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派华盛顿记者 章涛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部分突破不多，但在战略层面的沟通有所强化

　　华盛顿，5月9日上午，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比会议时间早了20分钟来到财政部的现金厅（Cash room）。中美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的经济对话开幕式在这里举行。

　　 会议室内只有守候在此的记者和忙于安排位置的工作人员，骆家辉并未直接走到自己座位上，而是先不紧不慢地在中方代表的位置前走过，扫过一个个姓名牌，最后才到自己的座位放下两个厚厚的文件夹。

　　 由于会前中美双方的工作组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对话中涉及的议题进行具体协商，这位很可能成为美国新一任驻华大使的官员此时应该已经知道，中方将会承诺在现有的行动上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并将废除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经济无新意

　　 其他美国高层官员和企业家，也有理由为中方的表态而感到兴奋。在5月10日公布的S&ED对话成果清单中，包括了中国承诺允许美国在中国注册的银行在中国销售共同基金、作为共同基金管理人，以及作为未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交易的保证金银行，并承诺推进美国保险公司在中国销售强制第三方车辆责任险和提高QFII配额。

　　 反观中方在具体议题上的收获，尽管中方统计在经济对话中取得64项成果，但美方在对中方重点关注议题方面的让步却并未足够令人满意。在市场经济地位议题上，美方重申了在年初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即双方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全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上述表态与中美前两轮对话中“以一种合作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表述并无太大区别。

　　 中方的另一重点议题，是希望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会后成果清单上的表述为：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制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中方提出给予公平待遇的要求。美方将如同以往信函和对话中所述那样，继续与中方就特定零部件和感兴趣物项的出口管制状况进行探讨，包括在技术方面的讨论。双方同意将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积极落实《中美高技术贸易重点领域合作行动计划》。

　　 对于美方相对空泛的承诺，在发布会上，一位国内官方媒体的资深记者询问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究竟美方有无时间表。朱光耀表示：“我们希望不要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中国对美投资准入的议题，也是中方高度关注的。由于过去几年中海油、华为的数个投资案被拒，美国被质疑以国家安全为由敌视中国投资。但同时美方企业也有类似抱怨，而中国今年初出台的《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更是引起美方担忧。

　　 对此，尽管中美两国在对话后表示将致力于营造开放、公平的投资环境，并继续为两国投资者增加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但都未列出实际措施。倒是商务部长陈德铭在5月9日吹风会上的表态颇有亮点。

　　 在被问及中国在并购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时，他语带玄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视美国为老师，既然老师要我们审查做到透明公平，我们也希望老师能告诉学生怎么做，老师应该公开一些自己的审核措施。”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客座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表示，从成果来看中方让步较大，美方拿到了更多的实惠，但美方关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却并未解决，比如中国的市场准入、对国有企业的扶持等。

　　 具体议题虽进展不大，但在宏观层面两国通过此次对话收获颇丰。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讲话中就表示，此次重点在于落实年初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而体现出这一共识的主要成果即是会上签订的《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

　　 该框架提出作为更大规模、更加紧密和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的一部分，中美双方将就影响对方利益的政策行动加大磋商力度，这意味着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双方涉及货币、财政以及贸易方面的政策协调将有望得到加强。

　　 “中美两国都从未和第三国签署过如此全面的合作协议，这有利于规范双方的政策方向。”朱光耀说时一脸笑意。

　　 在参会的官员看来，这即是将经济与政治脱钩。王岐山在罕有地接受美国公共电视节目《查理·罗斯访谈录》（Charlie Rose Show）采访时表示，“任何经济问题都是政治，经济问题离不开政治，但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就危险。”

　　 从第三轮S&ED的过程来看，上一轮的焦点汇率问题尽管此次数次被问及，但已经不是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

　　 裴敏欣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经济摩擦目前已不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两国关系今后的困难之处在于战略互信、军事交流以及人权问题。

　　战略交流加深

　　 上述难点恰是此次对话创新之处。第三轮对话后中方公布的战略方面的成果有48项，和之前两轮的对话相比，该轮对话出现两个机制性创新，一是在战略对话轨道下的开设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并继续保留该机制，另一则是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

　　 在5月11日晚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电话专访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中美战略安全对话表示，这是首次两国的军方和文职官员坐在一起进行对话，此次对话富有成效，有助于两国在安全领域减少误会、误解和误判。这与此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强调的增进两军交往有助于减少“误解、误传和误判”一脉相承。

　　 在此次对话中，首次有中国军方高层出席，包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

　　 虽然军方交流的具体内容并未公布，但稳定并深化中美双方军事交流对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确有意义。从历史上看，中美军事关系远较其他政府间关系脆弱，在台海危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美对台军售等事件中，双方政治关系一旦出现波折，两军关系都首先受到冲击。

　　 布鲁金斯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在此前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军事交流远远落后于双边的其他交流，“五角大楼和解放军的交流，无法和两国的任何其他政府部门交流相比。”

　　 年初美防长盖茨访华时，他和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表示中美两军将在高层互访、机制性项目、院校教育等领域有计划地开展交流，在反恐、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并定于2011年上半年举行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美方曾表示，希望两军交流不要受到政治交往的影响；而在第三轮S&ED期间，美方一位高级官员在吹风会上又表示，由于全球跨领域的问题不断增多，一些交叉性问题需要军方和文职官员共同参与解决，而且因此战略安全对话这一形式有其特定意义。

　　 另外一个创新，则是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去年3月传出南海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说法之后，7月国务卿希拉里就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南海的“自由航海权”事关美国国家利益，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角力从暗处一下子被置于焦点地位。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东南亚事务专家克兰茨克（Josh Kurlantzick）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尽管南海问题不像台湾问题那样处于中美关系的核心敏感位置，但其牵涉国家众多，非两国独自可以解决。

　　 随着双方的对峙，中美两国都有声音指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经济实力在金融危机中被削弱，中国开始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亚太地区则成为正面交锋之地。除南海问题外，去年东北亚朝鲜半岛先后发生的天安舰和延坪岛炮击两起冲突，也将中美关系置于严峻考验之下。

　　所幸双方领导人在关系低谷时都及时作出了调整，中方明确提出承认美国的国际地位，而美国也派出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贝德和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前往中国进行沟通，此后在胡锦涛出访美国时再次为中美关系定下了基调，使双方能以更务实的态度看待双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