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北京报道

　　在中国，林家翘不是个令人熟悉的名字。

　　这位世界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已回国9年，却鲜有面对媒体。

　　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位95岁老人受人敬仰。在应用数学界，29岁时，他就已经“暴得大名”。

　　4月8日，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林家翘坐着轮椅从幽暗的楼道驶过来。

　　这距离他回到清华已经8年，离他离开清华海外求学已然70年。

　　1939年，林家翘与郭永怀、钱伟长等21人同期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出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加拿大留学。本来，轮船将途经神户，日本在护照上签证准许登岸游览。公费生一致认为，抗日战争期间，有失国体，故全体愤然离船，返回昆明。

　　直到1940年，林家翘才赴加拿大。1941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后，林家翘开始了在美国长达61年的生活。

　　当时，欧战已经爆发，英国也成为主要战场。回忆这段曲折的出国经历，林家翘自认“避开了欧战，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对于一个一心要进行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而言，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大概是最大的欣慰。

　　“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清华四导师之一的王国维，以其《晓步》诗句，寓意把握光阴追寻梦想，被誉为“春天的拥护者”。

　　这恰如林家翘的人生。

　　林家翘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根据国家需要，提高整体的研究水平，中国需要一批一流的大学。

　　林家翘缓步走到窗户旁边，面向镜头留下自己清华百年身影。此刻，他的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拿着烟斗朝他微笑着。卡门的画像就悬挂在紧靠窗户的墙壁上。他的邻居，清华大学三栋“大师别墅”的另一位主人杨振宁，不在家。

　　林家翘很低调。更多的时间，他静坐思考。“这两天我在想一个事，我们商量一个时间。”电话那边的林家翘享受着学术带来的安逸与平静。

　　他的研究领域在中国还不为人熟知。它应该成为一门与纯数学有重大区别的独立学科，有自己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模式，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但国内的应用数学现状堪忧。

　　“重回清华园后，我想在这里做成一项新的研究，我主持成立了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希望推动清华的应用数学研究水平。”

　　启蒙“应用数学”

　　甫一回国，林家翘的首要任务是向学生和公众厘清“应用数学”概念。应用数学是不同于纯数学的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

　　林家翘说：“我回国在各种场合都会强调，应用数学的核心是用数学方法解决实体科学问题，纯数学核心是逻辑构架。在西方数学界，这已经是一个常识。而在国内公众眼里，这二者的概念与区别还相当模糊，最根本的，国内大学的理科建制也无法从学科分类上保证这种区分。国内还有一个误区，是将‘应用数学’简单等同于‘实用数学’。

　　此外，林家翘的难题还在于后继人才的缺乏。作为清华大学的一个新型研究所，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短期内很难与现有的本科教育之间顺畅沟通，而林家翘对于博士生的要求又非常高——必须承担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工作、对所在领域有全面了解、能熟练使用英文撰写论文并和国际同行无障碍探讨，这使得人才的遴选变得非常艰难，符合要求的人才非常少。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应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物理学、天文学、经济学难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在国内，也使应用数学从不受重视的学科成为令人尊敬的学科。而我，现在仍然在努力。”对于未来，林家翘信心满满。因为，开拓性工作对林家翘来说并不陌生。

　　如何才能获诺奖

　　——对话林家翘

　　《中国经济周刊》：2002年，您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到了清华大学，这距您上世纪30年代在清华读书，已经整整70年了，在这70年中，您在美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什么选择回到清华？

　　林家翘：2002年，我回过一次清华大学，见到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他跟我谈，清华想要请我们这些人回来，帮助清华走向世界性的一流大学。我愿意落叶归根，愿意回来帮忙，给母校帮忙。

　　《中国经济周刊》：您取得成就，主要依靠的哪些因素？

　　林家翘：我主要的工作是在MIT（麻省理工学院）里，我在MIT做教授，当选为美国的科学院院士，这都是在美国的事情了。我的工作主要依靠的是研究环境，是在美国的环境中，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那会儿在中国上大学的人到美国、英国、德国留学，没有想到说是为了中国去跟世界上的研究机构竞争的，我们就是抱着求学的目的去的，因为各方名师都在那儿。

　　《中国经济周刊》：一直困扰着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是“诺贝尔奖之殇”：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问鼎诺贝尔奖？

　　林家翘：这完全看中国大学怎么发展，现在这个发展水平，恐怕还差一点儿。（得诺奖）不是时间问题，不是用多少年来衡量的。

　　做研究，必须要具备眼界和学术基础，就是说你对一般的大问题都知道了，已经研究得很透了，只有一点没有弄通，大家都卡在这里，你要是能够解决，你就可以得一个诺贝尔奖。我觉得，在中国的大学里出一个人，在中国的大学里做研究，并得到诺贝尔奖，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看待诺贝尔奖时，不应该以国籍来看，应该是看人才是从哪儿出来的，他的最后工作地点是哪儿。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现在经常提起“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中国的大学需要哪些改变？

　　林家翘：中国需要一批一流的大学来做研究，单纯地依靠一两所大学是不行的，需要大学的整体水平上去，才会有研究氛围和空气，才会有人才从里面脱颖而出。

　　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大家讨论的日常性问题，就已离诺贝尔奖不远。目前国内比较好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中科大、复旦等这种水平的大学数目要加大，增加到十所左右，才能形成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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