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大案2011年集中爆发 信用危机短期内难除

　　本报记者 陈锋 北京报道

　　曾经龙腾虎跃的温州民间资本，如今已经陷入天寒地冻之中。

　　“以前一个老板调剂1000万非常容易，现在想拆借100万都异常困难。”温州星际集团董事长陈时升2011年12月29日接受《华夏时报(微博)》记者采访时以“突然冰冻了”形容当前温州的民间借贷现状。

　　两三分的月息，根本就借不到钱。在陈时升的记忆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从来没有这样过。他认为，高利贷案引发的信用危机，不会在短期内消除，恢复到当初的良性状态，估计需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

　　2011年，被高利贷挫伤的，不仅仅只有温州。浙江金华、内蒙包头、鄂尔多斯、江苏泗洪等地接连不断地爆响“地雷”，令“高利贷乌云”如幽灵般笼罩在神州大地上。

　　高利贷大案集中爆发

　　2011年1月20日到6月20日的5个月时间里，央行六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因为时间极其有规律，被财经人士笑称为央行的“例假”。央行的单边动作，令存准率达到创纪录的21.5%，全国中小企业顿时资金链紧张。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央巴图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他的职业是放高利贷，受存准率高企影响，企业和商人难以从银行获得资金，很多人只得转而与央巴图这样的放贷人合作。

　　央巴图举了一个例子：朋友取得了一个造价2000万元的基础设施工程，前期投资需要1000万，而他的自有资金只有400万，建设周期一年。如果要承包下来，必须借600万的高利贷。按三分的月息计算，一年的利息为36%，即要216万。而工程保守收益为20%，总收入应在400万元左右。扣除利息，可以确保184万的净利润。

　　“放高利贷的，不劳而获，比施工赚的钱还多。”央巴图很客观地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在过去几年，他一直在鄂尔多斯做着这样的生意。而他的生意伙伴，多是有项目的商人。

　　在鄂尔多斯，以基础设施建设、煤矿开采以及房地产开发为业的商人，聚集了数百亿的民间借贷。谁持彩练当空舞？有从容的舞者，更有受伤的玩火者。

　　鄂尔多斯市凯信至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小红在她42岁时从巅峰中坠入深渊。由于非法吸收高达7亿多元的公众存款而无法偿还高额的利息，她选择了人间蒸发，结果导致案发而被司法机关逮捕、起诉。石小红案揭开了鄂尔多斯高利贷的潘多拉魔盒，此后，涉案金额过亿的祁有庆案、梅良玉案、苏叶女案相继爆发，有媒体以“鄂尔多斯经济崩盘”描述，震动全国。

　　而在浙江金华，富姐吴英一审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引发经济界、法律界、学界高度关注，媒体高强度的报道，令这一事件广为人知。推动民间借贷案件走向高潮的，无疑是温州数十名老板集体跑路事件。

　　在老家江苏泗洪传出高利贷崩盘消息后，北京某企业董事长王盛吉立即赶回去收回本金。“高利贷游戏其实就是击鼓传花，谁接最后一棒，谁就得亡命天涯。”

　　2012或降温

　　资金链断裂、跑路、自杀……成为2011年经济界耳熟能详的词语。温州、鄂尔多斯这两个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城市，也成为2011年最受媒体和学者关注并解剖的反面样本。

　　陈时升说，温州企业拆借民间高利贷多为临时调剂。比如，在银行的贷款到期时，企业从民间借来资金还给银行，然后再从银行贷出回填民间借贷，即弥补还旧贷和借新贷中间的空窗期。

　　“这招现在很难行的通了。”他说，2011年每家企业都紧张，再加上受跑路事件影响，即使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也不借贷了。另外，企业向外借贷，对方会担心该企业可能出了问题，而产生恐惧心理，形成信用危机。“以前拆借几十万上百万的资金就是一个电话，条子都不用打。这次风波改变了原有生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靠民间资本发展壮大的温州从来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的信用危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陈时升认为已经形成的恐慌或使信用危机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要想恢复到当初的良性状态，估计需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

　　陈时升表示，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元旦是小坎，春节是大坎。渡过去可能会迎来转机，而渡不过则面临被洗牌。他预测，2012年上半年宏观政策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资金困境被认为是2011年中小企业最大的“心病”。受物价不断攀高影响，防通胀成为中央政策主轴，金融政策不断加强，银根紧缩，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创纪录的21.5%。“池子”落闸限流，立即引发中小企业喊渴。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战场，民间借贷在过去一年风急火炽。

　　“我认为2012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将得到缓解，高利贷现象将会降温。”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微博)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2012年社会资金供给将比2011年有所松动，再加上对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将进一步出台，企业头上的压力将慢慢减轻。

　　专家呼吁利率市场化

　　不过，依然有很多人对2012年的高利贷市场充满忧虑。

　　前述企业负责人王盛吉表示，2012年是“现金为王”的一年，现在还没有收回高利贷的，前几年可能白忙活了。

　　“有人预测，在这一轮股市巨幅下挫中，也有高利贷的影子，很多股民看空积重难返的股市，逃离并转向风险看起来小得多的高利贷市场。这也向我们提示了高利贷的风险。”他说，高利贷抬高了社会融资成本，使得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影响了企业的活力，不利经济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当前民间高利贷市场30%甚至更高的利息水平，是银行利息的数十倍，将迫使那些借钱的老板在收益预想落空后选择逃跑，引发中国式的次贷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如何防范风险？郭田勇认为，从根本上降低和消化高利贷风险，着力方向有二：一是深化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二是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

　　他表示，备受关注的《放贷人条例》和修改《贷款通则》有望在2012年取得进展。

　　对于利率市场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微博)表示认同，金融机构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服务，支持和促进经济活动。当企业将解决资金需求矛盾的窗口转向高利贷时，已经显示出金融机构角色失真，亟待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