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的背景下，解决社会需求固然重要，但这必须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任务相平衡。

　　文/Ann Wyman

　　过去新兴市场从财政紧缩中学到的教训仍具意义，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而言。 过去的10年中，我们看到许多新兴市场执行了充满挑战的财政紧缩政策，即使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仍对应享权益支出采取严厉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运用反周期性政策并大幅削减公共部门负债。因此，目前最大的20个新兴市场的负债率不到发达经济体的一半。事实上评级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许多新兴市场的长期国债评级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高于欧洲非主流国家。 很多国家的财政改善进程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完成的，期间更是利用了经济高增长、低利率、充足的资本流和(某些情况下)较高的商品价格等非常有利的经济状况。但不需要过深挖掘新兴市场的历史就可以找到被迫采取和实行财政紧缩计划的例子，因为那些财政政策不可持续、通常采取顺周期性政策并最终破坏财政稳定(有时会导致债务违约和重组)的国家已经受到了市场的惩罚。正是这些痛苦的经历(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及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为新兴市场在近期的财政紧缩提供了一些启示。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的财政发展提醒我们新兴市场的经验在如今仍有意义。财政挫折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仍然是即使已在努力削减短期赤字，但仍需要认识到调整更长期债务的必要性(特别是解决养老和医疗改革以及相关的表外负债问题)。这是从10多年前土耳其的危机所中学到的经验，如今特别适用于美国。事实上，标普将美国AAA债务的前景降至负面(暗示未来两年降级的概率为1／3)是因为对政府无法解决中长期预算挑战的担忧日益增加。 新兴市场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市场情绪可能突然转向，并且有时是不可预测的， 特别是在更长期可持续性问题仍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阿根廷就是个例子。面对希腊债务重组的担忧加剧以及葡萄牙在芬兰大选后要接受官方融资援助的命运，市场在今年4月下旬对欧洲非主流国家息差(扩大至历史高位)的负面反应显示了类似的动态变化。正是这种恶性循环会最终把各国推向重组道路。 最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些是以残酷的方式)已经学到在市场压力下采取财政巩固计划通常更加痛苦，因为政治反对会更加激烈，经济萎缩会持续更久，并且与采取先发制人的调整相比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走上债务可持续的道路。尽管如此，同意并实施前瞻性的、全面的财政政策通常是说易行难，因为这常常涉及到政治。即使是将财政政策与政策风险隔离的尝试(如《欧洲稳定和增长公约》)都表明单靠法规并不能提供可靠的保证。但根据财政巩固情况来管理政治进程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虽然之前两周的焦点是工业化经济体的财政状况，但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是时候重温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因为可以说许多国家的财政政策都过于宽松。解决社会需求固然重要(特别是在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的背景下)，但这必须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任务相平衡。目前欧洲非主流国家和美国由于预算状况紧张而面临金融市场挑战，这应该会提醒新兴市场决策者们创造财政空间以应对未来潜在经济冲击的重要性。如果发达经济体无法成功应对自身的财政挑战，这种“未雨绸缪”的储蓄事实上可能会特别有用。 (作者为野村证券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Ann Wyman)

　　“并”从口入——食品饮料行业并购蓄势待发

　　从2006年至今，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共吸引了来自PE基金高达27.12亿美元的投资。虽然是传统产业但也属于成长性良好的产业，行业并购也将会升级，一些具有品牌优势的食品&饮料企业将会积极寻求上市。

