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温州危机救急易革新难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救急易革新难

　　温州等地的金融危机不能用输血等简单方式来救，而应着手调整其经济结构，借机给所有中小企业模式树立范本。这必然牵动中国经济深层次的改革

　　《财经》记者 袁满

　　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民间借贷危局的上演，将许多高利贷者和中小企业逼入绝境，亦令混沌中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局曙光乍现——决策层紧急抛出一系列金融、财税政策解救困局。

　　这些解救重灾区危机的应急之举，能否为相关领域深层改革投石问路？

　　“不能只是简单地输血、救火，更应进行制度层面以及战略上的考量。”10月12日，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要点，关乎中国金融业体系的变革。

　　银行沉疴与监管疏漏

　　《财经》：针对温州等地民间高利贷资金链断裂所引发的危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解决措施，能否以此为契机推进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

　　朱小黄：我认为，当前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着眼于救火，还缺乏制度层面以及战略上的考量。

　　救火很容易，无非是货币输出，政府可以要求各家银行分别拿多少投入，把有关债务该展期的展期，诉讼可以暂缓。但这不解决根本问题。

　　《财经》：这些地方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

　　朱小黄：“温州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银行体系的问题，小企业从银行正规渠道不太容易拿到钱，即便拿到了，也价格不菲。另一方面，则在于金融秩序监管上的疏漏。

　　为此，首先需要对现行银行体系进行反思。传统意识上，我们一直强调国有经济的命脉作用，这导致了一个误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向国有企业倾斜。于是国有垄断企业资金源源不断，而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小企业就率先颤动。

　　银行体系要进行改革，在保持政府一定话语权的基础上，将资本最大程度分散化、市场化，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

　　其次，当前银行体系的业务领域、产品严重趋同，趋同的背后是趋利，趋利的背后是去责。因为体制上的安排，小企业进入不了主流融资渠道。所以在框架上要改，要允许银行有不同的风险偏好，不同的经营模型，不同的嬴利模式。

　　从银行本身来讲，调整要从资本结构进行，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也必须真正市场化。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会永远存在。

　　此次危机发生在温州，也暴露出金融秩序监管上的漏洞以及当地金融环境存在的种种问题。

　　温州的民间融资由来已久，且为地方政府津津乐道。在温州当地，政府公告保护基准利率4倍以内即年化25%的利率。

　　这显然就是泡沫，因为目前许多行业的投资根本达不到25%的利润率。这次危机是金融风险长期在民间融资中积累的大爆发，只不过时机是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

　　指责一个具体交易是没有道理的。市场环境下，个体的图利都有其合理性，只要不违法，就应当容忍。而普通高利贷交易的投资者并不违法，他买的是一个合约，但是当这个合约到了1万个的时候，监管部门应该对风险敞口有所察觉。

　　可惜，当地政府部门失去了对宏观形势的把握及调控的市场手段。

　　《财经》：应该从何处着手化解温州等地的金融危机？

　　朱小黄：不能用输血的简单方式来救，而应着手调整温州等地的经济结构，借机给所有中小企业模式树立一个范本。当地政府应当按照结构调整的需求，该淘汰的企业坚决淘汰，如果企业本身有市场，就通过银行或者其他贷款公司以市场化的模式重新评估。

　　政府应推行减税补贴，但要制定相应的约束条件，对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落后的企业不必姑息。

　　此外，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这也正是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好时机。

　　目前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达48%以上，而这近一半左右的出口依赖度又通过强制结汇，引致基础货币增发了20万亿至30万亿元。这导致一个奇怪现象：人民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即外升内贬。

　　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不要刻意去援助应当淘汰的小企业。淘汰掉一批出口型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并无大碍。

　　《财经》：有一些人认为，温州等地民间高利贷崩盘很大程度源于上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与当前货币紧缩的调控变奏，你怎么看？

　　朱小黄：温州等地的危机不是货币政策问题。货币政策紧缩是伴随通胀升高而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一个企业的经营和防范应当像普通百姓那样，晴带雨伞饱带饿粮，像银行计提拨备一样，保持健康的负债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所以，健康的企业应当扛得住经济的波动，如果扛不住，恐怕还是企业不够健康。

　　银行业转型挑战

　　《财经》：监管层已明确表示要提高对中小企业信贷资产的不良率容忍度。从银行实际业务出发，这种容忍度能提高到多少？

　　朱小黄：要说一个具体的数比较困难，那需要仔细计算。

　　从经验上讲，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最差的时候，平均不良率曾超过20%，2000年前后，全行业不良率还有17%。在一家大银行的框架体系里，如果其他的业务质量非常好，某些战略业务的容忍度可高一点。

