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中国0.078%人群占有34.5%可投资资产

　　中国私人银行客户特征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摘要

　　文/中信银行私人银行中心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微博)业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

　　2011年转眼已至深秋，中国私人银行业也已走过四个年头。从财富总体规模来看，社会财富积累速度不断加快，高净值人群总量迅猛增加，个人财富的集中化趋势加剧。目前，国内对于我国快速成长的私人银行市场及其正在成型的市场需求的深入研究还较少。为了深入分析并挖掘中国“第一代”及“一代半”私人银行客户的新需求，为中国私人银行业的未来发展进行理论探索，中信银行私人银行中心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课题组，对中国私人财富市场及高净值人群系统全面地深入分析，并对其变化趋势进行解析，进而对私人银行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提出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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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勃发展的财富市场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汇总权威数据而组建的高净值人群测算模型，在过去五年，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总体规模从2006年的36.1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6.7万亿元。

　　根据模型测算与样本验证，在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大幅增长的同时，中国高净值人群(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人群)数量也得以迅猛增长：由2006年的36.1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100.3万人，年均增速为19.8%。展望未来，尽管因宏观经济走势、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市场深化、房地产市场调控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因素，高净值人群增速有所降低，但未来五年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速(预计年均增速17%)，在2011年达到118.5万人，到2015年可达219.3万人。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从2006年的10.4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万亿元，年均增速23.6%；未来五年增速将为20.8%，预计在2015年我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总量将达到77.2万亿元。

　　需要强调的是，2006年至2010年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规模及可投资资产规模的增长高度受益于投资性房产净值的增长。在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000万～2000万元人群中，投资性房地产净值占其可投资资产比例高达70%以上。而这一突出因素在未来将呈缓慢递减之势(投资性房产占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比例将因房地产调控等多种因素而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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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趋集中的财富分布

　　财富有着其天生的“滚雪球”效应，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高净值人群掌握的财富基数大，较一般民众更易受益于过去五年间的房地产、信托、PE创投、黄金、民间借贷及艺术品等投资领域，故其投资回报率高。财富的集中体现为人群集中和区域集中。

　　从高净值人群掌握的可投资资产来看，在2006年，高净值人群占总人数的0.028%，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占比28.7%；到了2010年，高净值人群占总人数比例为0.078%，人数增长了近三倍，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占比也增长到了34.5%。

　　从全民范围来看，在全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中。攀升的基尼系数反映了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说明了财富的日趋集中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造成财富的区域集中性：半数以上的高净值人群集中在6个主要地区，即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课题组测算的高净值人群占全国的比例，北京为最高占到18%，广东、上海、浙江位居其后占到16%、14%、13%，江苏、福建各占7%、4%，其他地区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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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净值人群客户特征

　　在中国创富版图上，财富持有阳光化、透明化、证券化的趋势正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而不断凸显。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融资额中近四成来自中国市场，创业投资催生了众多财富新贵。一、二级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富人的创富主场，财富积累愈加阳光、透明。同时，保增长、调结构的政策也在逐渐显现其积极作用，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文化传媒、医药生物等国家鼓励发展行业的迅速崛起打破了地产、能源等主导的传统创富行业格局。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与中信银行私人银行中心的联合调查(深入调查1158个符合高净值人群定义的样本，其中有效样本1104个)，中国高净值人群的主体集中在30～49岁人群，平均年龄远低于发达国家，且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其中有超过半数为中国“文革”之后第一代大学生——以“60后”与“70后”为主。年轻的心态、良好的专业素质、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使其成为勇于探索的创业者和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成为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的中坚力量。(参见图1)

　　由高净值人群的职业构成来看，私营企业主占比为71.6%，家族继承人比重为1.42%，这充分表明目前我国私人银行客户多为“第一代”或“一代半”富人。一方面，其创富路径高度个性化，需求特征不甚具体，有待进一步发掘；另一方面，财产的继承和发展成为第一代富裕阶层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参见图2)

　　民营、私营企业管理层所拥有的企业所有权和股权成为财富市场的主体，管理阶层也因此成为高净值人群的第二大聚集地。值得一提的是，本课题组调查发现，政府官员并未以“显性身份”出现在高净值人群的范畴，这与其政治身份相关，也间接证明以往高净值人群规模存在被低估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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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净值人群金融行为特征

　　超过半数(63.49%)的受调查客户家庭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而可投资资产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缺乏依赖度。

　　在不同资产规模下，高净值人群对其资产的配置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整体来看，高净值人群以中等风险投资为主，追求收益和风险的平衡。但随着资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其对中等风险的投资倾向略有分流：一方面注重调节低风险资产配置，以保值为基础；另一方面，在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相应提升，表现为对高风险资产配置的偏好(但同时有“高收益追求、低风险偏好”的矛盾心态)。

　　随着高净值人群的投资观念日趋成熟，以及风险偏好在“牛熊更迭”考验下愈加稳健，其投资目标集中在“资产的稳健成长”，而不是激进的“资产迅速增长”和保守的“避免财产损失”。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对风险的认知和财富的追求在逐步成熟、理性、深刻。

　　当前，我国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仍以现金及存款为主，其次是投资性房地产和股票。目前，现金及存款的比重在负利率的市场环境下逐步降低；而投资性房地产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投资风险日趋增大；同时，股票市场持续低迷，市场信心有待重振，高净值人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因此，虽然此类传统的投资领域目前仍处于高净值人群资产组合的多数地位，但其占比将不断减少，与此对应，其他类别投资将以其投资回报的竞争力在高净值人群的资产组合中不断丰富，高净值人群的投资领域将日趋多元化。(参见图3)