　　文/清科研究中心 徐卫卿

　　近日，食品安全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尘埃未落，“牛肉膏”、“回炉面包”、“墨染粉条”又纷沓而至。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新词令消费者“谈食色变”。食品安全问题狂浪不息，无德商家的非法添加行为乃为罪魁祸首。面对食品安全乱象，监管部门利剑出鞘。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把整治食品非法添加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切入点。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食品安全的“攻坚之战”拉开了帷幕。预计未来在国家重拳出击重点整治的政策大环境下，食品&饮料行业将面临重新洗牌，迎来并购的最佳时机。 “四大动力”加速食品&饮料行业大整合 中国的食品&饮料工业从2001年起，生产总值以每年递增将近20%的速率增长。国内形成了一批像中粮集团、华润啤酒这样大型的食品&饮料生产商，并涌现了一批市场占有率高、消费者口碑好的畅销品牌，如休闲食品中的徐福记、恰恰、金丝猴、金锣、老干妈、雨润、涪陵榨菜；乳类企业中的蒙牛、伊利；饮料行业中的汇源、雪花啤酒、娃哈哈等。但是国内的企业和国外上百年的食品巨头比起来，起步晚，根基浅。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管理经验都相差较悬殊，特别是国际化的大环境下，并购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常态行为。根据对市场的数据研究和调研结果，清科研究中心认为，以下四大因素将推动食品&饮料行业大整合的进程： 高压政策引导并购前行 中国食品安全隐患主要是人为污染和“添加泛滥”，根本原因是食品产业发展方式落后，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生产源头分散，政府监管难。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单位将近44.8万家，其中80%左右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小、散、乱的特点突出。为了提升整个食品行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国家和地方加快了立法进程并加强了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食品生产，杜绝食品安全隐患。2010年1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成立。当年共组织审议通过了24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2010年2月，国务院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意在加强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指导。在国家严厉治理的高压之下，部分规范程度低、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难逃倒闭或者被大厂商兼并收购的命运。 优胜劣汰胜者为王 食品&饮料行业具有进入门槛相对较低、成本费用不高，而资金回收较快的行业特点。由于食品&饮料行业进入壁垒普遍较低，行业内参与者数量较多，市场上产品如过江之鲫，厂家数量大，且分别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因此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目前在银行缩紧银根，并且上调利息之后，导致很多企业资金使用成本增加，而且资金供应量减小，因此越来越多的食品&饮料企业资金将出现问题。同时，食品&饮料企业都在面临着共同的压力，即原材料成本上涨和用工成本上涨的问题，企业利润不断下降，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不断缩水。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有一些企业开始待价而沽，选择了并购的道路，投入到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怀抱中。市场惨烈的竞争，正迫使整个食品行业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 行业集中度远低于发达国家，整合趋势加强 目前我国食品&饮料行业整体还是以农副食品原料的初加工为主，精细加工的程度比较低，行业集中度不高。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当前的整合度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行业的集中度还比较低，市场较为分散，竞争格局也比较混乱，需要通过资本并购的方式不断加强整合。特别是一些区域性食品&饮料龙头企业只有通过资本运作、跨地区并购整合才能快速进行扩张，发展为全国性重点企业或打造为食品&饮料行业中的航母。 外资加大中国市场投资，在华并购与日俱增 近年来，中国食品&饮料行业正被国际目光所聚焦，以并购的形式进入我国食品&饮料行业的外资规模也逐渐增大。这是由于该行业目前存在许多有利的发展条件，如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导致的食品&饮料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国内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供使用，可有效降低该行业的生产成本等。外资看好我国食品&饮料行业发展良好的市场前景，大规模进入我国食品&饮料行业，不断向该行业进行投资。而并购正逐渐成为外资进入食品&饮料行业的主要投资方式之一。2006年到2011年第一季度，食品&饮料行业发生的外资并购事件就超过21件，并购总额高达20.45亿美元。并购方多为国际食品&饮料行业的巨头，如达能、雀巢、朝日啤酒、乐天、英博等。 行业并购暗流涌动 2009年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食品&饮料并购市场共完成52起案例，其中披露具体金额的并购案例共有38起，并购总额为17.1亿美元。2009年和2010年中国食品&饮料并购市场在金融危机的复苏中爆发式增长，分别完成22和20起案例，披露金额的案例涉及金额分别为5.14亿美元和9.43亿美元。2011年第一季度，食品&饮料市场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共完成案例10起，仅一个季度就达到了去年全年案例数的一半。披露金额的七起并购案例涉及金额2.54亿美元。 从2009年到2011年第一季度，国内并购有43起，占并购总案例数的82.7%；涉及金额14.97亿美元，占并购总金额的87.5%。海外并购有三起案例完成，占并购总案例数的5.8%，涉及金额7,774.39万美元，占并购总金额的4.5%；外资并购有六起，占并购总案例数的11.5%；涉及金额达1.36亿美元，占比7.9%。 在清科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内，从2009年到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食品&饮料并购市场共完成六起VC/PE相关的并购案例，其中披露具体金额的并购案例共有六起，并购总额为6.41亿美元。2009年和2010年分别发生一起和两起案例，并购总额分别为1.17亿美元和3.42亿美元。2011年第一季度VC/PE相关并购突破了历史新高，仅三个月就完成三起案例，披露价格的并购有三起，并购总金额为1.81亿美元，平均并购金额为6041.84万美元。 资本聚焦，PE青睐 随着资本市场的回暖，大量私募股权基金也涌现出来，食品&饮料行业得到海内外各大PE的青睐。其中，食品&饮料行业的投资活动尤为活跃。据清科集团研究中心统计，从2006年至今的五年间，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共吸引了来自PE基金高达27.12亿美元的投资。如高盛对双汇集团的2.50亿美元的投资，淡马锡和厚朴对雨润2.35亿美元的联合投资等。究其缘由，首先从宏观政策来看，国家将继续增强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必将直接利好如服装、食品&饮料、餐饮等大众消费行业。其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坚挺，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升，中产阶级群体快速扩充，消费市场一直保持旺盛。并且，食品&饮料行业作为实体经济，风险相对较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虽然是传统产业但也属于成长性良好的产业，经济复苏后发展机会更大，行业并购也将会升级，一些具有品牌优势的食品&饮料企业将会积极寻求上市。因此，食品&饮料行业成为中国PE市场的投资热点也不难理解。

