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负更需实现用之于民

　　吕志强 

　　据世界著名财经杂志美国《福布斯》新近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这是继2009年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首次排名第二后，再度“问鼎”这个不情愿的第二。

　　对于这份“税负痛苦指数榜”，不管专家信不信，反正百姓是信了。最新数据表明：2011年1至7月，全国财政收入66739.92亿元，同比增长30.5%。其中，中央本级同比增长26.6%；地方本级同比增长34.9%。再看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其中，税收收入达到73202亿元，同比增收13681亿元，增长23%。从1994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从16%提高至30%，尽管此数据未能得到官方证实，但税收增长连年大幅超过GDP增长，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银行曾依据国家收入水平提出过税负平均值划分标准，比照这个标准，我国目前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而宏观税负水平已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21.59%的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玉栋教授也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还是有些高，主要表现在我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法定税率水平相比发达国家相应税种也是不低的。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我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可见，我国的税负水平是超高的，那种“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的论调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至于有的专家说，“税收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更是不顾民众过重的税负，而一味地唱高调而已。

　　从理论上说，“税负”高，不一定“税负痛苦指数”就高。因为“税负”与“税负痛苦指数”是不同的概念，两者间并不能划等号。西欧许多国家的税率也很高，但居民税负痛苦指数却很低，原因在于政府回报纳税人的公共福利高。而我国呢，“取之于民”

　　高，但政府在住房、医疗、上学、就业、劳保、交通、环境保护等基本生活方面“用之于民”不多，不少费用都需要百姓自己承担。比如医保，到医保定点医院看病，一些检查、用药，甚至连普通的眼药水有的也要自费。笔者曾出访西欧，亲眼所见不少国家城市街头有许多公交自行车租车点，而我国呢，杭州算是不错，其他城市呢，公交自行车租车点似乎十分鲜见。正如许多纳税人所说，即使公民税负很低，但如果税收不能为纳税人的生、老、病、死带来保障，反而被“三公消费”所挥霍，被贪官污吏所侵占，那么再低的税负都会产生很高的税负痛苦指数；反之，税负即使高点，但如果政府“用之于民”的也多，能有效覆盖公共服务与公共福利，那么，“税负痛苦指数”反倒显得轻松。

　　退一万步说，即使《福布斯》的这份榜单“被夸大”，但以此作为警钟，引起政府关注纳税人的“税负痛苦指数”，从而加快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也是好事。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现行税制架构是以1994年税制改革为基础的。那时，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政府主观上即使想多“用之于民”，却受到财力制约。因此，当时在税制设计中选择了易于实现收入的间接税为主体，突出了增值税、营业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税收收入对于间接税过于倚重的弊端，已日益显现。如今，国家财力大增，政府应当积极关注百姓的“税负痛苦指数”，将过高的“税负痛苦指数”降下来，切实提升纳税人的幸福指数。这也是以人为本政府的基本职责。为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快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税收立法，加大税收“用之于民”的力度，杜绝荒诞的“加名税”之类。同时，下决心降低“三公消费”，严厉惩治各种腐败现象。此外，对于地方政府巧立名目乱征税，一经发现，必须依照有关法规严肃查处。

　　保护纳税人的权益，实现真正藏富于民。如此，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才能同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