　　但在高净值人群涉猎的新型投资领域，繁荣之下暗涌的风险却在逐步显现。目前中国私人银行客户涉及的私募股权投资(PE)、集合信托产品、民间借贷等三项投资领域都面临着局部乃至系统性的风险，加之这三类风险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传染，应引起重视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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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

　　四年大发展

　　2007年，中国银行推出了私人银行业务，招商银行(微博)与中信银行在同年均设立私人银行服务部门。2007年也成为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的行业肇始。四年多来，借鉴境外私人银行成熟市场的运作经验，中国银行业按照中国本土高净值客户的特点，已经初步完成了私人银行“中国模式”的第一阶段探索并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

　　截至2011年年中，中资银行开设私人银行业务的家数增长至11家。另据课题组获悉，北京银行等城商行也在积极筹划推出私人银行业务。私人银行业务正显示出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向城商行扩张的趋势。

　　2007年，在中资银行推出私人银行业务数月之初，各家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数量大致在几百人。目前其私人银行客户数量和管理总资产规模逐年倍增，绝大多数中资私人银行的客户数量和管理资产规模都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增长态势。

　　截至2010年年末，有公开数据的6家中资银行拥有的私人银行客户数量总数达73164人，近三年年化增长率为55.1%。管理总资产规模13177亿元，近三年年化增长率为51.57%，人均资产达1801万元。可以说，经过四年的探索和发展，中资私人银行初步完成了私人银行客户的积累、客户认知与市场先期培育，实现了私人银行管理资产规模的跨越式发展。

　　当前，中国财富管理机构除中资私人银行外，还包括外资私人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和第三方独立理财机构等。各类机构为高净值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门槛和方式各不相同。四年来，中资银行开展了以投资顾问、资产配置为服务内容的财富管理模式新探索。通过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开放式的产品配置平台和一站式的销售服务流程，中资银行私人银行成功吸引了中国本土以保障财产安全和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的高净值人士。目前，中资私人银行已在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中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地位，成为多元化理财客户的首选，并带动了信托、阳光私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财富管理业态进一步丰富。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中资私人银行在国内有政策上的优势，产品限制相对于外资行以及其他机构要少。因此，中资私人银行各类产品资质齐全：从传统的货币市场产品、资本市场产品和信用资产，到与商品(黄金、外汇)挂钩的指数相关的结构性产品和实现境外投资的QDII产品，再到借助自身金融控股集团的信托、证券、PE等创设的跨领域产品和另类投资产品。此外，中资私人银行透过综合账户管理服务，代理推介信托、证券、PE等机构产品，为私人银行客户提供了一个“一站式+集成式”的产品选择平台。

　　因此，在目前的市场格局下，信托公司、证券公司、阳光私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第三方理财机构等财富管理机构一方面处于与中资私人银行相互竞争的态势，另一方面也依托中资私人银行的优势，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信托、阳光私募、券商资管等主要作为中资私人银行产品的供应方，通过私人银行渠道做大其资产规模。我们发现，集合信托产品对私人银行的渠道依赖度极高，中资私人银行几乎承担了90%的集合信托产品的销售。而阳光私募和券商资管在最近三年发展迅速，发行产品数量和资产规模都“借力”私人银行和贵宾理财而高速增长。

　　鉴于当前国内财富管理机构的格局，与私人银行相关、客户定位具有相似性的第三方理财、PE等机构却因非金融机构的身份而面临相对宽松或模糊的监管环境。第三方理财、PE在行业监管、工商注册方面较少受限：各类资本结合信托公司自建销售渠道的趋势纷纷介入第三方理财市场——尤为需要关注的是部分第三方理财机构绕开金融牌照限制开展项目融资设计的倾向。课题组认为，对中资银行私人银行、第三方理财等财富管理服务机构“严格”与“模糊”并存的法规和监管架构已经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监管套利”，也不利于财富管理市场理性文化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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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私人银行未来发展

　　历经四年多市场竞争的洗礼，中国私人银行业尚未形成明显的行业竞争格局，市场对所有参与者均空间巨大。但在中资银行“群雄并起”、外资银行更多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中资银行已成为中国私人银行市场的主导者。

　　在中资银行积极探索之下，中国私人银行业的从业者们已初步摸索到行业的特点，并逐步提炼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和业务架构模式。但总体上，国内的私人银行市场尚处在客户、金融机构、监管和宏观金融业态之间互动磨合的过程之中，中国私人银行业既不会“一路顺风”，也不会“就此停步”。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可以概括为：体制有羁绊，业务多烦恼，产品待创新，监管需升级，海外刚起步。

　　展望中国私人银行发展的未来之路，应着重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转变。一是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多样化；二是业务模式由“卖组合”转向全权委托资产管理等创新模式；三是管理内容由客户资产管理转向资产负债并重——银行内“公私联动”开发高净值客户个性化授信及关联家族、企业的授信与投融资业务；四是组织模式放弃争论，鼓励“兄弟登山”、因行而异，探索适应自身的组织模式。

　　课题组认为，中国私人银行业的发展、模式的成熟还将对高端财富管理市场、银行业务和体制转型、扩大直接融资、优化金融业态发挥更为广泛的积极作用。私人银行发展能加快促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优化业务模式的重要途径，也是为银行经营体制创新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私人银行组织形式变革也将给银行经营体制带来创新，并推动中国金融业态的整体转型。

　　最后，课题组对私人银行业监管政策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一是尽快出台私人银行管理办法，明确私人银行定位；二是全国范围开放私人银行业务牌照，允许建立私人银行专营机构；三是适当放宽经营限制，促进私人银行业务合理创新；四是针对业务特殊性，对私人银行实行差异化监管；五是未雨绸缪，考虑成立私人银行子公司的可能性。

　　(课题组成员：曹彤、郭田勇(微博)、马劲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