　　债权融资重陷冰河

　　产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异很大，有的高达20%以上，有的是保本、微利运转，但利息率却是一刀切式地压下来，微利企业经营便无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境。

　　文/ 刘国忱

　　宏观调控的过山车再次轰鸣。进入2011年，在严峻的通胀压力之下，为治理以前年度刺激经济而衍生成的流动性过剩，监管部门金融调控日益严厉，信贷紧缩的闸口在一步一步地下压；不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抽紧银根以抑制信贷规模扩张；两次加息提高存贷款利率以遏阻投资冲动。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诸多企业债权融资，尤其是间接融资再度遭遇“量紧价高”的双重门槛，债权融资为主的现金流平衡重新跌入冰水之中，企业经营遇到空前的困难。 调量控价，紧缩严厉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房价涨如潮，通胀猛如虎，以资产泡沫化为隐忧的经济过热势头显化，引发出新一轮以货币工具为主、行政监管为辅的宏观调控。2010年11月9日，央行将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17%调高至17.5%；2010年11月19日，仅时隔10日，又调升至18%；2010年12月10日，再次将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到18.5%。这三次动作，有效地冻结商业银行资金1万亿元左右。由于收到显著政策效果，2011年这一调控手段在前四个月每个月都施展一次。1月14日，18.5%增至19%；2月18日，19%调为19.5%；3月18日，19.5%升到20%；4月17日，由20%拉升为20.5%，以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75.28万亿元计算，4月17日上调大约冻结银行资金3750亿元。配合央行的动作，银监部门实施了“窗口指导”：一是全年新增贷款规模不得超过7.5万亿元；二是季度贷款投放比例须按规定的节奏进行；三是严格控制存贷款比例限制；四是将原来的表外业务并入表内考核；五是继续施行“受托支付”不得变通。 在行政控制和货币工具的合力作用下，商业银行头寸变得异常紧张，表现为有几十亿元的授信额度下，贷款单位提款十分艰难，一次提几千万元，杯水车薪，到期几亿元的债务偿还需要挤牙膏式的还旧借新。有的银行收回贷款后，尽管授信充裕但无资金放贷，结果企业已安排好的资金筹措计划便随着银行的空头授信而成为徒劳之作。与抽紧信贷头寸同时施行的还有密集的加息手段频频打出：2010年10月20日，一年期贷款利率由5.31%升至5.56%；同年12月26日，由5.56%提到5.81%；2011年2月9日，由5.81%调为6.06%；2011年4月6日，由6.06%拔高到6.31%。由于资金面紧张和需求刚性化，大部分银行的议价能力均得以提高，贷款企业很难在基准利率的点位上拿到贷款。有的分行拨付给支行的资金成本就是基准利率，支行上浮3%为保本放贷，上浮5%为微利，上浮10%才勉强完成考核指标。从操作层面看，除重要的大客户可以维持基准利率，一般的贷款户都须上浮10%以上。因此企业获得一年期贷款的实际利率都超过了7%。 银企对冲，零和游戏 利率不应视作简单的货币工具，它是实业界的重要成本要素，也是企业创造价值的初次分配者。税收、工资、利息、利润都是参与初次分配的重要角色，应形成合理的匹配关系。工资与利润的背后是劳资关系，税收与利润的背后是宏微关系，利息与利润的背后是产融关系。在税收、工资不变的前提下，采取降息手段是为了支持企业获利，采取加息手段便是打压企业的利润空间，使企业投资获利的一部分转移到金融机构去，二者此消彼长，你增他减，之和为零。当前出现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产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异很大，有的高达20%以上，如房地产行业，有的是保本、微利运转，如能源、钢铁等重化工业和一般工业。