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隆回，想起老袁，想起他曾经跟我说过农民的小孩被抢走的事。我欠他一个承诺

　　【财新网】（记者上官敫铭）“杨广”把这消息告诉我后，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剩下的，就需要我去努力了。作为记者，有人主动提供蛛丝马迹已算仗义，调查及突破的功夫，别人是不能代劳的。

　　我给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憨厚而疲惫的声音。他告诉我自己姓袁。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袁先生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内容与“杨广”所言相差不多。

　　说实话，对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我还是有点犹豫的。由于在新闻业内，我也曾写过被一些读者记住的报道，但这也给我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有些主动找上门来向我反映问题的爆料人，他们往往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遭遇惨不忍听——但到了新闻现场，有时候我就发现上了爆料人的当。他们夸大了事实。

　　如论如何，作为调查记者最原始的冲动，我觉得此事还是需要去调查核实；就算到头来扑个空，也算了却一个心结。我记住了这事。

　　在一次报题会上，我向部门主任提了我初步掌握的线索。结果读者诸君已经知道了，因为话题敏感不能碰。我向袁先生道歉，我说不能他们提供报道上的帮助，但会关注此事。袁先生很遗憾。我只能继续道歉。这成了我的心结，也是一个承诺。

　　过了一段时间，我真得把这个事情暂且放下了。展江老师、王克勤老师常对我说，当下的中国是调查性报道的天堂。“天堂”是个很美好的形容词，万事万物应有尽有----但有时我也会怀疑，天堂里，怎么那么多令人膛目结舌的事？

　　放下隆回的爆料后，我投入了其他新闻选题的调查采访。那时，我和同事、亦师亦友的王克勤曾深入山西各地，与煤矿工人同吃住，去探寻煤窑的“黑金”江湖。我们拿着微薄的薪资，但却充满斗气。我总想到杨广半认真半调侃的话，“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可是，“社会”又是谁呢？我们被人追打、呵斥，在盘山公路上以时速120公里的速度逃命......

　　只有我们几个同行人知道。当然，我们去调查前往往临时购买意外伤害险，狂奔逃命时总编也已从电话得知。但为了安全刊发稿件，这些现在说出来恐怕都没几个人相信的事，我们以沉默忍受伤害。这是一个基于最朴素的想法，记者的任务是刊发报道向公众呈现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多次沉默逃命的经历之后，我主动停止了向父母更新任何工作上的信息。我只是他们的好儿子就足够了。

　　2007年下半年，我又去了湖南。见到“杨广”时，他请客吃路边摊，两个人15块钱。隆回的爆料，已经被其他“猛料”替代了。我沿着从武汉延伸至广州的一条高速铁路线，秘密进行了相关问题的采访调查。这是一个涉及专业领域的调查，为了稳妥起见，我在“深喉”帮助下，采用了极端的证据保全方式，请官方认可的公证人员见证部分调查的细节。我认为铁证在手，万无一失了！

　　其实，我错了。当年的报道虽说震惊海内外，但被质疑的对象并没有将我和报社诉上法庭，他们采取了另外的应对方式。尚未进入新闻业时，我的师友们总教导说，监督公权力和资本是调查记者的天职。我坚信这是对的。但那时，我被公权和资本双重挤压，众师友虽有心相助，但往往也力不从心。我暂时失业了。

　　依靠朋友接济了几个月后，200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从北京西站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蒙新闻界都熟知的“江老师”不弃，她将我收入麾下——是的，我那时心怀感恩，但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名战士。

　　在南方，我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工作。在新东家落脚后，“杨广”又时不时提醒我说，“老袁又打电话给我了。”“老袁？哦......隆回那个。”我又想起隆回，想起老袁，想起他曾经跟我说过农民的小孩被抢走的事。这都是老袁的一面之词，但我欠他一个承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