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I北京报道

　　4个村庄，5年时间，天翻地覆

　　就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而言，北京无疑属于中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然而，经济相对发达的背后，北京市也面临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多年来，面积10倍于中心城区的北京广大郊区经济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农民收入水平只有市民的40%左右，农业经济也远远落后于工业经济，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也明显滞后于城区，农业、农村、农民成了北京市最软的肋、最短的腿、最薄弱的环节。

　　然而，2006年至今的短短几年时间，北京郊区农村便发生了巨变。

　　“光棍村”变成“民俗旅游村”

　　农村发生了由表及里的变化

　　2004年以前，平谷区玻璃台村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农民特别穷，光棍特别多，百十口人有十来个光棍。1990年到2004年，村里竟然没有一个新生婴儿。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稍微有一点本事的都搬走了。村里人口从最高峰时的500余人减为不足200人。

　　“过去，村里的老百姓，收完秋以后都要到亲戚家串门，有的要住上十天、八天，甚至到过年才回来。因为亲戚家有好吃的，肯定比我们条件好点。”说起往事，村支书陶广银一脸无奈。

　　转机发生在2004年，当时平谷区决定由政府引导、农民自愿，具备旅游开发潜力的村做民俗旅游试点。以贫穷出名的玻璃台村被列入试点，由政府担保贷款，大规模翻新农民住房就地搞民俗旅游接待。“我们新村地基刚打上，新媳妇就陆续来了。”陶广银说，2004年到现在，玻璃台村已有七八个小孩出生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光棍了，而且还有一部分以前迁走的农户千方百计想回迁。

　　今年31岁的王忠，曾是玻璃台村年纪较轻的光棍之一。2004年，他家的房子是通过政府担保贷款盖的，2005年盖完新房就结婚了，第二年儿子王新村出生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今天的好日子。以前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块钱，全靠养点羊、弄点果树，赶上好年头能弄六七千块钱，年头不好时才两千多块钱。”去年他的民俗旅游加上打工赚了三四万元，再加上地里面几千块钱的收入，当护林员一年也有四五千块钱，年收入有四五万元。

　　陶广银告诉记者：“2010年，玻璃台村的旅游接待、山上果品等方面的总收入有600万元，近年来每年几乎都以100万元的速度递增。”

　　据北京市农委介绍，北京边远山区除发展民俗旅游接待外，2004年北京市还率先建立了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市财政每年投入管护资金2.2亿元，为农民提供了46908个管护员就业岗位，山里人从过去的“靠山吃山”转变成如今的“养山就业”。

　　与此同时，为加快郊区发展，北京市已率先建成了“村村通”工程，目前已区区通高速，村村通油路、公交；而且，全国首个农业信息资源“村村通”工程2006年在大兴建成，农业服务热线走进了千村万户。

　　而北京郊区农村“五+三”工程使全市3955个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五”是指农村街坊路硬化绿化、供水管网改造、污水处理、垃圾消纳、厕所改造等五项工程；“三”就是让“农村亮起来、农民暖起来、农业资源循环起来”的“三起来”工程。

　　该工程使城市功能加速向农村延伸，通讯、电力、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管网加快建设，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完善，农民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了城乡均等化的社会服务，幸福指数显著提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过上了“走平坦路、喝洁净水、上卫生厕、睡节能炕、住保温房”的新生活。

　　“北郎中村”成为“驰名商标”

　　农业发生了功能性变化

　　北郎中村是顺义区赵全营镇的一个中心村，全村1500口人，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6.5亿，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2万元，已经接近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该村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前，村集体经济已是“一贫如洗”，村民只解决了温饱问题。“当时我们对村集体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全村资产只有200多万，也就是有一点破旧的小摊子、小企业、农机。当时的负债是300多万，实际上是资不抵债。”村支书闻宝恒介绍说。

　　2001年前后，北郎中村按照北京市的要求，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通过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造，使村集体企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2006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村里的股份合作制更是持续健康发展，截止到2010年底资产近3亿，股本金已经发展到将近1亿。村民股份有4500多万，占股本结构的近一半，村集体股份有4000余万元，村民几乎人人都有股份。

　　目前，北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产以种猪和花卉为主、二产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三产以农产品物流配送和观光农业等服务业为主，初步形成了一二三产互相促进、相互融合的产业结构。

　　目前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生产、生态等新功能日益彰显：设施农业规模从14.5万亩增加到28万亩，2010年籽种农业收入达到14.6亿元，农业节水灌溉率超过90%，农林水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万亿元、与该市的GDP大体相当，休闲观光农业2010年总收入达到25.1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一倍多。

　　北京郊区的农民不仅成为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投资者、经营者和受益者，也成为了带着集体资产进城的“市民”。正是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赋予了农民这些新的角色和身份。

　　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底，北京市累计完成改革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达到2484家，占该市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数的59.6%，已有181.9 万农民当上了股东，成为拥有集体资产的市民。2011年北京市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使完成改革的村数达到90%左右。在2～3年内将基本完成村级改革任务。

　　同时，北京市不断加大工作力度，规范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队伍。截止到2010年12月底，该市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4395个，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达到39.7亿元，正式登记注册的合作社成员总数达到11万名，辐射带动农户达到45.3万户，占该市从事一产农户总数的近70%。

　　随着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等新功能日益凸显，设施农业、籽种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会展农业的蓬勃发展，北京农业正在逐步成为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产业、生态宜居的基础、满足高端需求和应急供应的基本保障。

　　兰家营村农民“全就业”

　　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

　　眼下，北京郊区的农民已经发生了观念性变化，不再是人们印象中“农民”的概念，其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五年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7860元快速增加到1326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始终保持在60%以上。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比重从67.7%上升为80.9%，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产业工人。