　　小企业信贷周期短，不能比照大中型企业一做好几年。正因为周期短，资金流转速度快，相应的嬴利机会比一般长期贷款好，收益也会高一点，在收益覆盖风险的计算前提下，我认为现在3%到5%的不良率不会出大问题。

　　但提高容忍度的同时，监管部门应切实履行差异监管，不可松懈。

　　《财经》：此前，着力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的多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城市商业银行，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传统上以做大企业客户为主，现在这些大银行表态转型，面临怎样巨大的挑战？

　　朱小黄：银行内部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这涉及产品、风险管理手法、客户经理素质等一系列改革。银行会客观计算小企业领域里的损失率和违约概率，以此估算经济资本占用等方面是否比其他业务更划算。

　　就外部而言，银监会推行的以新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资本监管体系，也在敦促银行业务向资本占用少、收益高、管理成本低的业务领域转移。

　　《财经》：根据你们核算的结果，做小企业金融业务是否划算？

　　朱小黄：到目前为止，建行中小企业业务的平均收益明显高于其他中长期贷款。

　　今年1月至9月，按建行行内口径统计，小企业贷款利率平均上浮水平为13.38%，其中9月为16.63%，为各项贷款中收益最高的贷款品种。

　　建行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仍然控制在1%左右，但目前形势的确使得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

　　受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近期部分地区民间融资“高利贷”等因素影响，一些小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温州民间高利贷崩盘使得企业还贷能力下降。

　　9月份，建行浙江分行(业务主要来自温州分行)的小企业不良贷款增加3.36亿元，导致全行不良贷款率首次环比上升0.04个百分点，达到1.03%。

　　由于大银行长期服务于大企业客户，现在缺乏成熟的小企业业务模式，业务人员更习惯于做中长期贷款。

　　要做好小企业金融业务，需要靠另外一套机制。比如销售方式的零售化、社区化，要像做零售业务一样熟悉市场，投入社区，熟悉客户，熟悉产品，进入客户家庭的生活边缘进行观察，以这些信用信息来代替以往的抵押、担保，更多地发放信用贷款。

　　《财经》：在信贷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将业务向中小企业倾斜，在银行内部如何重新平衡大企业业务与中小企业业务的发展？

　　朱小黄：中小企业已作为商业银行的一个战略性业务。比如在建行，我们要求在资源配置上不低于40%的新增信贷，要投入到中小企业业务中。这已经大大高于正常信贷的增长幅度，一般信贷增长幅度平均8%左右就不错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了首批小企业业务推广的23个重点战略城市。对这些城市小企业信贷资源配置要达到总资源的70%至80%。同时，要求分行加大存量结构调整力度，鼓励分行把存量回收的一部分规模用在小企业业务领域。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财经》：当前小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内外交困，用工荒、资金荒、订单荒，“三荒”情况下，仅凭自身实现产业升级的难度很大；而银行在预测小企业无钱可赚或风险很大的情况下，也不能奢望其会放贷。各种问题纠结，矛头似乎不能单一指向金融业？

　　朱小黄：这说明中国经济的一些致命问题到了必须要修改的时候，比如外汇结汇制度、产权制度，再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的机制，包括财税制度。

　　要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如果将责任归结给银行，就是简单化了。更主要的，还是财税杠杆。特别是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以后，完全有责任和能力考虑一些藏富于民的经济措施。

　　《财经》：被卷入温州等地高利贷崩盘的人，除了部分老板，还有大量中产阶层和普通居民，甚至很多公务员、银行从业者也深陷其中。存款搬家以及银行资金套利背后，是否说明官方的资金定价也有问题？

　　朱小黄：这就需要及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过多顾及了这一进程对国有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忽略了对大众和普通中小企业的正面影响。

　　政策要给全社会经济成员以平等待遇，而不能过多倾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当前，98%的企业是中小企业，80%的就业机会靠中小企业创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改变，利率市场化必须推进，以减少并终结寻租和套利空间。

　　《财经》：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加剧，是否还与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有关？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调整更多使用数量工具。

　　朱小黄：目前货币政策的调整注重总量调整，而忽视了结构调整。

　　从工具上看，类似存款准备金这样的总量货币政策可用于控制总量，利率政策则可通过差别化的利率来调整结构。不过，我们对利率政策的使用并不充分。

　　不应该等着各种问题积累到如此大风险后再采取临时性措施，这容易造成恶性循环，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假如利率政策使用得当，且利率敏感度足够，早就应该把出口企业的利率升高了，并对结构调整类企业降级，使之逐步淡出市场，避免出现大的融资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