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

　　保持较高储蓄率，加强监管和减少政府干预，是缩减房地产风险的重要办法

　　房地产风险源于债务，举债越多，风险越大。举债多与储蓄少密切相关：如果所有购房者都用储蓄买房，则不但房价被推高的空间有限，而且即使房价下降也不会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

　　反过来，如果购房者全靠举债买房，则不但房价可持续上涨，而且房价下跌必然导致银行损失。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二者的结合：购房者动用储蓄(首付)越多，银行的风险暴露和潜在损失越少；反之，则反是。

　　举债过多是房地产业风险之源

　　房地产业很容易举债过多。从需求看，第一，房地产开发商追求高股权和资产回报率的动机自然驱使其举债。第二，房产价值和有限储蓄间的巨大差距，自然使购房者产生举债需求；尤其是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购房者会多举债以实现住房消费或投资获利。

　　从供给看，银行、资本市场和政府干预，为房地产业举债过多提供了可能，原因在于：

　　第一，从微观看，银行现行的风险管理水平，难以有效控制贷款规模和确保贷款质量。第二，只要居民收入增长，债务通常会至少同比例增长。这即是所谓“债务加速器机制”，它会使微观风险管理技术效力下降。第三，从外部监管看，监管宽容和政府干预也会助长举债。鉴于房地产业对消费、投资和政府收入的巨大作用，许多国家都支持甚至干预房地产业发展，鼓励发展房地产信贷业务。

　　与房地产业债务过多相伴的，往往是银行贷款标准的放松。一些本来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居民和企业终究会违约，导致银行出现不良贷款。贷款增长和贷款标准放松导致房价高涨；而不可能永远上涨的房价一旦回落，“债务加速器机制”就会导致更多借款人的贷款与价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和债务与收入比率(Debt-to-Income Ratio)上升，甚至使许多房产变现价值低于贷款额，进一步形成银行不良贷款。房价的下降和借款人违约的增加会迫使银行严格贷款标准，从而使借款人不但难以获得新贷款，出现信贷紧缩、房价进一步下降和经济紧缩。

　　综上所述，举债过多是房地产的风险之源，而储蓄率过低、监管宽容和政府干预加剧举债过多。因此，保持较高储蓄率，加强监管和减少政府干预，是缩减房地产风险的重要办法。

　　中国房地产风险之源

　　目前中国房地产风险相对小于其他国家，且相对容易控制，原因在于：

　　首先，支持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基本面因素仍然存在。城市化进程和居民收入增加，决定了对房地产的实际消费需求依存，经常项目盈余，储蓄大于投资，没有依赖外国资金。其次，即使房价下跌，中国银行体系受到的冲击有限。因为购房者所动用的储蓄占商品房交易金额近三分之二，住房抵押贷款占全部信贷比重远低于美国。第三，政府有比较充足资源来应对与房价下跌有关的风险。政府不但有10多万亿元储蓄存款，而且有包括土地在内的大量国有资产(如国有企业、土地和自然资源)。

　　然而，在别国发生作用的一些房地产风险机制，已经在中国显现。例如，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使银行为保证和争取市场份额而增加放贷，并可能放松贷款标准。再如，贷款与价值比率和债务与收入比率对房价和居民收入的变化十分敏感。如果房价下降，则即使贷款规模不变，贷款与房价比率会上升，借款人通过出售房产来偿还贷款的能力下降。如果收入下降，则债务与收入比重上升，借款人在有生之年偿还债务的能力下降。房价的下跌和居民收入的下降会在“债务加速器机制”作用下，形成逆向循环。

　　从趋势看，中国房地产风险之源，将表现为可用储蓄下降及其引致的债务增加。所谓可用储蓄，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可以利用的储蓄资源。该储蓄既可能源自国内居民、企业和政府，也可能源自国外投资者。当前，中国的可用储蓄主要是源自国内。历年储蓄的积累反映为金融资产的积聚。

　　中国储蓄量占20国集团储蓄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7%上升到2009年的25%，居全球首位。金融市场越发达，金融的表现形式越多。自1992年商品房改革以来，储蓄不但为中国房地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且极大地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信贷风险暴露。高储蓄是防范房地产业举债过多和金融风险上升的关键。

　　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的风险考验

　　对中国房地产至关重要的储蓄，将可能面临三方面的冲击：

　　第一，本轮信贷激增的冲击。国际经验表明，信贷激增最终会在若干年后出现一些银行不良贷款，其多少取决于贷款标准的放松程度和贷款质量的下降程度。无疑，这将是对近年来银行改革实际效果的检验。银行风险控制水平越高，则银行不良贷款越少，国民储蓄损失越少。不论这些不良贷款最终以何种方式解决，最终都会表现为国民储蓄的损失。

　　第二，居民储蓄占比相对下降的冲击。居民储蓄对于国民储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自1999年以来一路下降，中国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依然在40%以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会减损可用储蓄规模。因此，政府采取的提高居民收入政策的持续性和广泛性，以及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调整，将对缓解这一储蓄下降趋势至关重要。

　　第三，国内富人资产重配带来的风险。目前中国居民财富的存在形式，主要为居民存款、持有债券、股票、信托产品、私募基金、房地产等。

　　居民的资产配置将直接影响房价。如果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则普遍性的对房地产的实际消费需求足以支持房价稳步走高。但当居民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这些人将其资产配置到国内外其他金融资产的行为将冲击房价。

　　即使在中国不开放资本项目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和投资环境变化——如美国提高利率、国内实际利率继续为负、国内经济增长率下降，投资收益率下降和风险上升、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会促使一些投资者通过地下钱庄以及虚报进出口和海外上市融资规模等方式，向国外重配资产。事实上，目前这个资产转移现象已经出现。

　　在当前国内较多投资机会和较好收益率的情况下，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国内资产对富人仍有吸引力，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提醒我们，任何平时看似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都可能打破这种均衡，导致国内可用储蓄下降，并冲击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

　　总之，中国房地产可能将面临三个层面风险的考验：本轮信贷激增带来的银行不良贷款、居民储蓄占比相对下降、国内富人在全球范围内资产重配。三者都会导致国内可用储蓄下降和债务上升压力，从而使“债务加速器机制”发挥作用。

　　中国能否成功承受住第一层面风险的考验，取决于近年银行改革的实际效果和现在政府掌握的资源；能否成功承受住后两个层面风险的考验，取决于政府能否进一步推进关键改革。

　　作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本文为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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