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宽广，富于创造力，德雷顿继承了阿育王这个古老称号的精神内核，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文  |  本刊记者 　卢璐

　　三十年前，当比尔·德雷顿(BillDrayton)决定以一个伟大人物命名自己新创立的公益组织时，他有四个选择：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欧共体设计师让·莫内、印度“圣雄”甘地以及阿育王(Ashoka)。后者不仅于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了南亚大部分疆土，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而且在德雷顿眼中，他还是历史上最宽容、最具全球性眼界和胸怀，也是最有创造力的领袖之一。

　　德雷顿最终确定将自己今后的事业与这位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深深联系起来。事实上，在梵语中，Ashoka是远离悲伤的意思，这正与德雷顿成为“为公众服务的革新者”理念不谋而合。

　　工业革命催生了企业家精神以及经济的极大繁荣，但由此带来的很多社会问题，却并不能完全依靠惟利是图的营利企业以及受政治利益牵制的政府机构解决。在德雷顿看来，只有那些代表社会良知并积极求变的社会企业家，才是社会进步“不可抗拒的公民力量”。

　　“社会企业家”这一名称诞生于两个世纪前，最初由一名法国经济学家引入。其指代的是一类特殊的经济参与者，他们并非单纯的企业创办者，而是那些将经济资源从较低领域转入到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领域的人。他们用商业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用商业的规则解决问题。理想主义、创造性是他们身上常见的标签——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阿育王的特质。

　　然而，社会企业家又往往是缺乏资金和资源的孤军奋战者。1981年，德雷顿以5万美元创立了“阿育王社会创新机构”，它的使命就是像“创业投资基金”那样去发现、资助具有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人。“我们关注在迅速变化的世界里能保持成功的人。”德雷顿对本刊说。

　　作为世界上首个社会创投机构，“阿育王”迄今已孵化出3000多名社会企业家，其足迹遍布四大洲60多个国家，服务全世界超过300万人。半数以上受其投资的社会企业家改变了所在国的国家政策，70%的人则在全国范围内改变了其所在领域的固有运营模式。可以说，“阿育王”孵化新事业的成功率，远超过财富500强企业中的任何一家。

　　“王”的炼成

　　德雷顿并不是美国社会中常见的那种长袖善舞的意见领袖，相反，他身材瘦小，说话细声细语。在“阿育王”创办之前，在任何意义上来讲，他都毫无疑问堪称为一个完美的“成功人士”：中学读寄宿制男校，拥有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位，在麦肯锡做过咨询师，当过美国环保署助理署长。可如此光鲜的履历，却并不能压制住他身上的“反叛”基因。

　　这种因子或许来自于家族传承。德雷顿的父亲是20世纪罕有的探险家，19岁起就终身致力在撒哈拉沙漠考古；母亲是大提琴手，19岁独自一人从澳大利亚只身来纽约追求音乐梦想。而他的祖上出过最早到达美国13个英属殖民地的英国冒险家、在南北战争中背叛家族的北方著名军事将领，第一个娶黑人奴隶，生混血孩子的南方奴隶主以及反对奴隶制度、反堕胎运动的先驱等等一系列传奇人物。

　　实际上，在德雷顿身上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社会企业家的气质。五岁时，他甚至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向父母的客人兜售小商品。小学时他已经有了创业意识，创办了一份名为《哨兵》的班级报纸，说服当地商人在报纸上做广告，并发行到纽约的其他小学。高中时他加入了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组织了一次抵制当地商店种族歧视的活动。而1963年，20岁的德雷顿因仰慕甘地而进行的一次印度之旅，则为其后来的人生转折埋下了最为重要的伏笔。

　　在那里，德雷顿结识了甘地的门徒维诺巴·巴维，并跟着他亲眼见证了其所实行的一场土地变革。巴维徒步穿越印度，遍访各个乡村和城镇，说服土地拥有者拿出部分田亩来支持最为穷困的人。最终，有700万英亩土地资源被重新分配。这一举动极大地触动了德雷顿，并促使他随后在哈佛创办学生社团“阿育王的桌子”，组织政商界的名人与学生对话，让学生了解他们学习范围以外的社会运作机制。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他也创办了影响美国东海岸立法进程的耶鲁学生立法服务团。

