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包裹”项目力图从“人人可公益”的理念出发，促成公益从高端小众到普通大众的转变，并最终走上理性的正轨

　　文  |  本刊记者 张琼文

　　今年4月的一天，13岁的贵州雷山县公统学校学生王春凤收到了一份寄自远方的“爱心包裹”，里面装着她盼望已久的水彩笔，还有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橡皮泥。老师告诉小春凤，这些包裹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并由无数好心人捐赠之后，统一邮递到学校的。因为这份爱的礼物，小春凤感觉自己仿佛度过了童话般的一天，内心充满了幸福与憧憬。

　　实际上，这幕温馨的场景正是“爱心包裹”的发起方——中国扶贫基金会最希望看见的画面。两年前，扶贫基金会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身处贫困、缺乏关怀的落后地区学生，并发起了“爱心包裹”项目，目的就是希望将爱与关怀传递给这些孩子，也为他们的人生添上一抹温暖的亮色。

　　低门槛，引领“全民公益”

　　从2009年4月，“爱心包裹”项目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启动，到2011年4月，下一个阶段的项目正式向革命老区进发。短短两年间，扶贫基金会的“爱心包裹”项目收到了110多万笔捐赠，这个成绩让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颇有些感慨。

　　2009年，是扶贫基金会作为一家“国字号”慈善机构成立的20周年。而早在2000年，在经过一番调整和改革后，曾带有“国字号”背景的扶贫基金会取消了国家行政事业编制，从此告别了垄断或半垄断性的募捐市场，与普通NGO一样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市场化”募款。

　　但是，多年来的依靠组织“劝捐”的传统，与公众捐赠的长期“集体无意识”状态，决定了扶贫基金会此前更多地只能是面向一些大客户筹资。在此之前，扶贫基金会的募款主要是来自企业的组织性捐赠，或企业家、明星等富人群体的高额捐赠，而来自社会公众的捐赠微乎其微。

　　在陈红涛看来，公益事业的真正阻力在于与大众的距离。尽管目前公益事业在我国的受关注度已大幅提升，但仍有很多人或囿于财富的局限，或出于对慈善的陌生感，成为了捐赠面前“沉默的大多数”。而扶贫基金会认为，这个因“蒙昧”而暂时“失语”的潜在群体，正是自己未来的主要受众群。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必将从富人慈善过渡到全民公益，而如何顺应、引领这种潮流，对基金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此理念指引下，扶贫基金会先从自身开始了转变。2006年，扶贫基金会做出了“筹资型机构”的战略转向，此后更是努力挣脱旧有运行机制的束缚，大步走向民间，实现“亲民”。

　　而追溯到更早，扶贫基金会多年前就将“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作为其面向公众筹款的第一个平台。现在来看，这更似是一次意在长远的先行尝试。

　　而真正促使扶贫基金会致力于平民公益事业的，还是在2008年。作为公益元年的这一年，公众的捐赠热情逐步唤醒，但其间也不乏感性的情绪，甚或“乌合”地从众。“爱心包裹”项目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它力图从“全民公益”的理念出发，促成公益从高端小众到普通大众的转变，并使公益走上理性的正轨。

　　有了好的时机，亟需改变的，不仅是公众对待公益的态度或价值取向，还有实现公益常态化的具体思路。为实现公益在大众中的普及，扶贫基金会推出的作为公众捐赠平台“爱心包裹”项目首先设置了一个“低门槛”——捐赠者可以自愿选择三类不同捐赠额的书包，包括100元文具包、200元暖冬包或救灾型生活包以及1000元体育包；同时，扶贫基金会通过与中国邮政合作，在各地的3.6万个邮政网点设立“爱心包裹捐赠站”，为“爱心包裹”做了广泛的渠道铺设。

　　100元的低门槛、便利的捐款渠道，让普通人都能很方便的表达自己的爱心。“爱心包裹”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财富背景的人都有权利与途径做公益。

　　严管理，打造“玻璃口袋”

