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小额信贷陷入困境 农民的Facebook死了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冯叶

　　◤在商业型小额信贷公司出现爆发式发展时，公益型小额信贷机构却举步维艰，既突破不了政策法规的桎梏，也难以找到可以持续的商业模式

　　五一假期刚过，陈凯峰收到一个坏消息，“我开网”即将停运。

　　我开网是一家帮助中国贫困人口的国际小额信贷机构。5年前由两位美国女孩魏可欣和孟康妮创办，并搭建了一个类似Facebook社交网络的P2P小额贷款网络平台(person to person，个人对个人)。

　　陈凯峰也被P2P公益小额信贷的理念所吸引，加入并成为我开网上海分会副会长。“我加入的理由很简单：那么多外国人在帮助中国边远地区的穷人，为什么中国人不帮中国人？”

　　我开网的进展曾一度令人鼓舞，至今为止，已为近千名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中国贫困农牧民提供超过50万美金的贷款，帮助他们创造改变贫穷命运的机会。不少借鉴我开网经验的P2P商业信贷网站，也在中国取得突破性发展。

　　但是，2012年5月2日，我开网官网突然宣布停运，因为募资困难。

　　事实上，我开网的生存困境，只是公益型小额贷款机构在中国步履蹒跚的典型样本。在商业型小额信贷公司出现爆发式发展的大好局面时，公益型小额信贷机构却遭遇困境。

　　“农民的Facebook”

　　“他们拿到贷款后第一次做小生意，刚开始才几千，后来就变成几万了，确实能看出变化，生意越做越大，生活也越来越好。”

　　赵秀芹是内蒙古赤峰大板镇百兴嘎查(村)一名牧民，也是一名受益于小额信贷的老客户。赵和老伴在当地做农机修理生意，急需一台砂轮机，在我开网提交申请人情况和贷款需求后，几名资助人关注了赵的信息。

　　不久，赵秀芹就从我开网获得4000元小额贷款，买了一台砂轮机。

　　“在小额信贷连续几年的帮助下，修理部生意越做越好，已经能够负担我们老两口的生活开支。”赵秀芹说。

　　像赵秀芹这样原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年间通过不断向“我开”贷款而改变生活面貌的小额业主有961名。由于贷款数额极低和缺乏抵押物资，我开网可能是他们借得到钱的唯一希望。

　　2007年，受到“穷人银行家”之称的尤努斯启发，两位美国女孩魏可欣和孟康妮，在中国创办一家小额信贷机构“我开网”，希望能成为一家贷款给贫困农民的“穷人银行”。

　　两位美国女孩采用的方法与尤努斯略有不同——把互联网的社交网络理念引入小额贷款模式并加以创新。其终极目标是让“我开网”能成为真正的贷款者与借贷人之间直接交流的网络社区，可以像Facebook或者Twitter一样，给双方带来意想不到的作用。也有人因此把社交网络结合小额信贷的模式称为“农民的Facebook”。

　　不过目前这还只是个梦想。因为贫困农民无法上网，“我开网”具体运营模式是：地区合作机构(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和内蒙古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对当地需要贷款的贫困农牧民进行评估，并筛选贷款申请者，在我开网站上公布他们的信息，看到信息的资助人选择申请者并捐献无抵押贷款。

　　虽然是捐献，但是这些给农民做小生意的钱并不是免费赠送的。贷款要每个月分期偿还，在一年左右还清，一旦一笔贷款收回则立即拿去帮助另一个需求者。

　　陈凯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开网的小额贷款是健康的，贷款大多能收回来，坏账少于2%，循环非常良好。”

　　杨高是我开网的捐赠人。这位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工程师，在2008年从全美公共广播(NPR)无意中听到一则关于“我开”的新闻之后，前后用信用卡支付了300美金，帮助了十几个中国农民。

　　杨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开”最吸引他的地方是“自己的钱可以直接落实到受益人手里，如果通过民政渠道走的话，一层一层剥削，到最后拿到手里的不知道还有多少”。

　　让杨高感到兴奋的是，不少贫困农民确实改变了命运，“他们拿到贷款后第一次做小生意，刚开始才几千，后来就变成几万了，确实能看出变化，生意越做越大，生活也越来越好。”

　　现在，虽然我开网停运，但其创始人魏可欣承诺：截止到目前所捐助的贷款本金，继续帮助四川和内蒙古的小额信贷客户。

　　不可持续的生意

　　贷帮网CEO尹飞说，“通过大众募集捐款的方式来支持公益小额信贷，其运营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

