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我们过去“住房待遇”制虽然也被称为“福利房”，其实它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福利制度是相反的。 　　

　　廉租房制度其实是我们向西方学来的一种福利制度，依我们过去的某些界定，它更像是“共产主义”的安排，因为分配原则是“按需分配”，并不是“按劳分配”。廉租房是专门照顾穷人的居住需要，而不是用来激励工作成就的；是优先照顾无劳动能力或失业的弱势群体，而不是用来奖励“劳动模范”的。不过，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西方的东西，在我们的土地上没有先例，而且是与我国过去的许多做法(不仅是“商品房改革”中的做法，更包括改革前的“住房待遇”制做法)完全相反的。

　　我们过去那种“住房待遇”制虽然也被称为“福利房”，其实它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福利制度是相反的。他们的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社会盖的，不是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他们福利房的分配标准，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贫穷，也就是说它是给穷人盖的，不是给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盖的。

　　我国改革以前的住房制度，是国家把钱交给各“单位”，各单位自己给“内部人”建房。单位之间通行“负福利”原则：一般有权有势的单位，工资高，福利也好，住房自然也大。无权无势的单位工资低，住房也差。单位内部的住房分配也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大房；官小工资低，住小房；没官的你就等着吧，小房还只是画饼，不定猴年马月才轮到你。至于“没有单位的人”理论上没有收入，也完全没有福利，谁还会管你住房？

　　中国改革前的住房制度和西方福利国家的住房福利，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福利房”制度真正能覆盖的主要就是党政军文教人员，覆盖率肯定远低于欧洲福利国家，比低福利的美国也不会高多少。但更重要的是覆盖的方向完全相反：他们是“弱者要覆盖，最弱先覆盖”，我们是“强者要覆盖，最强先覆盖”；他们给穷人福利以缩小差别，我们给权贵福利以扩大差别。这样，我们的制度在提供平等方面不仅不是“福利国家”，而且比既不缩小也不扩大差别的“自由放任”还糟，甚至不是“零福利”，而是“负福利”了。负福利下的分房实际是一种少数人特权。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提出“取消福利分房”。严格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应该说住房改革的初衷，实际上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和赎买。取消特权后国民无分贵贱，面对住房市场一律平等。当然这是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住房改革直到现在距此初衷还很远，甚至在许多场合还倒退了。

　　与住房改革相匹配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利房制度，这个东西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有搞过，现在我们提出要搞廉租房，就是由政府统建(不是各单位拿国家的钱给“内部人”建)，以穷人(而不是以按官阶高低排列的“公家人”)为分配对象的住房，这当然应该是“正福利”了。

　　现在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廉租房规划，诸如投资多少亿，在多少年内建设多少套廉租房等。但说实话，这福利是“负”还是“正”，要比它是高还是低重要得多，也实质性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从负福利转向正福利，要比从零福利(即自由放任)转向正福利的变化大。廉租房建了多少套关系到覆盖率，这是福利的高低问题，但廉租房的筹资与分配涉及一系列相关制度，这关系到它的“正负”问题。我认为，这才是决定我国保障性住房事业成败的关键。(本文摘编自5月9日《经济观察报》，原标题为《“福利房”与廉租房》，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