　　顺义区牛栏山镇兰家营村的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以前种地的时候村民收入偏低，一年每家就几千块钱，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现在基本实现了‘全就业’，每人每月收入1000多元，怎么说每家一年收入也有几万元，是以前每年10倍以上的收入，村民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村支书张怀忠告诉记者。

　　据张怀忠介绍，村里从2005年开始就成立了就业服务站，配备一名专职的协管员，党支部又专门安排一名支委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平时由协管员入户对有就业愿望的人进行登记，然后逐步通过网上的信息和区、镇举办的招聘会安排就业。

　　“村里有20家小型企业，主要解决50多岁以上村民的就业。”张怀忠说，村民手里的土地流转到集体，由集体再对外发包，这样一亩地现在集体每年给他们1000～1200元，效益更高了。

　　兰家营村村民张星竹说: “以前为了经济问题，两口子经常吵架，孩子有病的时候吵架最厉害。因为上医院看病，钱肯定不够用。”现在她和爱人不但都有了工作，收入大幅增长，而且经过培训实现了就业升级。

　　据牛栏山镇社保所所长李亚清介绍，这几年，顺义区争创“充分就业区”、各镇争创“充分就业镇”，就是为了让农民“充分就业”。牛栏山镇20个村都要达到“充分就业村”的标准，现已有13个村达到目标，其余的今年全都要达标。

　　“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我们常跟企业联系，企业给我们报空岗信息，随后我们在镇广场LED大屏幕上公开相关信息，根据求职者的信息和企业需求推荐就业。同时，我们每年举办多种招聘会，所有的招聘信息都在网上公布，农民通过网络自己也可以找工作。牛栏山镇企业员工平均工资在每个月1500元左右。”李亚清说。

　　张星竹表示，单位都给他们上了“五险一金”。保险一解决，心里就放开了好多，觉得将来退休有保障了。现在国家给孩子也上了医保，不再怕孩子闹病了。

　　事实上，在北郎中村也早已实现了“老有所养”。女的55周岁、男的60周岁以上，村集体给他们逐年增长生活补助金，一年1440元，还有配股分红和土地流转金近2000元，市、区政府每月还补助280元；几项相加，村里的老人每年收入约7600元左右，而且是每年都在增长。“现在老人活得很幸福，很满足，很高兴，不用儿女养了。”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据北京市农委介绍，北京市已经率先建立了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城乡统一的养老制度实现了全覆盖。从2009年起实施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只要是北京户籍的城乡居民，不在企业职工养老、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退休制度覆盖范围之内，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除个人缴费账户累计本息的按月返还，政府无偿提供每月280元的基础养老金，同时对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障的60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女性城乡居民，政府每人每月提供200元福利养老金，今年又每人增加了30元。

　　到2010年底，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为159.3万人，参保率达到92%；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数达到278.5万人，参合率达到了96.7%。同时从2009年起，丧葬费补贴也实现了城乡统一。

　　当代“龙须沟”变为“古典家具一条街”

　　城中村改造加快城乡一体化

　　2002年前的朝阳区高碑店村，头上“天罗地网”，全是高压线，脚下“横七竖八”，全是污水管线，还有一条污水横流的通惠灌渠，生活环境较为恶劣。而且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高碑店村只留下了80亩工业用地。

　　2002年5月上任村党总支书记的支芬曾形象地称高碑店村是“三无”村，即“是农村无农业”、“称农民无耕地”、“农转非无工作”。高碑店村从治理环境开始，从发展古典家具产业到国际民俗旅游接待，使村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两岸居住的村民经常倾倒生活垃圾等，导致通惠灌渠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被村民称为“21世纪的龙须沟”。

　　从2003年冬季开始，支芬带领高碑店村村民利用两个冬季对通惠灌渠进行治理，清运垃圾、清理淤泥，向市区寻求资金援助整治河道，同时，动员村民迁移岸边祖辈留下的墓地，彻底改变了居住环境。

　　环境改变了，如何走出“三无”困境、解决发展问题成了高碑店人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于是，新一届村干部召集老百姓反复讨论“发展什么产业能让老百姓有饭吃”。

　　“村党总支在全村开展活动，让年轻人学一技之长，争取走入社会；把40多岁没有技能、学历的人安排在保洁队、绿化队工作。”村党总支副书记储连清告诉记者。

　　当时，刚刚履新的支芬每天都在村子里转，寻找发展思路，无意中发现村里一条街有十几家卖古典家具的商户。支芬同商户聊，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古典家具海外市场特大。如果发展古典家具产业，村子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土地，也不破坏环境。经过专家论证，群众、党员大会讨论，最后确定了发展“古典家具一条街”。

　　“我们通过召开展示会等形式，使得厂商从原有的十几家迅速扩展到目前的400多家。由柴木家具到红木家具，从模仿别人到自己发明创造一些特色家具，2010年古典家具一条街销售额突破了2亿元。特别是像鲁班馆、华文店、古圣堂等200多个商户都是有固定的海外客户，远销东南亚、欧美一些国家。”村民刘新告诉记者。

　　事实上，仅在2010年，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就有50个重点村启动了整体改造工程，户籍人口21.4万人，流动人口超过100万，拆建总量相当于再造一个北京老城区。在这场宏大的变革中，这50个村的百姓都将会得到新的资产、新的就业岗位、新型经济组织，以及城乡一样的社会保障、舒适的住房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同时，北京市42个重点镇已全部完成规划，非农产业快速向小城镇聚集，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小城镇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节点作用非常明显。这不仅为首都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彻底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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