　　很黑色幽默的是，我开网小贷帮助农民走出贫困命运的同时，自身却陷入停运困境的命运。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募资困难成了我开网运营维艰的最大障碍，陷入断粮困境。

　　我开网之前99%的资金均来自美国和香港。与孟加拉等南亚国家民众认可小额信贷相反，在美国，小额信贷的慈善性质并未广泛认可。对他们来说，信贷是获利的商业，因此他们很难理解我开网的捐助模式。

　　此外，外国公民对中国贫困人口的状况缺乏了解——中国仍有2亿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数量。而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强劲增长，也让许多外国人拒绝再向中国捐款。

　　我开网也把募资转向国内，并于2011年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取得公募资格，在中国接受人民币捐款。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一位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我们给我开网提供了一个公募平台，开了一个支付宝的账号，并设了一个我开专项基金。”

　　但我开网从国内募集的资金仍然少得可怜。人口基金会上述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募款非常少，全部数据要结完账才能知道，目前给了仪陇县是4800元。”

　　正因如此，我开网5年下来募资成本高昂。不仅要举办各项活动为外国公民讲解项目，还要负担美国和国内的机构运营支出，承担网络系统的开发和维护。

　　另一方面，我开网也缺乏明确的商业模式来产生足够的利润，以维持各种运营开支。比如，贷款人支付的利息以及捐款人赞助的活动经费，大多留给了四川和内蒙古的两家合作机构。

　　“作为合作机构，我开网做得非常好，但是做得很艰难。”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秘书长高向军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道，扶贫的小额信贷成本非常高。

　　除服务成本外，小贷机构还要承担服务对象的风险成本，贷款收取的利息仅够勉强维持生存，更不用提盈利了。高向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贫困农民完全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游离状态，一旦宏观经济发生改变，最先倒下的就是他们。”

　　拮据的状况，让我开网不得不一再压缩人工支出。陈凯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开能维持到现在的原因是全球17个分会的志愿者队伍都不拿工资，为了那份热情。”前CEO魏可欣一共募集到65万美金，也没有任何工资。虽然按照美国职业筹款人的规定，10%-15%的佣金是合法所得。

　　与我开同时申请公募资格的贷帮网CEO尹飞表示，“我开网对中国农村建设作出的贡献值得肯定，我开的表面原因是资金募集不够，但原因是深层次的。虽然它拿到了公募资格，但是通过大众募集捐款的方式来支持公益小额信贷，其运营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

　　未知的未来

　　为解决公益小贷机构募资难的问题，白澄宇呼吁政府成立批发基金。

　　一群志愿者仍在寻找我开网项目持续下去的机会。陈凯峰就表示：“我开上海分会暂时还不受影响，我们在寻找‘我开’继续办下去的可能性。”

　　但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公益型小额信贷机构(包括NGO)已经从2003年鼎盛时期的三百多家萎缩到目前不足一百家，而且仍有进一步萎缩趋势。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对南方周末记者指出：“中国小额信贷之所以发展缓慢主要就是政策上有许多瓶颈解决不了。比如说：金融政策没有放开市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杠杆受限制，小贷公司从银行融资的资金成本非常高等等。此外，中国现在整个金融市场是这些低收入贫困人口缺少金融服务，中小企业也缺少金融服务。”

　　小贷机构不能吸储，这也是造成小贷机构募资困难的重要原因。白澄宇呼吁政府能重视小额信贷，他建议道：“首先，政府要制定有效的符合小贷机构发展的金融政策，给他们发展的前途，条件成熟时改制为小贷公司或村镇银行；其次，国家应采取实质性政策，要求有关银行必须提供扶贫的小额信贷资金，如果银行做不了，可以委托这些真正做小额信贷的机构去投放。”

　　为解决公益小贷机构募资难的问题，白澄宇呼吁政府成立批发基金，“我们现在致力于促成中国真正的公益小额信贷的批发基金项目。希望政府能建立一个专门针对贫困弱势群体的批发基金，只要符合筛选条件的小贷机构都可以申请批发基金，用于小额信贷。”

　　一位志愿者不无伤感地在我开网微博(http://weibo.com)留言：“看到我开关闭了，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时刻，但我开的理念已经在中国扎根，消除贫困的梦想，还会激励更多人坚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