　　不过，直到通过在白宫积累的人脉筹集到建立“阿育王”的足够资金后，德雷顿才得以全心投入到其促进社会变革的梦想中：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像巴维一样的社会企业家，并全力协助他们解决社会底层面临的种种社会分配不均现象。

　　“阿育王”的运营需要捐赠人的捐款来维持，然而在其成立的头几年，它却没有得到美国任何一个公共基金会的支持。转机出现在1984年10月的一个下午，德雷顿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他获得了“麦克阿瑟伙伴基金”一笔5年期20万美元的款项。事情从那时起有了起色。后来，“阿育王”还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从此，美誉度伴着资金支持也就源源不断地随之而来了。目前，其年预算为3500万美元，一半以上的捐款源自美国本土。

　　万里挑一

　　在美国，一个热衷教育的人帮助了数以千计中低收入家庭、无法顺利进入大学的中学生进入到理想的大学；在南非，一位女性发展出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人护理模式，改变了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在巴西，因为一个人的努力，几十万边远地区的农民终于用上了电，并且提高了家庭收入——而背后给予这些社会企业家强大支持的正是“阿育王”。

　　这些受资助者每人都可以从“阿育王”那里得到为期三年的当地最基本生活开支，在其成立30年来，它已提供了超过4000万美元的支持，在每名社会企业家身上的平均投资为12万美元。此外，“阿育王”还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专业支持，例如管理顾问服务、30小时的律师服务等。而每年，该组织也会举办多次大型活动，让世界各地的社会企业家聚首一堂，而其所提供的一个拥有12种文字的网站，实际上也可以通过翻译软件让不同国家的人在线相互交流。不同于风险投资，“阿育王”不以企业家们项目的成败来评估投资绩效，它更关注被投资人在十年之后的状况，比如是否仍然投身于社会改革的事业中，以及取得了什么成果。

　　但获得这样慷慨的资助却并不容易，德雷顿有句被社会创投领域所熟知的名言：最重要的是从一千万人中选出那一个正确的人。“一定要找到能把创意实施的人，不然，一个创意将永远只是一个创意。”德雷顿说。

　　为了甄选出这些“新的、处于早期阶段的、有意思且可行”的创意，“阿育王”开发了一套非常严密的投资选拔机制，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只遴选出30至40位卓有创建的社会企业家进行资助。首先，“阿育王”会在各国社会企业家数据库中通过背景调查，筛选出一批入围人选；随后由总部派人前往入围者的居住地进行地毯式拜访，受访者包括其身边任何可能的相关者，从家人到竞争对手。而面试时，“阿育王”的工作人员还会对候选人的财务等实际情况进行严苛的考察，并于六周后，让他们接受一队可能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总裁在内的外国顾问团的再次“拷问”。这完全是一个择优录取的过程，淘汰率高达90%，而且17人的决策小组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不过，一旦被选中，这名社会企业家也会自然成为“阿育王”团体的一部分，并作为团员为组织做出贡献。

　　像许多非营利机构一样，“阿育王”的成员以年轻人为主，他们不会获得高薪厚禄，而等待他们的却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项目。这里人员流动性极大，但年纪最大并始终在岗的员工就是创始人德雷顿。他甚至至今尚未娶妻生子，独自居住在距“阿育王”华盛顿总部步行5分钟路程的一个简朴小公寓里。

　　与动辄上亿美元预算的庞大公益机构相比，“阿育王”的资金规模不足一提，但规模的大小并不能完全决定其影响力。2006年，德雷顿成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和哈佛大学评选的美国25名杰出领袖之一，与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一道名列榜上。而事实上，同二人对科技界所做的贡献一样，德雷顿也引发了一场变革的浪潮，他告诉人们，除了给予，慈善还可以成为一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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