但利息率却是一刀切式地压下来，微利企业经营便无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境。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全国经济增长为9.6%，但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亏损面为15.8%，同比扩大了0.3%，亏损企业和亏损额同比上升了22.3%。负债率较高的大型能源企业，亏损面进一步拉大，亏损额有增无减。与此相对照的是银行的利润暴增。某银行北京分行，2010年净利润为50亿元，2011年可能增到80亿元，但放贷规模增加很少，都是从加大的息差上获取的利润。银企之间，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冰火两重天，不知有识和有权之士们是否看到了实业界的艰难步履。 而那些平均利润率较高，能够承受加息压力的企业，如房地产行业，却因为贷款难而陷于困境。“不怕价高，就怕没量”是房地产企业的真实融资状态。笔者今年去过几个二线城市考察房地产，发现了不少因资金难筹而停下的在建楼盘，而这些项目都是有很好市场表现的。 从“愁钱”到“筹钱” 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与企业运营的可控点往往风马牛不相及。量紧价高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经济过热、投资过猛、通胀过快。但以往投放的资金大多已转为企业债务项下的资产元素。换句话说，信贷资金已被资产固化了，企业账面上可供还贷的钱是有数的，相当一部分要依靠信贷资金周转，即“借新还旧”或“还旧借新”。实业界遇到的困难，不是为新增投资的融资犯难，而是为偿还银行到期债务而焦虑。这种状况若持续下去，结果可能是逾期贷款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然后加大拨备力度，冲减银行利润，一些中小企业就会弃业逃债。但许多企业却从困难之中振作起来，由愁钱变为筹钱，甚至将目光转移到了境外融资。 部分企业转向民间融资。中国民间资本逐年积累，数额巨大。有数据显示，目前浙江民营资本高达1万亿元以上，温州人手中大约就有6500亿元。但是由于股市难入，炒煤折羽，楼市受限，股权难投，存款贬值，民间资本乘此次调控周期，大肆进入借贷业务，借贷资金容量迅速膨胀，上述资本约有30%以上进入高利贷款领域。资料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综合利率高达23.01%，这也诱发了社会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而转向融资获利。从民间贷款结构中看，肯于使用高利贷资金的债务人，很少将钱用于实业投资，而是转向获利更高、更快的套利投资活动。 地产业的境外融资。房地产调控仍保持高压态势，没有松动迹象。但香港金融市场相对宽松，融资成本较低。因此从去年底，有通道的房地产企业便转向了香港的资本市场融资。今年4月11日，长江实业分拆北京旗舰项目东方广场，以房地产信托(REIT)方式在香港成功上市(人民币IPO)，合计筹资超过100亿元人民币。今年首季，房地产银行贷款呈下降态势，但房地产投资却呈上升迹象，香港市场地产融资的回投对大陆起到了支撑作用。 向发债市场求解。鉴于银行贷款数量紧控、价格高企，企业将融资目光投向了债券市场。2010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为14.27万亿元，银行贷款占56%，直接融资占44%。今年第一季度，直接融资市场依旧坚挺，发行了5691亿元非金融企业债。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2.24万亿元新增贷款，但同期社会融资总量达4.19万元，其中企业债、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等非贷款融资方式为缓解实业界刚性资金需求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者为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CFO)

