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千帆

　　5月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召开学术研讨会，公布60名受检的自述疑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检测结果，排除了感染艾滋病可能性，但同时表示“他们的情况，不是单纯精神因素所致”。5月10日，卫生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钟南山院士的研究结果和卫生部的调查结果“总体上”是一致的。从两个消息源发布的信息来看，“阴性艾滋病”引发的恐慌或许可以告一段落了。

　　对死亡与疾病的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所以当难以确诊的疾病袭来时，恐慌性情绪会得以最快速度、最大范围地传播。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有了更加方便快捷的途径。但是必须承认和警惕的是，与此同时，信息传播过程变得相对不可控，传播结果也具有了更多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卫生领域信息传播的负面优势完全可能让“疾病”变成“传染性疾病”。单从这件事不断发酵的过程中，就暴露了我国当前公共卫生领域信息搜集处理，以及有关部门传播回应技巧等方面的诸多短板。

　　首先是反应滞后，资料显示，从2009年起，内地以及香港便陆续有媒体发出报道，有人怀疑自己感染了某种“未知病毒”但一直未能查明病因，患者自称阴性艾滋病（简称“阴滋病”），表示可通过唾液与血液传播，其感染途径与艾滋病相似，会出现淋巴肿胀、皮下出血、舌苔生绒毛等症状。他们活跃于各大贴吧、QQ群、论坛，呼应者也越来越多。但是，直到两年之后的2011年年初，“阴性艾滋病”事件才算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4月5日，卫生部就阴性艾滋病一事发布简单消息，称“阴性艾滋病”只是恐艾症状，根本没有什么未知病毒，不必惊慌。显而易见的是，消息来得太晚了，而且如此简单的信息发布缺少消灭恐慌的作用力。

　　其次，通过细究详查，我们还可以发现，到底信“个人权威”还是“机构权威”让公众左右为难，两个离“学术权威”都尚有距离。在这件事情上，钟南山是“个人权威”，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在医学界的地位不容置疑，而卫生部作为国务院主管卫生工作的组织部门，经过多年努力，可以说也具有组织调度全国的卫生技术力量，防止和控制疫情、疫病的发生、蔓延的能力。所以，当两者同时出现的时候，哪个信息源传播的信息更权威，的确令人难以判定，万一出现信息冲突，这样就极有可能加重恐慌情绪。

　　此外，个体的隐性恐惧，还在于艾滋病患者群体的“孤单”。除了需要健全公共卫生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之外，还应借此机会将触角伸向那些真正的艾滋病患者，进一步化解他们的生存困境，铲除恐惧因素滋生的现实土壤。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讲，所谓“阴性艾滋病”患者的恐惧源自于真正艾滋病患者的现实遭遇。

　　钟南山院士指出“自述阴性艾滋病非单纯精神因素所致”，这也反证了精神因素的客观存在，当然包括生活环境对病人的影响，目前，我们却没有为艾滋病患者创造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谈“艾”色变的情况十分普遍，没有显著改观。有媒体曾披露，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有关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等总共有300多部，但这些法规很多是计划经济思维下出台的，它们中的许多条文强调对艾滋病患者的严格管理，为艾滋病患者设置了种种不合理的义务，这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这也是恐惧产生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