》正式发布。作为中国环境管理的最高部门,这是该部第四次披露其年度环境信息公开状况。

  该报告显示,2011年环保部政府网站数据中心增加的环境数据,已达到18万多条;而在2010年度,数据中心新增数据为10万条;

  2011年,环保部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34件,行政复议申请111件;而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施行的第一年,上述两项申请的数量分别只有68和2件。

  “在中国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中,环保部门是走得最快的部门之一。”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所长杨素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环保部主动信息公开越来越开放透明;依申请公开方面,公众的知情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环保NGO“自然之友”的公众参与议题负责人常成认为,“但若涉及敏感问题和某些利益相关方,环保部门有时还有点遮遮掩掩”。

  2012年4月5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公布的《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总体现状不容乐观”。

  如何破除“五个不”

  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帅认为,即便是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目前做得最好的城市,比如宁波、北京等,也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仍有五年左右的差距”,“而表现不好的城市,差距要拉大到十年”。

  刘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环境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是“不想公开”,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行政方式,造成官员不愿公开行政管理的某些制度,尤其是操作过程;第二是“不屑公开”;第三是“不愿公开”,一些项目环境信息公开后,不便于引导企业在当地的投资;第四是“不敢公开”,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科技水平欠发达,监测水平较低,一些环境监测数据掌握得并不特别清楚,有些不敢公开;最后是“不会公开”。有些官员担心,某些信息公开之后,可能会暴露一些问题。

  刘帅说,他在多个场合讲过这“五个不”问题,一些业内人士也认同这些看法,却改变甚少,“推进环境信息公开需要加快立法”。

  宁波市环保局谢晓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我们觉得应该向社会公布。企业违了法,相关情况就应该让公众知道;企业也能理解”。

  而这个看法,在诸多地方未必行得通。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副局长徐修春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作为环境信息公开的另一主体,诸多企业的积极性不太高。

  “企业只愿意公开它自己的正面信息,而回避负面信息”,徐修春说。一个不愿具名的、中部某省的地方环保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举例说,“我们也想尽可能地公开环境信息;但如果公布了当地的违规超标排污企业名单,家乡就会因此失去参与评比‘环保城’、‘生态城’等荣誉资格”。

  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的能量也很大”。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共性问题,如:信息公开范围如何理解;依申请公开中,“科研需要”的程度如何界定;公开的形式如何掌握;反复申请如何处理等等。

  这位负责人说,“企业环境信息不公开,往往用商业秘密做挡箭牌”。在地方环保局多位官员看来,由于涉及当地经济利益纠葛,企业环境信息往往是最难攻破的部分。

  天津泰达环保局的经验是,可从辖区企业的总部或客户入手:公司总部如果愿意公开环境信息,可以对各子公司发布统一要求,子公司则会响应总部指令;而供应链上的客户企业,则可以要求其供应商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否则将影响订单。

  徐修春认为,“这为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开辟了两条新渠道”。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天津泰达开发区还有一个鼓励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暂行规定,对连续三年主动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政府财政将给予一次3万元补贴。“3万元从数量上来说不大,但企业关注的是政府给了它这样的资金,总部对其进行业绩考核时,会起到很大作用。”徐修春说。

  “公开的污染物登记制度是国际通行实践”。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中国环境法项目主任白兰认为,对中国公众而言,最重要的是抓紧在中国建立污染物排放制度,“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在污染信息公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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