　　看好存托凭证

　　作为开展存托凭证业务最久的存托银行，摩根大通更关注于投资的水平和服务的质量，为客户提供最大化的增值服务。

　　文/马丽

　　1927年，英国零售商Selfridges Provincial Stores Limited(现名为Selfridges plc)成为全球第一个发行美国存托凭证(ADR)的公司。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从英国将股票运到美国交到美国投资者的手中，着实很费时间。为了方便美国投资者投资和交易外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摩根大通银行发明了美国存托凭证，更重要的是存托凭证至今仍然是跨境上市最方便的工具。 摩根大通全球证券服务部存托凭证业务亚太区主管、董事总经理谢国良对这段历史颇为自豪，不过更让他自豪的是摩根大通在存托凭证业务上的增值服务。 异中取胜 目前全球一共有四家存托银行，摩根大通则是开展此项业务历史最长的银行。在谢国良看来，衡量存托银行最重要的指标是机构投资水平，而非管理项目的数量。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统计，摩根大通银行全球每个存托凭证项目平均机构投资额是9.9亿美元，在亚太区每个项目平均机构投资额为3.3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家银行。 作为一家全球银行，摩根大通的目标远高于一家存托银行的传统职责。除了发行及取消交易、证券登记管理服务和向海外投资者进行派息分配等基本的运营服务以外，谢国良表示，摩根大通在发行人服务和投资者关系服务两个领域与其他银行有很大不同。与一些银行在销售时雇佣本土人员、在服务时用美国的团队不同，摩根大通存托凭证的发行人服务政策是在客户所在的时区为客户提供服务，以避免客户需要联络常驻不同时区的客户经理的不便。谢国良介绍，摩根大通目前为中国企业客户提供的服务人员都在中国的时区。 谢国良介绍，摩根大通的存托凭证团队成员平均拥有超过10年的银行经验，背景涉及投行、证券服务、私人银行、基金管理等各部门。目前摩根大通在亚太区的存托凭证团队有24人，这也是业内规模最大的团队之一。与其他银行比较，摩根大通更注重服务的质量，目前团队成员服务中国企业的比例是平均1：5。 摩根大通一直致力于投资者关系(IR)团队建设。摩根大通设立了两个团队支持客户和投资者关系。一是在纽约和伦敦设立了一个“存托凭证流动性方案小组”，以协助客户开发并推广其存托凭证项目；二是设立了“投资者关系顾问”团队，帮助企业客户开发IR战略并搜索投资者。此外，从2011年开始摩根大通还将每年对中国企业和美国机构投资者进行IR调查，以更好的帮助中国企业。谢国良认为，摩根大通在IR方面为客户提供的增值服务是摩根大通最大的优势。 增值服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海外投资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摩根大通存托凭证业务投资者关系咨询服务全球主管Matthew Kolby认为，掌握和投资者沟通的技巧很重要。 Matthew介绍，摩根大通的投资者关系咨询服务团队会给企业提供最佳的IR实践建议以及实施相关方案，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获取更多资本。“除了帮助客户创建美国存托凭证计划，我们还会在 IPO之前就如何建立完善的IR架构向企业提出建议，包括建议企业开辟IR国际网站、提供IR培训、选择IRO等。” 摩根大通的IR团队会和投行一起合作帮助确定具体的美国存托凭证投资者群体，并增加路演日程，这对企业而言非常有价值。谢国良表示，摩根大通存托凭证IR咨询团队是跟客户“过日子”的，所提供的服务是长期的。在他看来，上市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市的IR维护仍然需要其IR咨询团队的建议和帮助，包括在常规路演中进行IR定位分析，帮助企业确定目标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帮助企业复查现有IR网站及投资者介绍；为企业继续提供一系列培训和教育服务，帮助企业了解股市最新趋势和动向以及监管政策的变化。 