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讯 伴随着中美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关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经贸互动关系的话题再度升温。新华社9日刊发三位国际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和研究人员的专访，并得出被采访者的“普遍期待”——“两国顺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在经贸合作与协商方面进一步提升层次。”

　　中国的角色变化

　　“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大的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出货量就非常大。中国的角色越来越不局限于一个全球‘供应者’。”瑞银集团亚太区财富管理研究主管浦永灏说。

　　浦永灏谈到，生产在中国、消费在美国，供应在中国、需求在美国的旧有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巴克莱资本公司中国经济学家常健也持类似观点。在她看来，中国的角色正在变化：其一，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其二，中国正在由商品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扩展；第三，中国也和美国一样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花旗集团中国区投资研究与分析部主管沈明高进一步指出，中国对美投资的方式将会改变。过去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向其提供资金，美以此进口中国产品，形成某种互补，但这种方式难以继续。未来，中国或增加对美直接投资，变被动投资为主动投资。

　　浦永灏谈到，从资本领域观察中美互动是一个新的角度，特别是中国对美投资。目前看，主要在三个层面：官方投资，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和半主权债券。民间金融投资，主要是额度不大的中国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购买美股等。还有就是中资企业的直接投资。

　　日前，由亚洲协会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合作推出名为《敞开门户、充分利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报告。报告称，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万亿至2万亿美元，美应吸收更多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这对双方都有益。

　　浦永灏说，中国企业目前在直接投资方面渠道还不太畅通，中国有投资需求，但美方因为多种考虑不敢“接单”。他认为，在联邦财政压力巨大，不少项目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引入中国资本是美方的一个选择。

　　但浦永灏也提到，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还没有出现根本性转变。全球最大的需求依然来自美国，其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70%上下，而中国目前占比还不到40%。

　　浦永灏说，由于国内失业率高造成劳动力薪酬议价能力弱，再加上美元贬值等因素，一些美国企业正在考虑将部分产能从中国转回美国，这也使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

　　“我作一个判断，未来10年中国将继续牵动全球。你知道，过去中国股市变化欧美根本不在意，现在则是高度关注。”浦永灏如此预测。

　　产业链博弈

　　在全球产业链上，沈明高认为，中美两国的直接竞争只在大飞机制造等少数领域存在。两国仍可发展比较优势，通过较为平衡的贸易减少摩擦，做大绝对利益的“蛋糕”。

　　他还谈道，“在这两个大国间，博弈是正常生态。博弈并非简单对抗，更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在很多情形之下，和解或合作符合双方利益。”

　　“中美互相开放市场和投资是双方合作的新领域，美国更多接受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而中国逐渐开放服务、金融等市场。这样，中国的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将会受益，而美国的就业和消费市场则可获得更多外部拉动力。”沈明高说。

　　常健提到，在解决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能源资源约束方面，要想发展新能源产业，就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不仅企业，甚至一国也难以承受这种资金压力。在这方面，如果中美政府和企业加强合作，也许能获得明显进展。

　　沈明高同时提出，两国现在仍存在希望通过增加向对方的单边出口来发展自身经济的思路，决策者应该意识到这种思路的片面性。此外，在货币政策上，目前中美表现出一方量化宽松，另一方量化紧缩，这增加了相互平衡的难度，“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政策协调”。

　　问题不仅限于此。常健认为，不应否认两国在能源资源等领域也存在竞争。另外，她谈到，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过去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全球经济议程和决策机制受到影响，这主要需要美方调整适应。

　　考虑放松资本管制

　　对于汇率和货币等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沈明高认为，如果美国的“强美元”目标就是通过推动美元走弱来实现，则“强人民币”的道路还很漫长。他认为，人民币汇率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对发达国家一揽子货币，一是对新兴市场一揽子货币，应该考虑对发达国家货币升值，同时保持对新兴市场货币汇价的基本稳定。

　　浦永灏也提到，中国当局对汇率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于逐步让人民币升值以应对输入型通胀的看法也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美国在美元贬值问题上单纯考虑本国利益，也是不可取的。

　　而对于庞大且较集中于美元资产的中国外汇储备，常健认为存量的多元化不太容易。而对于增量，中国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调整贸易机构，减少美元流入，同时扩大民间企业对美投资，增加“流出”。在此方面，美国也应意识到，进一步放开对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限制，有助于解决两国间的失衡问题。

　　沈明高说，中国解决巨额外汇储备的根本办法是抑制外储过快增长，然后逐步降低外储。目前阶段，可以考虑放松对企业和个人资本流出的管制。他认为，这是顺市场措施，比控制资本流入的逆市场措施政策扭曲更少，效率损失更低。

　　浦永灏则认为，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有其历史原因，但目前面临两难，如果稳定汇率，外储规模就很难压缩，如果要控制外储规模，人民币可能需要更快升值。这需要中国当局妥善平衡处理。

　　“两国应寻求层次跃升”

　　在沈明高看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某种意义上是全球经济关系变化的缩影。如果两国在调整结构，平衡贸易等方面解决得好，全球经济将有可能保持虽然较低但更可持续的增长。

　　他指出，如两国不主动调整，陷入被动调整，其代价是全球经济与市场的大幅波动，或诱发新一轮危机。而从历史经验来看，逆差国的调整先于顺差国。

　　浦永灏则用“不约而同”来形容中美两国的经济目标。他认为，中美都在调整经济结构，“两国应该寻求层次跃升，加强协调，顾及各自政策的外部影响，从而给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更好的范式。”

　　他认为，中美企业间的互动将为中美关系整体提升提供基础。“双方应进一步提升战略互信，增加政策透明度，在社会及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理解和共识，由此来促进商业领域的互信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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