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体系不是最好的”

　　《中国经济周刊》见习记者 李小晓|北京报道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聊了些什么？

　　在这场主题为“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对话中，中美双方就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四大议题展开了讨论。

　　在这四个议题中，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格外吸引眼球。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介绍，中美双方在金融监管和改革合作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美方主要介绍了一些金融改革法案方面的内容和目前在监管改革方面感兴趣的问题，而中方介绍了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一些金融监管和改革方面的措施。

　　盖特纳在致辞时也特别强调，“两年前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启时，世界经济正遭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美中共同努力下，世界成功走出危机，恢复增长。但美中两国仍面临挑战……中国需要建立新型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完善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

　　“接轨”成为共识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乔瓦尼（Giovanni Capannelli）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金融市场的推进中，中国应尽量和国际标准接轨。

　　这显然已是共识。周小川在会议上表示：“总的来讲，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支持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达成的共识，包括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巴塞尔协议Ⅲ》以及在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方面的改革。” 他同时指出，金融市场的彼此开放，需要双方的市场规则更为接近、标准更高。这样才能减少风险。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立平教授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向国际统一标准《巴塞尔协议》靠拢。

　　“尽管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同的，但整体的精神是相同的，大家都要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推进对银行机构的监管。这一点上是中美双方的共同之处。”

　　“巴塞尔协议”的全称是“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它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资本充足率标准，从而有效地遏制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它是一个国际行为准则，它主要促使银行监管当局加强对所管辖的银行机构在资本金、风险防范上的具体监管措施。”贺立平教授介绍道。

　　去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在瑞士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加强银行业监管的 《巴塞尔协议Ⅲ》达成一致。该改革方案主要涉及最低资本要求水平，包括将普通股构成的一级资本金比率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要求银行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5月初，有“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之称的新四大监管工具已落地。新监管标准对中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等作出了具体要求，并根据各机构情况差异制定了有区别的过渡期安排。

　　这也体现了银监会分类实施、分层推进、分步达标《巴塞尔协议》的实际行动。

　　金融开放当缓行

　　贺立平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市场的准入标准是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奥巴马去年提出5年内出口翻番目标后，中国对美而言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厂”，更成为重要的“市场”，美方可能就中国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及资本项目开放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美方一些学者眼中，中国的金融市场受政府监管太严，他们期望看到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资本环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吉尔特·贝卡尔特（Geert Bekaert）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对中国来说，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开放对长期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如果中国希望有一天能成为真正的发达经济体，它就必须充分发展它的金融市场，并且进一步对国际投资者开放。”

　　贝卡尔特还认为，中国金融结构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对资本流动有大量的政策规定，这不仅花费了大量成本，也干扰了资本配置。

　　“最终，中国必须开放它的资本市场，这个‘开放’包括汇率、债券和资本流动。而这也要求中国减少对固定汇率的控制。它将让中国投资者有更多境外投资的机会，让金融系统的资本配置更加完善，让中国人在退休金的规划上有更灵活的选择。”

　　贝卡尔特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基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改革不可能一夜间发生，但一些细节的改革已经在进行中了，这也让一些聪明的投资者利用这些细节改革把握了一些机会。”

　　相对于美方专家对中国市场开放的急不可待，中方专家则认为市场开放要缓中求稳，从而避免盲目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何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更希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开放金融市场，这样让他们也能进入，参与金融活动。但中国这种新兴市场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汇率的波动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准入都有保留。

　　“我们的市场、投资者以及金融体系都还不成熟，短期内迅速盲目的开放可能会带给金融体系很大冲击，在资源上带来对自己不利的配置。国外的投机者可能会利用强大的资金力量造成市场波动，攫取我们的利益。”

　　“因此我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应当慢中求稳，逐步前进。”何平表示。

　　“美国金融体系不是最好的”

　　有共识，有分歧，诚意也在。

　　谈到在完善金融系统、加强金融监管中两国未来的合作，周小川表示，中美双方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多的业务交往合作，在对方国家开展业务。他同时认为，金融市场的彼此开放需要双方的市场规则更为接近、标准更高，这样才能减少风险。两国的监管层之间要加强交流，以保证双边合作竞争活动更加有序。

　　“中美双方有很多方面可以合作。”贺立平告诉本刊。

　　贺立平认为，从全球层面来看，二十国集团和巴塞尔委员会都是很好的交流平台，可以让各国开展很多政策和规则制定上的合作。

　　从双边层面上看，美国有很多大型金融机构进入到中国金融市场，今后也会有很多中国金融机构进入美国的金融市场。因此双方的金融监管当局要针对跨境金融机构活动，加强信息交流和风险提示方面的工作。

　　乔瓦尼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美国的金融体系因相对成熟而被国际社会广泛应用。但这并不说明它是最好的。现在国际上需要一个机构，把各国的专家组织起来，共同设置金融监管的节奏。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存在固然重要，但还有很多欠缺。

　　“欧洲国家在里面扮演了太重的角色。中国应当加入到国际金融监管的步伐中来，和各国一起，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金融架构和国际金融体系。”乔瓦尼说。

　　金融稳定委员会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履行部分“全球央行”职能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2009年6月26日在瑞士成立。具体职能包括：评估全球金融系统脆弱性，监督各国改进行动；促进各国监管机构合作和信息交换；对各国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提供建议等。

　　目前，该委员会的成员机构包括20多个国家的央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委员会。中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以及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均为该委员会的成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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