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白

　　库切在《耻》中写到一个面对道德投诉和指控的教授，他对审问者说：“我无法为自己辩护……别对我指手画脚的，我又不是孩子……人过了一定年纪，什么事都得认真对付。”继而辞职、离开，保持着尊严。这部本来不是一部关于犯错和认错的小说，但我们一样可以对其产生惊讶的态度，因为这里很少看到我们生活中那种常见的躲避、闪开、谎言，甚至错上再错，而是直接地领受和承担。

　　如果你关注新闻，哪怕这个渠道是业主论坛、校园网，甚至美食频道，都会被近来的社会新闻打败—它们都像野生的杂草一样，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你周围。你不知道来龙去脉，但结局都很悲伤，而且事发地点很可能还是你的故乡或者曾经游历过的地方，陌生与熟悉让人不知悲从何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哼哼两声也别无他法，过了几日，你还会继续追踪这个新闻的结局吗？很多人不会，一来更加新鲜热辣的新闻会再次直面而来，二来它们大多数的结尾并非真的可见。

　　与之相比，倒是娱乐圈让人更有围观的理由。发生在娱乐圈的大事小情，容易被起底，从娱乐精神角度来讲，这类新闻满足了人们偷窥隐私的欲望；从新闻角度来讲，它逼真地还原了事件全貌，并还可以给你以最终交代。一般来讲，娱乐明星上了社会新闻版，或者说他们发生了法制、财经之类的新闻事件，都比较容易让人吃透，围观起来完整、全貌，至少让人有一种趋于正常的了解渠道。

　　高晓松醉驾被捕，从一开始就成了“现场直播”，事发现场、被捕、带走、道歉、手书悔恨书，一条龙下来，观者看热闹的同时相信更多的还有积极意义，至少醉驾害处和严重后果你已经了然于胸。据说高晓松面对赶来的记者，不但没有采取蒙面、辱骂、抢相机（这些都是明星在出现“丑闻”时对记者惯用的招式），而是坦然面对并一连说出12个“对不起”，以及若干个“我真的错了”。最让你觉得跟平常新闻里酒驾或者交通事故不同的，恐怕还是作为有背景、有知名度甚至还有美国绿卡的高晓松，面对交警说的是：“我是违法行为，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倘若你没有健忘的毛病，一定记得“我爸是李刚”、“激情杀人”、“父子联手打死交警”等接二连三的交通事故演变成的足以写进当代社会史的扭曲新闻事件，这些当事人错的不仅是当初的交通事故，更是此后的态度和行为，而更大的错恐怕还是出在一个时代下的人之心灵—心灵扭曲了，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就是早晚的事儿了。

　　平常而论，高晓松喜欢说大话，口无遮拦，无论是在评委席上还是微博(http://weibo.com)上，这些并不讨喜，但一个人的本质大概需要所谓“出了事情”后才能看得真切。高晓松醉驾被捕后的态度往小处说，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在美国受过熏陶的人该有的担当；往大里说，是一个公共人物在关键时刻作出了一个榜样，实现了正确价值观的输出目的。人可以犯错，如果犯错之后不能以人之面貌去担当和面对，还怎么能称之为人呢？

　　今天，在高晓松一连道歉和认罪的现实面前，我们坦率地赞美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太习惯这是一个“你懂的”、“不解释”的大环境了，与善良和诚意无关，这是良知，是底线。并非多完美和高尚，其实仅仅是正确和及格。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总有意料之中的榜样作用。明星醉驾就像明星离婚一样，也总能被人为地衍生出几分道理。比如当你看到高晓松双手被拷、左右两名警察押送时，一定会想到“醉驾要不得，醉驾害死人”之类的道理，正如你当初看到姚晨凌潇肃离婚消息后生出“再也不相信爱情”的信念一样。不要轻视这点道理和人生信念，哪怕你视之为狗屁，也难说它们在你的生活中会偶尔跳出来充盈在你的脑垂体中。所谓现代传播学“传播的影响”要义也就在于此。

　　高晓松当年用“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传达出一种普通人对情窦初开美好之情的眷恋与怀念，用动人的歌词和曲调完成了一代人对抒情和真相的接近；如今高晓松用身体力行输出了一种正确的价值观。

　　从反对醉驾来说，尽管他用的是“反面教材”这种残酷的形式，但在新闻被传播、他一次次地出镜后，得到的应该是正面的教育意义；从一个现代人面对灾祸和过错的态度上来说，高晓松完全可以充当一部教科书，他用坦荡和现代意识承担和面对了自己的过错，这是在给中国人一次恰到好处的常识普及。

　　高晓松手书的“对不起，永不酒驾！”流畅而俊美，如果可能，这应该作为交通常识的普及品被广泛传播。相比而言，交通常识易于传播和普及，可现代人关于责任与担当的常识普及呢，恐怕还需要更多的高晓松来灌输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