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执法者而言，将“罚款分成”作为生财之道，使执法行为充满“营业性质”，让高速公路成为高价公路，不仅直接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等法规，更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视思维。

　　 公路乱收费乱罚款，人们早已见怪不怪。然而看到央视记者的曝光，人们还是难以平静：罚款和财政分成，请领导喝酒按摩；只罚款不开票，罚款进个人口袋；每辆车平均一年罚款3万……

　　 重重加码下，中国车主负担确实不轻。但即便一年罚3万，许多大货车依然在高速公路上驰骋，车主自然有自己的利益权衡：一是把罚款转移到运输商品上；二是通过超载提高利润空间。对执法者而言，这样的“养鱼执法”，不仅扩大了财政收入，还鼓了执法者腰包，这同样是一种利益权衡。

　　 在商言商，车主单纯的经济利益权衡无可厚非。但对执法者而言，将“罚款分成”作为生财之道，使执法行为充满“营业性质”，让高速公路成为高价公路，不仅直接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等法规，更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视思维。

　　 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高额的罚款最终还是普通消费者买单。有报道称，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西葫芦等蔬菜从产地到市场，涨价20倍。面对这样的数字，正在致力于调控物价的各级政府，是否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行政逻辑毕竟不同于商业逻辑。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本能，政府却不能将行政目标限缩为经济指标，甚至将政府运作“公司化”。换言之，政府不仅应该算经济账，还应该算政治账、民心账、民生账。以公路收费为例，那种打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旗号的与民争利行为，那种“世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免费公路”的偷换概念式论调，那种“钓鱼执法”“养鱼执法”甚至赤裸裸抢劫的罚款行为，不仅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制约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在蚕食着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与经济利益相比，这恐怕是政府更为重要的执政资源。

　　 当然，政策终归是要通过人来执行。作为一个机构，政府本身不能喝酒、也不会按摩，说到底，部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就在于政府人员把个人利益置换为政府利益，形成“部门利益个人化”，许多违法乱纪事件的发生，莫不是私利在作祟。因此，在提倡规范行政行为的今天，对于这些渎职滥权的政府人员，能否拿出“公路罚款”的效率和气魄，对其予以惩戒？对那些喝酒按摩的领导，如何让其曝光于公众的目光之下？对于那些喊“日子困难”的单位，看看到底有多少超编的冗员？

　　 就此而言，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而透过越来越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以及不断考验公众承受力的雷人新闻，更要看到许多改革需要争取“时间窗口”，也需要“顶层设计”，这既是对智慧的检验，也是对勇气的考验。

　　 本报特约评论员范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