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浙江卫视大型电视人文杂志《江南》推出《家族传奇》等系列节目，以姓氏为切入点，展现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最近播出的《南浔刘家》，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主讲。节目以一百多年前远近闻名的湖州丝商、“南浔四象”之首的刘家在时代大潮中煊赫一时、风雨沉浮的故事，探究了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兴衰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家族变迁中透视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变迁与人文精神的延续脉络。本刊将对此作连载。

　　主讲 │ 钱文忠   供稿 │ 浙江卫视《江南》栏目组

　　如今从杭州西湖断桥沿着北山路向东走，可以看到一段长长的白色带漏窗的围墙。墙内曾是一座园林，园林的名字叫——坚匏别墅。北山路上的老房子很多，“坚匏别墅”是最大的，占地约17亩，超过蒋经国故居、秋水山庄等私宅。

　　上世纪50年代，在西湖上划船的老艄公会向游人介绍：“北山路朝东的一段，都是南浔刘家的房子。”这话当然不确切，但这个艄公口中的刘家，确实曾拥有四处西湖边的旧宅，它们分别是南浔刘家四房儿子的私宅。

　　事实上，在刘氏家族的鼎盛时期，同时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拥有几乎无法确切统计的典当铺、盐场、商行和花园洋房。而这支家族的崛起就要从著名的江南古镇南浔说起。

　　南浔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巨富之镇。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这里盛产一种叫“辑里丝”的优质生丝，畅销世界。1915年，辑里丝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依靠传统的蚕桑业和手工缫丝业，以及水陆往来的便利，一批南浔人开始发家，直至坐拥千万家产。当时仅几千人口的南浔，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地方，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商业神话。

　　南浔民间一直流传着“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说法。南浔人把资产超过1000万两白银的富商称为“象”，资产超过500万的称为“牛”，资产超过100万的称为“金黄狗”。如果把这些人的资产加起来，可以超过1900年全国8000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

　　在这“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中，刘家为“四象”之首。据记载，鼎盛时期，刘家的财富达二千多万两白银。

　　上海滩头的闯荡

　　刘家基业的开创者就是刘镛。

　　刘镛，生于1826年，祖籍浙江上虞。家境贫寒，14岁便辍学经商，一开始只是个棉绸布店的小学徒，后来又跳槽到一家丝行当伙计。当时正值“欧洲诸国开商埠于上海，大购湖丝，岁出口八九万包，业丝者赢获过多”的时代。这一切被刘镛看在眼里，不禁为之心动。20岁那年，他决心自己闯一闯，就与另外两个同乡合作，东借西凑了200银元，开设了自己的丝行。

　　刚开始，刘镛的丝行店小本薄，每日收购蚕丝，打烊后立刻转手卖给广东人开的“广庄”，赚点小小的差价。但他诚实守信，宁可自己分文不赚，也不让别人吃亏，于是四乡八邻的农民都愿意把生丝往他那里送。

　　有一年春天，春丝抽得特别多特别好，但“广庄”等几家大丝行有意压低辑里丝的价格，刘镛是按7分1的银价收丝，结果转卖却只能卖7分银。眼看生意就要赔本了，这时候还是夫人沈氏提了醒：那些广东人不是把丝拿到上海去卖吗？我们干脆也把丝运到上海去！

　　那时候太湖上有土匪，拦路抢劫的事时有发生，南浔人都视为畏途。但此时都顾不上了，夫妇两人连夜找到船家，第二天一早出发，停人不停船，整整三天三夜，终于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刘镛迫不及待上岸打听，缉里丝的行情一两丝二两白银，将近百分之二百的利润！他一声不响，狠狠地做了一季，好好地发了一笔财。南浔镇上其他丝行后来获知此消息，也如法炮制，使得镇上原来广东人经营的“广庄”生意清淡，一落千丈。而掘得了第一桶金的刘镛就这样闯进了上海大码头。