谢国良特别提醒，由于不断有新的公司上市，如果公司不保持跟投资者的持续沟通，投资者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新上市公司上面。 虽然有些大型公司在美国设有IR办公室，但是如果此时摩根大通的团队同样还可以给公司提供IR服务，那么对企业而言非常有利。这是因为摩根大通的IR团队不仅可以帮助公司寻找新的投资者，还可以给公司提供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看法，告知公司在与投资者沟通时应防范哪些错误。而一旦发生危机时，摩根大通可以第一时间给公司提供处理建议。比如前不久的日本地震，摩根大通根据经验判断出投资者的想法，并及时给公司提供建议。 摩根大通IR团队于2005年成立，有七名全职专家，其成员在IR领域均有超过15年的经验。 看好中国 谢国良在摩根大通从事存托凭证业务已有10年，他介绍，在过去的10年里，亚太区存托凭证交易金额由2000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60亿美元。而在2010年亚太区比较活跃的四个市场——香港、台湾、印度和中国，中国公司存托凭证融资额高达54亿美元，占据亚太区融资额的70%，其中36家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A存托凭证融资额超过41亿美元。 鉴于中国在过去一年里ADR的迅速发展，谢国良认为2011年A存托凭证市场将非常乐观，他预计，今年可能不少于20家。 通过对过去10年赴美上市公司的分析，谢国良指出，中国存托凭证市场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以2003年为分水岭，赴美上市的公司从传统行业的国有企业变为以科技型私营企业为主；二是存托凭证种类开始多样化。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证券交易所开始推出本地存托凭证。一个是渣打银行以印度存托凭证(IDR)形式在印度上市。另外一宗是巴西淡水河谷利用HDR(香港存托凭证)在香港上市。此外在新加坡还有SDR(新加坡存托凭证)等多种地区性存托凭证。谢国良表示，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存托银行，摩根大通也在积极探讨存托凭证形式的多样化。 选择理由 “选择存托凭证上市时，一定要选择对公司所属行业了解和熟悉的市场。”谢国良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选择到美国上市，除了看重美国资本市场的实力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资本市场了解他们。近几年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大多是科技型公司，而在纽约聚集了全球最专业、最多的科技行业研究机构和人才，从而获得较高价值。此外，在与客户的接触中谢国良了解到，赴美上市的公司在国内大多都是行业的创新者和领导者，他们的同业不在亚洲而在美国，美国的投资者更能理解公司的产品和业务。 除了“为利”之外，很多公司赴美上市则是“为名”。例如销售市场在美国的企业借上市提高在美国本土的知名度，此外美国作为世界上监管最严格的市场，若能在美国成功上市将大大提高公司声誉。 谢国良特别指出，很多公司选择存托凭证在于解决跨国间法律制度上的障碍。此外，出于资本运作的需要也是很多公司选择ADR的重要原因。近两年，中国公司海外并购活动活跃，如果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就可以将ADR作为并购的支付工具。 (如有问题，请致ling.kuo@jpmorgan.com；wen.wh.wang@jpmorgan.com)

