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人口负债？

　　刘云龙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持续至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全球将融资目标一起聚焦在中国身上。于是，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向全球融资”的格局陡然改变，外国直接投资（FDI）让位于中国海外投资（ODI），资本形成、资本积累，让位于资本输出、资本扩张。

　　 “全球向中国融资”，是全球发展给中国伟大复兴提供的又一个百年难遇的历史性机遇，正当其时，正中下怀：一是可以将人口红利的“堰塞湖”转换成抗旱救灾的“蓄水池”，实现调峰度夏的需要；二是可以将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释放，通过跨时和跨境套利来实现风险对冲；三是可以将开放经济、人口负债条件下资本形成的压力，在全球范围内释放。

　　2035年的中国

　　 中国要把握住这次历史性机遇，其复杂性和难度丝毫不亚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应对人口负债、开放经济、“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冲击。笔者个人有如下建议：

　　 第一，到203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全球养老金大国。

　　 根据笔者预测，到2035年我国养老金总资产将达到79万亿元。

　　 届时我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养老金市场，资产规模仅次于美国。我国养老金资产占GDP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0%左右提高到2030年的51.2%，随后小幅下降到2035年的47.3%左右。

　　 79万亿元的养老金资产积累，主要不是依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第一支柱来完成，第二支柱即以企业年金制度为代表的补充养老保险成为了主角和主力。从三大支柱承担的养老金资产积累压力来讲，它已经从2011年的10:1:1，下降到2035年的33:44:1。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即国家财政支付）要承担5倍的压力，到2035年只要承担0.75倍的压力。可见，通过企业和个人分担养老责任，国家反而减轻了财政压力，避免了“高福利陷阱”。

　　 根据测算，假设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从65岁开始养老金领取一直到80岁（即领取期为15年），那么城镇居民每人每年可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大约为3.9万元，农村居民每人每年可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仅为4500元。这样，79万亿元的养老金资产，从总量上看它十分庞大，但是从人均数额来看仍然十分小。

　　 第二，到203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2035年我国养老金资产规模预计为79万亿元人民币，按照3∶1的比率计算，我国保险资产规模应为26万亿元人民币，以养老金和保险资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总量将达到105万亿元人民币。按照1∶2的比率预计，我国长期资金所对应的股市和债市的融资规模到2035年将达到210万亿元人民币。它意味着到2035年我国股市和债市融资规模至少要比2011年扩大5倍。

　　 养老金投资不但可以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推动金融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变迁，推动我国成为全球金融大国；而且，用养老金发展、养老金投资，来奠基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实现跨境和跨时的多重套利，可以避免“老龄化陷阱”。

　　 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是指：吸引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欧美日等人口红利大国、资源大国、技术大国的优质企业来华上市，把我国的人口红利、养老金红利，转换成强大的资本购买力，推动我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届时，我国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用人民币、用养老金，购买到全球最有价值、最具稀缺性、最有成长性的金融资产。当我国进入人口负债期时，政府和居民可以通过持有金融资产来分享全球发展红利。资本市场国际化是连接人口红利、养老金红利、资本红利的桥梁，是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分散老龄化风险的战略举措。

　　应对人口负债带来的冲击

　　 根据我国人口学家的研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发达国家的2倍，老龄化程度从10%到20%，中国将只用20年，而美国是57年，德国是61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时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发达国家在1.5万美元左右。

　　 发达国家在遭遇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资本存量相对丰富，结果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升级。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出现“未富先老”的特点：“先老”导致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未富”导致生产结构对劳动力使用的继续依赖，可能的结果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相对比较优势减弱。目前，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刘易斯拐点”现象，已经隐含了我国相对比较优势地位的逐步衰减。

　　 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人口红利期，往往可以带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可喜局面，经济保持高增长；在人口负债期，通常会出现投资、消费、出口、储蓄下滑的不利局面，经济增速会降下来。

　　 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的测算显示：过去20多年间，人口红利为我国GDP增速做出了25%左右的正贡献；2020年前后，人口红利的贡献将由正转负；2030年以后，人口负债将带来25%左右的负贡献。

　　 同时，人口老龄化还会对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保险带来直接的打击，因为它直接导致老人赡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加重，从而加大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压力。从我国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比率来看：1980年为13∶1，1990年为10∶1，2010年为5∶1，预计2020年为3∶1，2025年为2.5∶1。根据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的测算，如果不对我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做进一步的改革，养老金缺口占GDP的比重在2020、2030、2050年将分别突破5%、15%、75%。根据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测算：到2050年，当年的养老金缺口占GDP6.8%-8.24%之间，累积的资金缺口占GDP的比重在95%-122%之间，与希腊债务危机前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110%相差不多。可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压力和财政压力都不容小觑。

　　 尽管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但是，我国从现在开始实施长期资本发展战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嵌入养老金制度，将人口红利转变为养老金红利，储藏起来、沉淀下来，进而转变成资本红利、金融红利。这样，以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就可以升上去，完全可以补足因为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和长期增长，而且由于我国将重点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强化企业和个人的养老责任，这样通过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发展，不但没有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反而可以降低财政压力。总之，实施长期资本战略，我国完全可以成功避免“老龄化陷阱”。