　　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是我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那时候上海刚辟租界，刘镛敢拔头筹，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之一，交通上有太湖和运河之便，丝市贸易自然逐渐繁荣起来，开启了“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番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这样一个黄金时代。而刘镛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直接和洋商做生意，跳开了许多中间环节，生意利润也丰厚得多。在上海，刘镛还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政商巨擘，正是这种“人和”使得他左右逢源，在这个中国中心舞台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就在刘镛到上海的这一年，湘军正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两年后，天京告破，曾国藩在清廷的授意下大办江南盐业，发售盐票(即经营盐业的执照)以充实国库，小票值200银元，大票500银元。盐业历来是由官家垄断，而办盐的从来没有不发财的。刘镛又通过洋行买办，盐、丝并举，移师淮扬，不几年，淮扬一带盐业的产销都由刘镛一手经理，同时他又投资典当业，开始了多元化经营。

　　视赈灾为治病

　　1863年，刘镛38岁那年的夏秋之交，他受浙江巡抚左宗棠委托，去严州(今建德、桐庐、淳安)经理盐务。

　　那时，左宗棠率领的楚军虽已打败了太平军，但境内仍不太平。船过富阳时，还时不时枪弹横飞。他胆战心惊地从城下绕过，到达严州时，兵祸虽去，但举目萧条、尸横遍野。

　　刘镛当即决定将此行的经商之资拿来“赈灾民，施医药，举掩埋，收养流亡，恤赎孤寡”。酷暑之中，他奔走赈济，结果在回乡的途中，疟疾发作，大病数月，险些丧命。

　　光绪十五年(1889年)，浙江发大水，湖州受灾尤重，米价飞涨，灾民们都涌进城里讨饭。刘镛见状，筹集数万银两，雇船向安徽芜湖米市购米万石，运往湖州赈济。此举颇冒风险，因为越是大灾之年，各地盗贼越是猖狂，官方也设卡禁运，防止米商投机囤粮。这个时候的刘镛就去求见老相识安徽巡抚沈秉诚，请他通融照顾，并借炮船护送，才运回万石大米。湖州米价顿时回落，使那些投机商一脚踏空，湖州地方人心乃安。

　　为了能长期推广善行，刘镛还拿出过数万银元，借贷生息，每年取利息购米济灾，名曰“爱米”，也就是刘镛设立的“扶贫基金”。他还告诫子孙“更曾(增)益之，虽急用不得妄动，逐年推广”，至刘镛病逝，已施“爱米”近千石。

　　刘镛说：“吾岁散数千金以与人，非求福也，盖以疗吾之疾也。天地之道，蓄极必泄，吾不待其泄而先自泄也，庶以惩。夫肤革充盈者之自知其疾，而早药之也。”所以他将赈灾义举，比作是为自己治病。刘镛六十大寿时，亲戚要为他大摆宴席，他坚决推辞，而是选择掏钱为镇上造了一座桥。

　　刘镛的经商、处世原则对其后人影响深远。刘家一直有着乐善好施的家风。

　　刘镛的儿子刘锦藻也曾在南浔创建义仓，平时买米储之，有饥荒时用来赈灾。民国5年(1916年)，在义仓内创建了南浔最早的私立小学，供孤苦儿童免费入学。南浔地势低洼，极易受涝灾，1910年，刘锦藻与堂兄等人又捐资2.6万元，成立圩工局，筑堤防水。

　　到了刘锦藻的儿子刘承干，每年资助苏州孤儿院1万元，坚持20年不废。据说，有一年他回乡祭祖，下船上岸时见有贫儿向他乞讨，他就每人给了一元大洋。当时一元钱已是了不起的数字，能买十几斤大米。风传出去，乡民轰动，以后他每次回乡，身后总是跟了一大群贫儿向他要钱。刘承干菩萨心肠，照例每人一元，几成传统，至今被南浔人传为美谈。南浔的孤儿院、老人院、育婴堂等等慈善事业都是刘家捐巨资，并号召当地富绅同好创办的。

　　也正因为这样的乐善好施，一个普通的商人之家甚至还获得了朝廷的御赐牌坊。在南浔小莲庄刘氏家庙前，两座巍峨的御赐牌坊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座是“乐善好施”坊，另一座是“钦旌节孝”坊，标志着光绪和宣统两代皇帝，对刘家人长期以来慈善助困、忠孝节义行为的表彰。刘家获朝廷表彰当然不止两次，皇家颁发的九龙金匾就曾经悬挂过六块。

　　钟鸣鼎食之家

　　刘镛本人是穷伙计出身，深感刘家虽有财，但无禄，因而把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鼓励自己的孩子走“学而优则仕”之路。

