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个行业估算结果表明中国出口附加值被高估

　　张军 唐东波 詹宇波

　　中国的出口中到底包含多大比例的国内附加值，近年来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出口中的国外成分和国内成分的比例通常可以用非竞争性的投入产出表通过计算垂直专业化份额(VSS 值)而确定。由于中国官方没有编制针对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表，准确估算出口的附加值变得十分困难。本文试图直接使用2008 年的海关贸易数据并通过贸易模式来识别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比例，从而为准确估算出口的国外和国内附加值率提供一个简便的替代方法。

　　本文对115个三位数工业行业的估算结果表明，按各行业出口值为权重计算的加工贸易整体的附加值率约为44%，而一般贸易的国内附加值率则高达90%以上。出口扩张最快的技术复杂行业，其国内附加值率均小于50%。因此，中国出口技术复杂产品的现象可由加工贸易的扩张来解释。这意味着，中国出口越来越复杂的产品还只是中国加深参与全球垂直分工的结果。

　　一、新的计算方法

　　这些年来，全球贸易统计所显示的双边和地区贸易余额的“不平衡”成为经济学家、政府和政府间组织高度关注并积极讨论的重要问题。中美之间不断加深的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是否被操纵的问题更是备受瞩目。在中国国内，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及欧盟的经济衰退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减轻并最终摆脱对出口的依赖，毫无疑问已成为经济学家必须做出回答的重要问题。

　　可是，无论是全球贸易(特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解决，还是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依赖向国内市场的转变，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朗，争论犹在。“出口附加值”的概念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全球化不断加深和全球生产链(global production chain， GPC)在国家间重新分解的趋势下，传统的建立在出口总值的跨国分配之上的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逐步失去指导意义，重要的是出口附加值在全球的分配和各国垂直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贸易不再是物品的贸易(trade in goods)，而是附加值的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

　　出口总值与出口附加值的区别可以用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为例得到很好的说明。2010年12月15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Andrew Batson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援引了Y. Xing 和 N. Detert 为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提交的一个报告，题目是“iPhone 如何夸大了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报告认为，全球化时代，贸易统计有一个误导的地方，那就是不论产品在哪设计、核心元件的生产在哪，都是在产品最后组装的地方出口的。中国虽然不提供iPhone的设计和核心元件的生产，但是iPhone最后是在中国组装并出口到美国的，因此美国海关在进行贸易统计时，将其记为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但事实是，中国仅仅负责组装iPhone的元件，而核心元件和设计都是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引进。一部iPhone手机的批发价为178.96美元，而从附加值来看，中国仅占3.6%(6.5美元)。2009年美国iPhone 销量为1130万部，中国对美的iPhone出口为20.2亿美元。而按照出口的附加值来计算，则仅为7350万美元。倘若算上为组装iPhone而从美国引进的零部件进口额(1.215亿美元)，在iPhone这一产品上美国对中国反而会出现481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显然，出口总值这个统计高估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的程度。

　　把注意力从出口总值转向出口附加值不仅仅会改变我们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形成和性质的看法，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模式、中国参与全球生产链的阶段和产业升级的机制等很多问题的认识。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性经历了明显的升级过程，但这并不足以支持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获得同步上升的肯定结论。这是因为，出口的技术含量和复杂性的提高可以是加工出口占比的提高造成的。例如，Yao(2009)以及Amiti and Freund(2010)都曾指出，中国出口行业技能密度的提高主要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出口中来料加工出口的占比过高这一事实，Rodrik 在观察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含量变化时使用的所谓技术复杂性指数肯定高估了中国实际的出口附加值率。考虑到加工贸易在中国的流行，Lemoine and Unal-Kesenci(2004)及Steinfeld(2004)都倾向于认为，其实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相对较“浅”。

　　很显然，一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以及产业升级的进程均应该根据该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相对位置和贡献额的变化来加以度量，而不应该仅仅观察出口产品的结构和复杂性。可是，在贸易统计上，与出口总值相比，出口的附加值并不易获得，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在全球开发出一个可以反映全球生产链分配的跨国的投入产出表，而且在现有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上，要在一国的出口总值中剔除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并不容易。在缺乏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前提下，一些研究开始对单个国家或者单个产品的出口进行附加值的估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中国的出口附加值的估计成为最近几年的一个热点。

　　在最近的研究文献里，出口附加值的估算一般采用 Hummels et al. (2001)利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发展起来的估算“垂直专业化份额”(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 VSS) 的思想和方法。该方法是用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价值相对于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的。根据这一定义，出口的本土附加值率就是1减去垂直专业化份额(1-VSS)。垂直专业化这个概念的确能更好地描述全球生产链在国家间的分配状况，而且最近20年来世界贸易的高速增长就源于这种垂直的分工不断加深的过程(Feenstra，1998；Yi，2003;Grossman and Helpman， 2002， 2005)。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流量的扩张和贸易模式的最显著变化就是通过加工贸易不断参与全球生产体系。1981年中国的加工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例仅4.82%，1999年上升为56.88%，随后的大部分时期仍保持在50%以上，而加工贸易正是一种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高度一致的具体贸易模式。因此，本文在估算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时也遵循度量垂直专业化份额的这个思路与方法。

