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私募股权基金呈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态势，甚至出现“全民PE”，及言必称“PE”，各类投资者只要一有闲钱，都希望自己成立或者参与进已有的PE，通过投资获取巨额回报，其中不乏若干实业投资者，都希望通过资本投资方式获取远超于实业投资的回报和利润。

　　这一发展态势，其实反映了若干问题，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财富积聚于民间，民间可以运用的资金和财富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第二，资本投资在现阶段在某些方面远超于实业投资的回报，已经太多通过IPO方式创造一夜暴富的神话，资本市场自身的魅力在中国演化十分出彩。由此，实业投资者往往发现这一捷径之后，往往会毫不犹豫投身其中，起码分身其中，希望通过资本神话迅速地积聚财富，完成实业家向资本家的转变。第三，中国众多中小企业不同程度上存在资金融资渠道的不畅，无论是银行还是资本市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存在较多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私募股权基金作为一种较好的融资渠道，受到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青睐和接受，企业与PE相互之间存在彼此需要的空间。

　　当然，中国PE的发展有几个显著特点很值得注意。

　　首先是本土的人民币PE在近两年呈现出比外资PE更快地发展态势，人民币基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募集金额上自2008年起已经超过外资PE，并且呈现出越来越优势的发展态势，而且外资PE也越来越希望通过本土募集本土投资并且本土退出，一改原先境外募集境外退出的境况。

　　其次，各类金融机构逐渐介入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公司通过资金信托计划发行信托PE产品，证券机构可以开展直接投资试点业务，商业银行虽还未直接投资私募股权，但通过曲线设立子公司方式开展股权投资已经十分常见。

　　再次，各地方政府为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创造PE发展的良好发展环境，可以说中国私募股权基金背后有力的推手应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这从上海、北京等地出台的有关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地方性规定可见一斑。

　　最后，国家在PE监管上逐渐显露出一些发展趋向，显示国家在PE管理上开始形成基本的思路。今年1月31日出台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规范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方式，不得以公开方式进行募集，明确投资领域仅限于非公开的股权投资，要求建立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并且要求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以及进行有关备案管理，由此，对于股权投资基金不再一盘散沙，初步有了明确的管理机构、职责以及内容。

　　当然，随着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深入发展，其实面临的困惑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对于PE的监管以及监管机构的确定一直存在争议，市场对于PE的监管尚未形成统一思路，这也导致至今尚未有一部成熟有关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法规出台，对于这块法律法规无疑显得相对滞后；对于监管部门，无论是发改委、银监会、证监会涉及到，但又无法全身全方面监管，导致各部门只在各自部门职责范围内出台各自规定，无法做到协调和统一。

　　其次，对于股权投资性质的认识，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如果将其认定为资本性质的运作，还是一般性质的投资，其是否具有资本工具性质，还是仅为一般财务投资，等等。这将直接影响在认定股权投资企业企业性质上存在争议，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股权投资企业的税收等财政环境，影响到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资质条件，影响到政府针对股权投资企业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进而影响私募股权投资的正常建康发展。

　　再次，私募股权投资的内部运作管理存在较多的争议，尚处较为原始状态，特别是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与管理者的关系一直无法得到较为通畅的理顺，特别体现在有限合伙PE中更为集中和突出，诸如有限合伙人(LP)时常参与进PE的投资决策之中，并且往往具有一票否决权，而普通合伙人(GP)则不自觉会沦为执行经理的角色，并不能自主决定PE投资事务。这一角色错位集中体现了现阶段私募股权投资内部运作管理的混乱，也体现出中国的PE发展尚为初期，一些原始的本性的管理意识占据管理的主导地位，而现代的专业管理意识尚未建立，有效的专业分工尚未实现。私募股权基金作为一种结合资本和“知本”、风险与激励的制度尚未有效建立起来。

　　最后，从更为专业性上考虑，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模式、操作术语以及交易结构等如何本土化也是一大困惑。毕竟私募股权基金为舶来品，其为在西方法律经济环境下成熟运作的模式和术语，在中国如何有效地与本土环境特别是法律经济环境的结合，有效地在现有法律环境下进行各类投资术语的本土化，无疑是私募投资基金以及各类中介专业服务机构需要认真考虑和加以解决。而诸如证监会对于对赌协议的态度，对于私募优先权的态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PE投资交易结构的安排和具体权利义务的调整。

　　(作者为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责任编辑：王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