　　银企对话

　　Q：路演过程中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有哪些？ A：公司发展战略、业务模式、管理团队的实力和管理经验、公司治理、业绩表现等。 Q：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在哪些方面存在问题多发区？ A：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中，出现最多的问题是信息披露，占比超过80%，其次是公司治理和内控。 Q：与发现普通股相比，发行DR的成本如何？ A：公司上市成本主要集中在投行尽职调查、承销商费用、交易所费用和IR方面，而这些发行DR和普通股的成本差别不大。

　　内控警钟为谁而鸣

　　在城市商业银行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频频暴露出的金融案件，尤其是齐鲁银行高额骗贷一案的曝光，让原本积极扩张中的城商行遭遇到了信任危机，也更凸显了城商行在风险内控方面的“短板”。

　　文/马丽 吕丹

　　近几年城商行的增资扩股正吸引着包括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外资公司在内的众多资金的关注。例如自去年以来的浙江龙胜参股锦州银行、联想控股入股汉口银行、青岛海尔增资青岛银行、中原高速入股新乡银行等。 资本金不足可以增资，但城商行的管理能力却非“一日之功”。在城市商业银行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频频暴露出的金融案件，尤其是齐鲁银行高额骗贷一案的曝光，让原本积极扩张中的城商行遭遇到了信任危机，也更凸显了城商行在风险内控方面的“短板”。监管机构也表示出了担忧，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告诫城商行不要一味地追求资产规模扩张，“挑不起100斤的担子，不妨挑50斤的，过了会高处不胜寒。” 风险控制能力提升节奏跟不上规模扩张速度时，城商行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扩张病。提升风险内控水平以匹配快速扩张的规模的警钟早已为城商行敲响。 风险不在别处 银行的一次内控“失足”很可能导致万劫不复，巴林银行便是最鲜活的案例。法国兴业银行由于交易员违规操作导致银行巨亏的事件至今还没有被遗忘。大量事实表明，很多严重的风险损失往往是由于内部疏漏而造成的。华夏银行行长樊大志曾表示，在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实际工作中，大多数银行都习惯于把目光向外看，重视外部风险，而往往疏忽了内部风险的防范。 随着城商行规模的快速扩张，加上监管部门对其资本监管的加强，如今城商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压力，而通过增资扩股这一方式已成为城商行资本补充的主渠道。遗憾的是，城商行的内控水平提升却未能与其规模增速相匹配。骗贷、福利房贷、违规操作、金融诈骗等问题一次次敲响了银行内控的警钟。 毕博管理咨询董事总经理石明华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城商行对内控重视程度不够。他介绍，城市商业银行是从城市信用合作社改制而来，在过去几年里，城商行的发展以业务为主导。“当业务和内控在一定程度上有冲突的情况下，大多数银行会选择业务优先。这也是导致城商行内控体系较弱的最直接原因。”另外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环境较好，整个信贷组合中违约相对较低，银行的收益较好，所以城商行在改革目前的风险管理，包括内控在内的具体管理方式上显得并不迫切。 石明华认为当前城商行内控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内控机制尚不健全，控制不足，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仍以信贷规模扩张为主，受不良贷款的现实制约，内控机制建设主要围绕着信用风险而展开，相对而言，合规风险、操作风险以及信誉风险等尚未引起国内银行的足够重视，导致出现了风险控制的一些真空地带；第二，内控执行力不足，控制失效；第三是对分支、基层机构的控制不足；第四，科技对内控缺乏有力的支持；最后，内控文化尚未真正落地。 不可否认，城商行在内控方面还有很多课需要补。毕博管理咨询高级经理张挺强调，补课的内容首先是风险管理方面，包括风险管理流程、组织架构和制度建设。不过这些往往会触动银行的固有文化和组织，是银行内控建设过程中阻力最大的环节。 银监会监管二部副主任陈刚明指出，从2009年的指标看，城商行的整体风险水平有所下降，各项监管指标都有很大的改进。不过他同时强调，由于城商行基础还不牢固，在人员素质、IT系统等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还是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操作风险。 张挺对此表示赞同，“城商行信用风险更多暴露了银行在整个审批人制度建设方面的盲点。”国内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已经建立了专职审批人制度，但国内很多城市商业银行还并没有建立这一制度。而在当前流动性缺乏的情况下，受前几年爆发式房贷的影响，这些贷款在一两年可能出现违约高峰期。此外他还强调，由于小银行议价能力较弱，随着利率自由化的逐步推行，城商行利差会变得更窄。 事实上，受规模、地域、客户群等多方面的影响，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不尽相同。盛京银行董事长张玉坤认为，银行的第一风险是流动性风险，他将其比喻为脑溢血、心脏病等当做生命性风险来防控。张玉坤介绍，控制流动性风险最基础的就是控制存贷比，盛京银行长达八年时间没有超过60%。“我们当前在防范流动性风险上，采取的是月度分析，并进一步进行评估论证，全年进行资产结构分散化、无风险化、回收化、周围化评估等。” 谈到银行风险就不得不提“巴塞尔III”。德勤金融企业咨询服务合伙人吴松汉认为，“巴塞尔III”产生的新变化将会对全球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国内银行更加传统的运营模式、更加简单的资本构成以及较少的衍生工具等原因，新框架对于国内银行的影响明显小于西方银行。但从长期来看，新的监管标准对中国银行业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商业银行近几年资产快速扩张，这大大增加了资本补充压力和流动性压力。强化后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将约束稳定状态下的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和信贷成本控制。 同时吴松汉指出，银行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考虑风险并相应控制风险，以达到实现企业长远利益最大化的文化。