　　由于中国的加工出口占比较大并且现有的投入产出表的信息未能反映加工出口这一特征，因此直接使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并运用Hummels et al. (2001)的方法必然低估出口行业的垂直专业化份额或高估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更好地考虑到加工出口占比较高这一事实，我们估算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时不再使用投入产出表，而是利用2008年中国海关提供的HS编码的进出口商品及其贸易模式的数据。

　　这一数据的优点是可以把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加以识别。然后我们利用有关的方法把商品贸易数据与三位数编码的行业数据进行匹配从而估算出行业的垂直专业化份额或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二、估算结果

　　根据估算结果，我们有以下发现。

　　首先，按照上述VSS的计算方法，由行业加权的2008年中国出口的整体垂直专业化份额(VSS值)为32.22%，即国内附加值比例为67.78%。出于对照的目的，我们姑且把WTO和日本IDE-JETRO对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的VSS值的估算结果作为参考。在2011年出版的WTO和日本IDE-JETRO合作研究的报告中，研究者根据日本IDE-JETRO编制的涵盖9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印尼、韩国、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亚洲投入产出报表(AIO)2008 年的数据，估算出的9个经济体贸易加权的VSS值为28%。其中新加坡2008年的VSS值为58%，中国台湾为47%，韩国37%，泰国约为35%。而对于中国大陆，报告说，由于AIO 数据库没有特别处理中国大陆的加工出口问题，该研究低估了中国大陆2008年的VSS值。报告在考虑到加工贸易的较高份额而对中国大陆的数据做了调整之后，中国大陆的VSS 值从19.7%被提高到了37%，即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份额从80.3%下降至63%。

　　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日本2008年的VSS 值很接近，大约为15%左右(IDE-JETRO and WTO， 2011， p. 98-99)。这说明，相对于发达的工业化经济而言，新兴工业化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出口附加值率总体而言均相对较低。

　　其次，我们发现，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的行业，其垂直专业化份额(从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要显著高于(低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中，家用视听设备制造、电机和电子器件制造以及通讯设备等行业的垂直专业化份额最高，对应的行业VSS 值分别达到54.01%、53.26%和53.14%。换言之，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出口品生产比国内的其他行业使用了更多的进口中间品，从而国内的附加值率相对较低。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的技术复杂产品的出口快于技术简单的产品出口，但这些技术复杂的出口品中所包含的国外成分却远远高于后者。这意味着，中国出口越来越复杂的产品还只是中国参与越来越专业的垂直分工的结果。

　　第三，从贸易模式来看，加工贸易的垂直专业化份额普遍高于一般贸易。例如，虽然人造板制造行业和木制品制造行业的整体国外附加值比例VSSa值分别为15.55%和19%，但其中的加工贸易VSSp值则高达74%。我们的这个估算结果从绝对数值上来看要低于Koopman et al. (2008)针对2002年和2006年的估算值。当然，本文估算方法与 KWW 的方法是不同的，直接做出跨年度的比照有欠妥当，但这足以说明，一般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远远高于加工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也可以这么说，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偏低是导致近中国制造业部门整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偏高的主要原因。另外，按各行业出口值为权重计算的加工贸易整体VSS 值为55.62%，而一般贸易的这一数值仅有8.06%。两者巨大的差距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主要是依赖加工贸易而参与到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中去的。

　　最后，在115个三位数行业中，垂直专业化份额高于全行业均值的有31个，其出口值占全部出口总额的35.47%。这当中有13个行业的垂直专业化份额高于50%，且多集中于资本密集或技术复杂的行业，这也是中国出口扩张最快的行业。此类行业对应的出口比例约占到VSS 值排在前31位所有行业出口总额的54.73%，在总出口额中的占比也达到了五分之一。VSS 值低于10%的行业共有42个，大多集中于技术简单或劳动密集的行业，其对应的出口值仅占当年出口总规模的32.12%。此外，VSS值最低的10个行业，出口总值仅占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的4.88%。这意味着，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垂直专业化的分工模式，这种模式为发挥国内的比较优势提供了机遇。

　　我们想指出的是，对115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率的估算是一项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它对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模式转变、出口扩张、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甚至对认识中国的产业升级均有重要价值。众所周知，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几乎全部由加工贸易所创造。而本文的估算表明，加工贸易的附加值又非常低，所以，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应该由加工贸易的数量扩张(而不是它的单位附加值)来解释。的确，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在华外商投资(FDI)和加工贸易的主导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模式。这个模式使得中国迅速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中并获得了巨大的垂直分工的利益。只是我们不太清楚的是，这个模式对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的产业升级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

　　(张军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东波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詹宇波系上海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本文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英文期刊《China and World Economy》2012年1月-2月号，英文标题为：The Foreign Value Added in China's Manufactured Exports: An Estimate Using Trade Data and Implication for China's Trade Imbalance。此次为中文版首发。黑体部分为编者所加。未刊登原文相关文献的评述，出口的附加值率估算——方法、数据与结果，注释，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