　　开放经济带来的冲击

　　 在人口学者和经济学者看来，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人口年龄，同样是“这世界属于你，只因为你年轻”，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可以用人口年龄中位数来代表。人口年龄中位数是把总人口按年龄排序后，正好可以依此数分为人数完全相同的两部分。人口年龄中位数越大，说明该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

　　 人口年龄中位数每时每刻都在变动。1982年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2.9岁，1990年为25.3岁，2000年为30.8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开始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到2050年，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目前的43岁提高到56岁以上，西欧国家将从目前的40岁提高到50岁，美国将从目前的37岁提高到40-42岁，我国将从目前的32岁提高到45岁。

　　 相比美国而言，那时的中国更加年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就像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河道。中国人口发展和资本形成的河道，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河道一样，都是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海洋中延伸和扩展，相互注水或抽水。各条河道的水位线就是各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一旦形成落差，不同河道里的水就会流来流去。当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时代，外国资本和热钱一起涌向中国，相当于给中国的河道里注水，使得水涨船高；但是，一旦中国进入人口负债时代，外国资本和热钱甚至包括中国国内资本可能一并流出中国，相当于从中国的河道里抽水。

　　 但是，一旦我国从现在开始实施长期资本发展战略，逐步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养老金大国、全球金融中心，不但可以留住这些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

　　长期资本战略的组织实施

　　 实施长期资本发展战略，实现从人口红利到养老金红利的跨越，需要做出长期的、长远的、长距离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

　　 长期资本发展如长河。它的上游是：大力发展养老基金，汇聚长期资本。举措包括：进一步加大国有股划拨力度，从目前的10%逐步提高到15%，充实全国社保基金；提高全国社保的统筹层次，实现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结余资金的集中管理、专业管理、市场化管理，提高投资收益；扩大社保覆盖面，尽快做实个人账户；用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年金制度、职业年金制度、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发展。中游是：将长期资本投资于资本市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金融结构转变、融资结构转变；推动消费增长、产业发展、实体经济发展。下游是：资本市场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获取铸券税和铸币税收益，在全球范围内释放人口老龄化风险。

　　 如此一来，中国未来可以收获：强大的资本市场、强大的产业发展、强大的人民币、强大的国防实力。

　　 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养老金发展涉及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全国社保基金、地方政府等多个部门、多个层面，需要统一协调。建议成立“国务院长期资本发展办公室”，具体负责规划、指导、实施长期资本战略。适当的时候成立“中国养老金监管委员会”，实现统一监管、专业监管，确保养老金发展的长治久安。

　　 第二，出台针对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投资政策，鼓励雇主建立和个人参与各类养老金计划，实现养老金投资保值增值。

　　 第三，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养老金发展和监管离不开法律支持，建议尽快出台《退休收入保障法》，保障老年经济安全；适当的时候出台《养老金监管法》，实现对养老金发展的依法监管。

　　链接

　　那些陷入“高收入陷阱”的国家

　　 事实上，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不发达国家面临的“低收入陷阱”现象，并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实际上，世界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收入水平上，资本形成、资本积累依然至关重要。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他们观察到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仍然在原地踏步或者增幅很小。它们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对这些国家而言，虽然通过资本形成走出了“低收入陷阱”，但是资本积累没有后劲，结果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还存在“高收入陷阱”现象。典型的代表有三个：

　　 一是二战后的英国，从“日不落帝国”直接沦落为“英国病人”，直到经过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革命”才重新站立起来。“撒切尔革命”的主要举措包括：私有化运动、养老金革命、金融革命。三大战略的落脚点是强力推进资本形成，从而给英国带来了新希望。伦敦金融城也因此再度繁荣，成为与华尔街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金融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

　　 二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由于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强劲崛起，分流全球资本，导致美国黄金外流和美元持续贬值，最后导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结果美国出现了“逝去的十年”，直到“里根革命”才带来“里根繁荣”。实际上，围绕资本形成，美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有过大讨论，以减税主张著称的供应学派就是希望通过减税来刺激投资，加速资本形成，成为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里根总统在推动减税政策之外，还实施了著名的“美国强大战略”和“长期资本战略”。“美国强大战略”是指：强大的美元、强大的美军、强大的华尔街、强大的技术；“长期资本战略”是指：以长期资本为纲，构建全球向美国间接融资的金融秩序。于是，在养老金资本的汇聚下，在强势美元政策的推动下，在资本市场的繁荣下，以石油美元、东亚美元、欧洲美元为代表的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围绕着华尔街转，美国资本形成水到渠成，于是原本资本形成不足的美国反而成为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

　　 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迎来了“逝去的二十年”。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迅速成为全球GDP大国、人口红利大国、技术大国、贸易大国、债权大国，按理说资本形成没有问题。但是，日本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耗散了投资；经济泡沫化，金融银行化，耗散了资本；日本是货币大国、流动性大国，但是日本不是金融大国，东京没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零利率政策使得日元成为全球套利货币，耗散了货币。实际上，相对于GDP的规模而言，日本的资本形成已经捉襟见肘，通货紧缩愈演愈烈，“高收入陷阱”现象十分明显。

　　 可见，资本形成并不一劳永逸，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困难，处处陷阱、步步惊心。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人口负债条件下，成功地推动资本形成，就算是抓住了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最大的资本形成，莫过于全社会成员凝聚力、和衷共济、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因此，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既要通过资本形成来推动经济增长，又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收益。（刘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