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监督的政府权力变成“掠夺之手”。应尽快还权于民，放开二胎

　　【背景】5月9日，《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邵氏“弃儿”》一经刊出，引发各界强烈关注。财新记者经多年调查，展示了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计生部门的“生意经”：以“违规生育”为由，“没收”乡村婴幼儿，假弃婴之名，转入当地福利院，谋取非法利益。

　　记者调查发现，多年来，湖南省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被当地计生部门强行抱走，而家长“赎回”孩子的条件就是交钱。对此，官方解释称，这些孩子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调查显示，一些婴幼儿是农民亲生的；更有甚者，有的还是一胎生育。

　　此后，当地计生部门就把孩子送至当地福利院。经有关部门伪造并补全“弃婴”手续后，这些孩子再被人合法收养。其中，有不少孩子被跨境收养，波及美国、荷兰等国。调查显示，境外人士每收养一个孩子，要支付3000美元。

　　在中国农村，此种荒唐事情并非孤例，甚至并不新鲜。以控制生育、提供生育服务为职责的基层计生部门为何能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段谋取私利？这种基层计生部门主导的、本质上属于“贩卖婴儿”的行为，制度根源何在？应当如何破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认为，基层计生部门滥用权力，与当地社会福利院沆瀣一气，为谋取利益而非法行政，是造成邵氏“弃儿”的根源。要杜绝此类事件，应尽快放开“二胎”政策，把生育决策权还给个人和家庭。

　　他指出，从全国范围看，湖南隆回县没收婴儿的事件绝非个案。中国严格控制生育30年多年，围绕超生出现的各类执法犯法事件，可谓层出不穷。邵氏“弃儿”不过是比较极端的案例罢了。在中西部农村，类似事件并不少见。

　　李建新指出，隆回县部分计生干部的做法，是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这种强行“没收”孩子、伪造弃儿身份并牟利的做法，不仅有悖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准则，也侵犯了婴幼儿及其家长的人身权，“边违法边执法”，与建设法治社会的原则背道而驰。

　　基层计生官员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皆因有政策“撑腰”：计划生育是国策，自上而下被层层纳入政绩考核，基层部门自然不敢怠慢。同时，法律规定，凡是违规生育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怎么收，收多少，取决于县乡计生部门。只要权力缺乏监督，就会被滥用。

　　他指出，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加上普遍缺乏监督的行政权力，必然把会计生政策变成寻租的工具。而杜绝类似悲剧的惟一出路，就是彻底放开生育控制，让“二胎生育”合法化，铲除基层政府赖以寻租的土壤。

　　李建新认为，首先，目前中国放开“二胎”的时机早已成熟。最近公布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再次验证了诸多人口学家的基本判断：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育率实际上已很低。即使现在就放开“二胎”，政策调整已有滞后。

　　此次普查显示，中国人口增速已大为放缓，而据普查数据计算的生育率低于官方此前预期，人口结构的失衡更令人担忧：少年儿童人口的比例迅速萎缩，老龄化高于官方估计；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人口流动加速，中西部多个省份常住人口呈现净减少。

　　李建新指出，10年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即每对夫妇终生生育2.1个孩子，人口总量动态稳定)，低生育水平已持续20年。由于人们的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即使立即放开生育，让中国人“放开生”，也很难把总和生育率提至世代更替水平。

　　其次，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在一些地方已异化为践踏生命尊严、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的工具，酿成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放开“二胎”、生育问题上还权于民，不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也是尊重公民权利的最好体现。

　　他最后指出，无论是从低生育率未来的严重后果看，还是从尊重公民权利的角度看，中国都没有理由再继续执行“一胎”政策。目前，与其让县乡政府凭借早已过时的生育控制政策寻租牟利，不如全面放开“二胎”，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财新记者 刘志洁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