　　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刘安澜，同治11年(1872年)秀才，附贡生；次子刘安江，又名锦藻，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三子刘梯青，光绪十九年(1893年)秀才。四子刘湖涵，一生喜欢看书，收藏字画，产业则托给账房打理。

　　刘梯青对刘家的贡献不小，是他引进了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缫丝机400多台，革了手工作坊的命，使刘家拥有了当时全国一流的大型现代缫丝企业。刘梯青在南浔有一处充满异国情调的宅院，里面一大块空地，曾是网球场。据刘氏后人回忆，网球场边划出一角还喂养了几头奶牛，挤奶供主人饮用。试想一下：在清末一个古镇上，居然有人住着洋楼，打打网球，喝喝牛奶，那是多么惊世骇俗的生活。

　　当然，作为大家族的传统武器——豪门联姻，也在刘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四个儿子的元配夫人皆名门之女。长房、二房的元配分别是南浔“八牛”之邱家与金家的小姐；三房续娶的是沪上宁波籍房地产大王周湘云的妹妹。小女儿则嫁给了清末一品大学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嘉定徐颂阁的儿子为妻。刘梯青长子娶了清末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六小姐为妻。第四代嫡孙刘世煦的夫人李家瑛，则是李鸿章的曾侄孙女。

　　刘镛的长子早逝，老二刘锦藻是刘家第二代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14岁成秀才，28岁中举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进京赶考，与南通的张謇，同榜甲午科进士及第，并一起参加了殿试。张謇中了状元，34岁的刘锦藻则为两榜进士。

　　刘锦藻除了继承父业外，同时还投资现代实业：他在江苏南通购买了大量海涂围海造田，建垦牧公司，采取集股商办的形式，引进西方的农牧技术，以昌农学；为了同外商抗争，他与张謇合作创办上海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上海大达轮埠公司；他还发起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参与创办并投资浙江兴业银行。这个为抵制洋人而成立的银行，始终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中国近代比较著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几乎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刘锦藻还是著名的房地产商，仅当年在上海淮海路上的一条弄堂，年收租金就高达3000银元。

　　和时局休戚与共

　　从进士到民族实业家，在上世纪纷乱的中国，刘锦藻斡旋于商场、官场、洋场之间，由于他思想开明，为人仁厚，在江、浙、沪工商界声誉甚隆。而20世纪初民族斗争的风浪，又把他推向了时局的前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铁路是当时利润最丰厚的经济部门。1898年，软弱的清政府将铁路筑路权卖给了英国人，但英国人迟迟未动，这时清政府就鼓励地方民间集资建路。这惹恼了英国人，迫于压力，清政府又把筑路权“还”给了他们。这就激起了中国的“保路风潮”。在浙江，时任浙江铁路公司副总工程师汤绪，由刘锦藻等倡办的浙江高等学堂学生等多人先后绝食殉路。

　　1905年，浙江铁路公司成立时，汤寿潜(辛亥革命后浙江首任都督)任总理，刘锦藻任副总理。此时，汤寿潜、刘锦藻主持成立了“国民拒款会”，斥责清廷的卖国行为，提出了罢市、抗租、抗旨等激烈口号，并开始公开向民间招股。为了与英国人抗衡，刘锦藻积极筹款，他动员了20多个刘氏家族成员和湖州籍同乡入股，“掷资此中，及招戚友之股，约近百万金”。

　　刘家大胆认股，也引起了其他丝商家族的购股狂潮。到1907年，浙路集资2300万元，为英商借出款的两倍多，这让清政府震惊，迫使他们不敢和英国人在借款正文上签字，最后不得不“还路于浙江商民”。1909年，由中国人自办的沪杭铁路竣工通车。郭沫若对浙江的保路运动评价非常高，他认为这之后发生的，成为推翻清政府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实际上是沪杭甬保路运动的复写和扩大。(未完待续)

　　(本文参考了《南浔小莲庄刘家——百年儒商》童立德、宋路霞著；《浙江丝绸名商巨子：南浔四象》董惠民、史玉华、李章程著；《嘉业堂主——刘承干传》项文惠著，在此表示感谢。本刊记者张鲁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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