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本报记者 陈湘鹏 北京报道

　　 有人受不了经济学家，就出了一副对联：“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这样描述确有五分传神，但经济学不是占卜术，它不能为大家解决许多实用性问题，而以这门学科之复杂，还远未达到它的成熟时期。对联用来针砭中国经济学家故弄玄虚的姿态，倒符合实际。这么多年来，人们听说着、辩论着汇率问题，可是绝大多数人是一头雾水，经济学家们从来没有清晰地告诉人们，“汇率该升还是降”是怎么一回事。

　　 “经济笔记”博主、《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专栏作者郭凯在他的新书《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里，用浅显的语言讲透了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经济学。比如春运火车票可不可以涨，房价怎么会那么高，税收能不能降，中国跟美国掐汇率对个人有什么影响等，引起读者关注。

　　 上周，郭凯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专访，讲述了他如何酝酿王二这个替身。

　　 “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头发也许开始有点稀疏，衣服毫不鲜亮，身体微微发福……总之，一个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的人。”郭凯说。在经济学里，这样的一个人用术语说就是“代表性主体”。一个越普通的角色，越能透彻理解经济学模型。

　　 王二有时化身为佃农，有时是进城的打工仔，有时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或小企业老板，他买火车票、卖粮、买地、盖房子、装修、记账、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在普通的行为里，他连通了整幅经济图景，呈现出一件事如何与国家发生关系，国家做的一件事又如何扰动私人生活，以及货币或汇率战争对他来说，到底有几毛钱关系。

　　 《华夏时报》：是什么促使你从博客转向《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的写作？

　　 郭凯：这是我的第二本书，之前我还有一本书，在那本书之前我有一个博客，可能很多人看过那个博客。写博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锻炼，第一，它可以锻炼我坚强的心，被人骂，拍板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认识好多朋友，写的过程中《新京报》有一个记者叫崔宇，他当时说“你给我写稿吧”。我写一次被毙一次，写一次毙一次，我的文章不符合《新京报》的要求。后来崔宇跳槽到了《华尔街日报》，他说，“你再写吧，《华尔街日报》不会毙你的文章了。”

　　 《华夏时报》：要把经济学写得浅显，你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郭凯：《华尔街日报》是个很好的报纸。给这个专栏写文章很有压力。我写了几篇之后怎么写都写不出感觉，主要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天天上网，看中文网站特别纠结，那些经济学家和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天天讲很诡异的话，网上愤怒的青年到处骂人，你看到就觉得揪心。我们怎么跟这帮人解释呢，怎么跟他们对话呢？我就想着讲故事吧，故事简单，讲一个故事把事情说清楚了，总有一些人能看懂。

　　 《华夏时报》：你想要澄清的经济学误解是什么？

　　 郭凯：我写文章很大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一些误解，经济学有很多事情挺容易产生误解的。比如我们特别关心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有人反对人民币升值，反对升值很简单的理由是，你看我们国家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核算成人民币是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升值到1∶5了，1美元兑5人民币的话，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原来值20万亿人民币缩水到只值15万亿人民币，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损失，为这条我们就不应该升值，升值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弄损失了，把钱送给美国人了。我觉得这事怎么那么牛，我们升值怎么变成给美国人送钱了。

　　 我把这样的逻辑换了一个故事说一下，说王二卖粮，原来国家收购两毛钱一斤，卖了粮食手上有一万块钱，第二年国家宣布粮价提到五毛钱一斤了，这对王二是好事坏事？王二觉得这是坏事，为什么？因为原来他有一万块钱，如果两万斤粮食一万块钱对应是五万斤粮食，现在收购价是五毛钱，手上有五万块钱对应成粮食只有两万斤粮食了，所以一万块钱人民币的储蓄缩水了，因为粮价上升手上的钱不值钱了。

　　 一个卖粮的人当然希望粮价涨，不能拿手上有多少人民币说粮价涨了对自己是坏事，我们是印人民币的，我们不是印美元的，人民币涨是我们的钱更值钱了，对于外币而言，这是第一阶段的结果，所以你不能简单以我们外汇储备或者缩水来判断我们会损失。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经济学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郭凯：确实有些事情在经济学之外。比如，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巴西那么恨我们，他们经济这两年很好，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原因，我们去买它的大豆、买它的铁矿石、买它的油、买它的纸浆。所以它的出口特别好，国内经济特别繁荣。

　　 我去了之后见了好多人才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巨大进口，使得他们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有一些人在这过程中特别不适应，他们没法适应这种快速的变化。尽管这个国家整体上是受益的，但是中国给人家带来的变化，我们适应，别人不适应。这事对我启发特别大，并不是对别人好就一定是好事，别人如果不适应这件事一样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