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评级机构要特许而非竞争

　　记者马翠莲 

　　本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针对三大评级机构的言论，引发媒体关注，也让人们再次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现状作出思考。

　　在本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周小川在讲话中对穆迪、标普、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表示了质疑。他说，从短期的角度来看，评级在较短的时间内加大了经济上下波动的振幅。结果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一旦一个机构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加重事态各方的发展。在情况好的时候，又把人家捧上天，而实际上情况并不是那么好。

　　其实，信用评级第一次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质疑，是在2008年时的金融危机。那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由美国评级机构信用信息严重失真而引发的。

　　一直以来，利用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霸主地位，美国评级机构雄霸世界。而在2008年10月22日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美三大评级机构首次公开承认其为了利益，违背职业道德，评级故意掩盖次贷风险。正是由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评级和错误诱导，给美国金融体系造成毁灭性打击，并给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破坏。由此，美国评级机构的公正权威大打折扣。

　　目前，人类社会已进入信用经济时代。2008年底，全球未清偿政府、公司、金融债券余额约83.5万亿美元，跨境借贷总额约1.5万亿美元，外汇日均交易量超过3万亿美元，国际主要证券交易市场股票交易金额约80.4万亿美元，全部依赖信用评级信息进行交易定价。全球股票、期货、黄金、金融衍生品等市场交易均受评级信息影响。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把全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信用评级连接在一起，信用评级已成为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正是这个原因，信用评级日益成为国家和世界金融体系的主宰。

　　现行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仍由美国控制，而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运行依赖外国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实际是信用评级话语权和金融主权让别国控制，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家金融体系是不安全的。此次周小川就建议减少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着重培养国内的评级机构。

　　为了获得信用定价权，中国一直在积极努力。一个特别的事件是2010年7月11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首次发布《大公2010年五十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和《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等级信息，引发国内与国际社会强烈反响。

　　目前，发展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正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许多有识之士正用战略思维认识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地位与作用，充分认识到中国崛起与国际评级体系的关系，把取得中国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持本国信用评级机构率先国际化，争取中国在国际评级体系的话语权地位。

　　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信用评级业，目前已逐渐形成以中诚信国际、大公国际、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四家"分食天下"的局面。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发展评级体系需要模式上的变革。他认为，目前中国发展评级体系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脱离了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债权债务交易的持续性、社会化，客观上需要专业的第三方评级机构的独立评判和持续关注。也就是说，信用经济的原则需要评级机构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因此关建中认为，信用评级机构应该是一个"特许"行业，而不是充分竞争的行业。即使有竞争，也是评级技术的竞争，而不是市场的竞争，否则将影响整个行业的公正性和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评级结果最重要的是取得投资者的认可，否则就缺乏意义。而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尚未形成足够的市场影响力和权威性。信用评级是否有用，市场说了算。标准普尔的评级方法已历时百年，有完善且可追溯的业绩记录，权威地位难以撼动。三大评级机构产生于市场需要，自上世纪70年代起迅速发展，几十年的历史统计数据显示的低违约概率使其获得了普遍信赖，其他评级机构难望其项背。

　　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尧基表示，对国外权威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价完全依赖或全盘否定都是不科学和不理性的。这是因为：由于"声誉机制"等因素的约束，国外权威评级机构的评级意见多数情况下具有其基本合理的一面；同时，居垄断地位的那些机构的评级意见也往往掺杂了其自身或母国利益等因素，具有不够公正的一面。王尧基进一步指出，国内金融机构对于信用评级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兼听则明"，即在参考国外权威信用评级机构意见的同时，努力开发、利用本土或机构内部的评级结果，争取早日结束"偏信则暗"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