　　从2009年起，“爱心包裹”经过从汶川等灾区到国家级贫困县区的万里跋涉之后，最终覆盖了全国62个项目县。

　　“爱心包裹”已经不同于扶贫基金会之前典型“物质扶贫”项目的单纯意义上的支援，而更多地侧重过程体验。

　　这可以从包裹每一次厂家订购，再到邮局寄送，并颠簸“落地”的过程中，有所体现。

　　为保证爱心包裹的“透明度”，从包裹内的物品配备，到厂家采购，扶贫基金会都进行了“全链条”公示。在对供应商筛选及竞评之后，最终选定“真彩”“晨光”等三家品牌文具商，作为确保“物有所值”的供应方。“如果抽检出任何一个文具包里的某件单品有质量问题，同批受检的包裹就要全部返工重新检查组装。”陈红涛表示。

　　而比包裹本身更透明的，是对捐赠者的信息回馈。捐赠者在邮局捐赠“爱心包裹”后，当场就能收到《“爱心包裹项目”捐赠凭据》，其中详细登记所有捐助学生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通讯地址；此后20天左右，扶贫基金会的捐赠票据和感谢信便会通过挂号信邮寄给捐赠者；而自包裹寄出后的20至40天内，捐赠者还会收到由学生亲笔填写的“回音卡”。

　　借助“爱心包裹”的透明，扶贫基金会力图树立起一个典范，以重建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

　　实际上，在历经一番管理方式的改革后，品牌项目已成为扶贫基金会发展的一个新坐标系。这一点，从“爱心包裹”项目上便可见一斑。在每个爱心包裹的背后，都铺设有一套严密的管理流程：在项目前期，扶贫基金会通过各省推荐的方式确定项目县，以保证该受益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在项目后期，经由项目县进行“整校推荐”，或大额的捐赠指定，基金会再确定具体受益学校和学生。

　　在此过程中，扶贫基金会项目人员经常不辞辛劳，跟着包裹一起下乡，同时还要对项目县进行实地调研，制作详细的操作手册，然后发放到项目县政府和项目学校，并完成对各项目县扶贫办和教育局工作人员的统一培训。正是因为这种踏实高效的工作态度，才实现了“爱心包裹”在受益学校80%以上的使用率。

　　而细究目前我国公益项目普遍流于“无序”、“无规则”的成因，大多是由于公益慈善机构不够专业理性所致。作为一家有着20余年从业经验的专业公益机构，扶贫基金会对此有着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比如，对爱心包裹的统一问题，扶贫基金会曾进行过反复论证。为避免再次发生因为包裹差异而导致受赠者纠纷的情况，扶贫基金会将包裹改为统一定制发送，并以之作为一项考量指标。

　　此外，扶贫基金会还力争缩短包裹寄送过程和发票寄达时间，并努力提高回音卡的回复率。这其中还流传着一段佳话：澳大利亚的一个邮局局长在偶然听说了“爱心包裹”项目后，马上捐助了20多个孩子。此后不久，20多张笔迹稚嫩的“回音卡”便从遥远的中国送到了他的手中。意外之余，这位邮政局长的内心也得到了莫大安慰，并将这些卡片视作自己的“珍藏”。

　　可以说，“爱心包裹”一方面成功打造了一个透明、便捷的捐赠平台，同时也重塑了一条多方参与的慈善价值链。据陈红涛介绍，作为“爱心包裹”的参与者，中国邮政在邮寄费用上给予了扶贫基金会20%的优惠，并专门优化和改变了包裹寄递的方式，缩短了包裹寄递时限，提高了包裹寄递质量；而各家文具供应商也都进行了打包让利。

　　除了合作方的鼎力支持，“爱心包裹”的深入人心还得益于一个“草根”群体，那就是大量志愿者们的参与。在“爱心包裹”项目中，扶贫基金会发动众多高校公益社团进行宣传与组织，号召大学生自愿报名加入志愿者开展劝募，实现了全国67个城市上万名大学生的爱心接力。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民间情结”，与多年来入世济世的悲悯情怀，“老字号”扶贫基金会所到之处，从不以“施舍者”的身份示人，而是积极奔走于基层，同时，通过“一对一”的捐助模式，最终不但完成了点到点的密切对接，也将公益理念深深根植于民间。

　　尽管“爱心包裹”已经收获了如许多成绩和赞誉，但作为项目发起方，“扶贫基金会将继续不懈推进以‘爱心包裹’为代表的公众捐赠项目，并将之视作未来发展方向，力争打造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和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陈红涛表示。

　　毋庸置疑，“爱心包裹”仍在路上，而光明，也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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