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此次调整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21%，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7.50%。据估算，上调将冻结银行体系约3800亿元资金。在此之前，5月3日，央行公布《2011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认为，准备金工具并不存在绝对上限。由此，面对通胀压力，必有作为的宏观政策取向，已然越来越清晰。

　　在导致本轮通胀的各种原因中，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重要外因，其挽救了美国的经济，却会进一步推高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加大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而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中国首当其冲。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曾使大量资金流向东南亚地区，成为引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中国须谨防历史重演。

　　任何外因都需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

　　对中国而言，2008年为应对金融海啸而推出的一揽子扩张性经济政策，是本轮通胀的内因。

　　在其影响下，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自2010年年初即拾阶而上，本年度1月至4月，CPI同比上涨从4.9%升至5.3%。虽然，4月CPI环比回落0.1%，但仍属高位运行。

　　除货币因素外，人口红利的结束和经济转型导致工资水平大幅上升，电、水、气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普遍上升。这些成为成本型通货膨胀的隐患。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不仅间接地推动了通胀，并存在引致“滞涨”的风险。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32年间，CPI的波动幅度整体呈持续缩小趋势，反映了央行控制通胀、维持增长的能力。因此，虽然当前的通胀形势严峻，但仍应保持乐观预期。

　　当然，从经济转型规律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不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改变，要素稀缺程度也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必须在经济下滑或通胀上升的两个容忍度之间做出平衡，这无疑是在刀锋上行走。

　　这个意义上，管理通胀应立足于当前，更应放眼于长远。加息、严格收缩银根和“土根”，谨慎采取弹性汇率政策都是必需的措施。与此同时，调整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为经济繁荣进行更多储备，是实现经济稳定和改革拓进的根本。《新产经》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