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布

　　当你和孩子正在家中吃饭，或者在村口游戏，纵享天伦之乐，灾难突然从天而降，七八个大汉迎面走来，对你进行围堵和追赶，最后抢走了你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不用查阅任何法律条例你也知道，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绑架。

　　绑架者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敲诈。果然，伤心的父母亲戚被告知，如果想要领回孩子，你得交几千元钱。一时未能筹到钱，孩子不知所终，父母亲戚万分焦虑，因为绑架者可能撕票或者抬价。果然，绑架者要价更高了，赎金变成了上万元。

　　后来父母们终于筹到了钱，但是孩子已经不见了。对于他们来说，可爱的宝宝永远消失了，这无异于“撕票”。虽然事实上，绑架者拿去卖了更好的价钱，从中国运到了西方。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典型的人口贩卖。

　　在这个贩卖幼儿的过程中，为了蒙混过关，这些绑架者还伪造了若干证据和文书，编造材料，假冒签名和手印。毫无疑问，伪造文书和印章等也是一种犯罪。

　　绑架者发现挣钱如此容易，自然嗜血成瘾，连续作案，持续十多年，绑架、贩卖幼儿至少十数起，敲诈和贩卖所得至少数十万元。

　　绑架小孩、贩卖人口等行为都灭绝人伦，天怒人怨，在哪里都是重罪，何况连续作案长达十多年。然而，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系列案件中，绑架、敲诈、贩卖人口者，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不躲不藏，招摇过市；不止如此，还能耀武扬威，颐指气使。

　　如此是非颠倒、邪恶昭彰、丧尽天良的事情，就发生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这些绑架者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计划生育工作者，他们把绑架行为称为“没收小孩”，把敲诈勒索称为征收“社会抚养费”，把关押孩子的地方叫做社会福利院，把贩卖儿童叫做收养，卖到西方称为“涉外收养”。他们通过伪造文书、假冒签名等手段，称这一系列犯罪行为“符合相关程序”。他们的工作就是绑架、敲诈勒索和贩卖人口，他们还能从国家或地方政府领取薪水。

　　部分权力者的犯罪，危害更大，理应罪加一等。即便根据对为人父母者有失公允的《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任何人也没有理由绑架和贩卖儿童。

　　然而，在这些犯罪行为公然发生的十多年间，在媒体揭露之后舆论震惊之后，公安机关仍然没有拘捕他们，受害父母也不知道如何起诉他们。这些父母能做的事情，就是去找绑架者求情，或者去给绑架者发薪水的上级机关上访。这些绑架者，在抢人孩子、卖了好价钱之后，还可以回头和孩子的父母讨价还价，让闹得厉害的不要闹了，可以多给他们一个甚至两个“准生证”。

　　这些可怜的父母，都背着一个罪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可 即便是那些所谓“超生”或者“非法”收养的孩子，谁又有权力把他们从亲人身边夺走？即便按照中国的计划生育法律，受到处罚的也应当仅仅是违规的成人，而不是无辜的孩子。

　　还不止如此。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在湖南衡阳等地，这些“计划生育工作者”还和偷盗，抢劫和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进行广泛的合作，通过社会福利院对犯罪行为进行“洗白”，然后“合法”地把无辜的孩子卖到西方。

　　对于大多西方人来说，这些孩子是“弃婴”，等着他们来“收养”。他们可能无法想象的是，这些“弃婴”的父母正在痛不欲生地找寻他们。

　　这些公然的犯罪行为，并非湖南邵阳、衡阳的孤例，至少在贵州也被媒体揭发出来。可以大胆地假设，如此轻松挣钱，犯罪也不受惩罚的事情，应该不会只让湖南和贵州的个别“干部”们独享。

　　有人为《礼记》名言“刑不上大夫”正名说，古代社会里官员并非享有犯罪特权，官员中违法乱纪者被杀头、流放的不少，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大夫们留点面子，少用“肉刑”而已。

　　但是毫无疑义的是，在湖南、贵州这些地方，刑不上那些计生工作者这是一个事实。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都得不到惩罚，社会治理和人类德行之底线荡然无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