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结构矛盾成因

　　《中国投资》：我国长期以来似乎存在重视工业、忽视服务业的倾向，形成了您所说的“生产型”社会，原因何在

　　马晓河：一般而言，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存在一个普遍规律，就是一产比重不断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最后形成二产打头的产业结构。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相对而言，会形成一个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格局，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必然过程。而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迈进过程中，普遍规律是二产比重不断下降，三产比重不断上升。最后形成三产打头的产业结构。从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经验看，同高收入国家相比，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阶段，产业结构的典型特征是“生产型社会”，生产大于消费，出口大于进口。就中国而言，在中等收入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生产型社会”特征更加突出一些，我们的二产特别是制造业扩张非踌，比重异常高，相应的服务业发展跟不上。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呢，第一，我们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各级政府在推进产业结构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政府促进结构向生产性结构演变，推出很多措施，建立一系列激励机制，利用公共资源，组织招商，组织生产，搞园区建设，做大GDP，做多财政收入，造成二产特别是制造业扩张快、比重过高。

　　第二，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侧重于发展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劳动密型产业，即发展两头在外的制造业，这些产业带动了国外的生产性服务业，如设计研发、标准制定、市场服务、品牌服务都是来自于国外，而国内主要是进行加工制造，这就导致我们的制造业乃至第二产业规模大大超前，与服务业发生脱节。也就是说，我们的制造业拉动的是国外的生产性服务业，而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由于需求不足而发展滞后，由此造成国内制造业与服务业出现严重脱节现象。

　　第三，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转换过来，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体制结构的一个最突出问题就是户籍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间割裂，农村人口不能有效进城集聚，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不能集聚，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不足，由此导致服务业比重上不来，就使得工业化又在服务总量上跟城市化脱节，造成了服务业发展不足。

　　因此，我国服务业结构矛盾主要是由制造业“两头”在外造成的，而服务业总量不足是由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

　　服务业发展须扩大中等收入群

　　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是社会转型和政治结构转型的主要阶层支撑

　　《中国投资》：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逐渐成为三大产业中主导和打头产业，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还是一个政策推动的过程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

　　马晓河：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过程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最后占绝对比重，这是一个必然，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都是占绝对比重。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结构的转变必然会拉动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条件是：第一，人口实现了城镇化，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转向城市，像日本、韩国，在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夜，他们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都超过70%，所以人口集聚促进了服务业比重的提高。第二，政府的体制和政策安排应该鼓励和支持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一般的，一国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演变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占全社会人口比重越来越多，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是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体，他们的消费能力要高于低收入人群，是社会转型和政治结构转型的主要阶层支撑。所以中等收入人群增长，为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奠定了阶层基础。从国际经验看，凡是贫富差距小，中等收入人群成长快并最终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国家，都能顺利转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这对我们的启发就是，政策应该为社会结构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

　　加快体制转型以扫清障碍

　　《中国投资》：发展服务业的目标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地方执政者而言，如何找准定位是重要的，那么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也相对薄弱，他们应如何发展服务业他们能否实现跨越性发展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又该如何？

　　马晓河：落后地区要吸取过去中国发展的教训，应走一条不同于我国以往的道路。落后地区应该走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的道路，只有工业化、城镇化同步发展才能使服务业和制造业协调发展，我们过去走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道路。今后，落后地区要走工业化、城镇化同步的道路，就是要让这两个轮子一起转，一方面要打破人口向城镇集聚的体制障碍，一方面要实施城乡产业联动发展，经济社会一体化。

　　《中国投资》：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是否将影响我国的经济转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马晓河：“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服务业比重5年间要上升4个百分点。我认为现有体制不改革，政策不调整，服务业要想上升4个百分点困难比较大。

　　服务业发展是整个社会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过程，如果体制、政策安排与此过程不相适应，要想让服务业自然发展上去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我国工业化长期超前，城市化长期滞后情况下不对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只是调整某一方面政策很难达到理想效果。还有工业两头在外的这种结构不调整，服务业也难以顺利上升。

　　反过来讲，当前我国进行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的难题也都与服务业滞后有关系，因为城镇人口不集聚，中等收入人群不扩大，服务业就难以很快发展，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比重也难以持续上升，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就很难转型。

　　《中国投资》：现在各地都提出了发展服务业的指标，但是服务业涵盖广，如传统的房地产产业链的前后端都列入了服务业，那么这种指标化的目标是否足够服务业发展质量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马晓河：中国现在到了服务业大发展时期，根据国际标准我国服务业比同等收入国家水平差20个点，我们制造业高15个点，以此衡量我国的服务业应该大发展，服务总量要增加，生产型服务业要快速扩张。但是我们目前关键是体制和政策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所以瓶颈还是体制问题，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为服务业大发展扫清障碍，为中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制度条件。

　　(杨海霞 本刊记者赵沛楠、王珍对此文亦有贡献)来源：《中国投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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