为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各银行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提高资金使用率，降低存放央行款项中利率较低的超额准备金比重；2、确保在任何时点都有充足的流动性资金用于满足对外支付的需要；3、建立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保持分散而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持有一定比例的信用等级高、变现能力强的资产组合作为储备；4、集中管理、统一运用流动性资金，构建流动性风险内控指标体系，及时调整流动性管理策略；5、合理安排贷款投放节奏，适时调整内部资金价格，充分发挥同业存款、票据对流动性的调节作用；6、开发历史数据模拟模型和现金流量管理行为模式，为流动性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7、改进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方法，提升测试水平等。 宁波银行董事长陆华裕对银行存在的风险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家小银行，宁波银行主要考虑三个风险：首当其冲的就是生存风险。“虽然我们不差钱，但我们得考虑什么时候可能被兼并，什么时候在这个行业里面已没有存在价值。”第二是业务结构里面有没有系统性风险。“当前银行业务中做按揭要亏损，做信用卡不赚钱，关键是我们怎么对资产布局、对业务进行结构调整。”第三是操作风险。“比如年轻人要结婚买房，如何支付几百万元的房贷，会不会铤而走险？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心的风险。”石明华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操作风险包括欺诈、违规操作、流程设计不合理、系统故障等。 穆迪分析全球董事总经理黄艳玲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很多城商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控制风险，而是银行并不清楚自身风险所在。 黄艳玲并不否认内控对风险管理的作用。以申请信用卡为例，她认为银行有很好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给客户做一张评分卡。这个评分卡能够准确的预测未来的风险，但由于个人喜好，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个条例来做。即使有很好的风险管理工具，但没有好的内控机制予以保证，也不能做到很好的管理风险。此外银行风险管理本身也要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可能也会分成设计风险计量工具和设计相应的流程规范两部分。 “内控和风险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控实质上是保证按照已有的法律法规来做事，更多强调的是合规；风险管理则是指风险掌控和管理的能力。”在黄艳玲看来，遵循法规并不意味着银行对风险有很高的控制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突发风险并不能通过流程和规范就可以解决，更多的是需要银行准确的应变能力。 合规创造价值 中国银监会合规指引要求银行的经营活动与外部法律、法规、规章等保持一致。《商业银行内控指引》则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商业银行在主要业务活动中，包括存款和柜面业务、授信业务、计算机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控制要求。 从监督要求看，银行的确需要一项机制将内控管理落地，内控合规应运而生。从银行内在风险管理的角度，鉴于合规风险是银行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内控合规就是银行风险管理的基础环节之一。 通常情况下，“组织、控制、激励”被比喻成银行管理的“三驾马车”，这三大因素在大连银行的合规工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大连银行副行长、首席风险官邵丁介绍，大连银行合规部门对新产品、新业务需要进行合规审核；组织实施全行的内控制度清理规范；下发业务合规性风险提示；将内控评价纳入分行年度绩效考核；积极建立内控文化等。“我们内控合规工作的管理定位在角色上与先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整体上是趋同的。” 邵丁谈到，大连银行自2008年就开始试点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目前已纳入全行的绩效考核系统。在每年的内控评价实施过程中，大连银行会把评价结果由高到低整体排名和风险等级分类(由高到低，分为A、B、C、D四个等级)。经过三年的内控评价，各个分行的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和风险暴露正在日益清晰化。 “评价不是目的，如何正确有效地运用评价结果，达到风险管理与提高管理效率的双重目的，才是我们更为关注的。”在评价结果形成后就需要总行一线业务部门、各分行在此基础上主动履职，针对各自的重点高风险领域和重点高风险支行，有效匹配合规管理资源。对评级为D级以下的支行加强监管，要求其必须达到C级以上水平，否则暂停开办新业务或新设机构。许多分支行也陆续将评价结果纳入分行内部绩效考核中，从而有利于促进分行各部门和业务线条自查自纠，主动合规。在有限的合规资源下，充分发挥分行防范风险的基础性作用。目前大连银行已将内部控制评价作为内控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有效手段。 从大连银行2010年的内控评价情况来看，整体有所提升，但个别分行有退步。“是意识层面的问题，如果一个分行能充分认识到评价工作的价值，领导层的推动力就很强，任何人对于改变都会有本能的抗拒，要克服这种心态，需要领导出来亲自组织。”邵丁认为，内部控制关键不在技术，而在于人。为此大连银行特别注重合规文化宣传。 大连银行每年都会举办行级高管带队的合规文化宣讲活动，到目前已坚持了三年。事实证明，凡是较早接触合规文化理念的支行都受益良多，并在近一年来的合规文化建设中卓有成效，无论是网点建设、人才规划及自身的监督与纠正等方面都走在了前面。 合规文化说到底是对内控制度和规范的执行力。在邵丁看来，合规文化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产生影响。她还认为，合规意识应当常耕常新，始终保持与外部合规监管的一致性。为此大连银行今年安排了以“内控先行，主动合规”的主题宣讲活动，请先进支行做合规经验介绍，以形成经验接力。 中国银监会一直倡导“合规创造价值”。邵丁认为，管理风险本身就是对业务最好的管理，它可以变成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性竞争优势。邵丁坚信，未来几年内控水平是决定城商行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今年整体金融形势，包括整个的宏观经济形势整体趋紧的状态下，城商行的业务空间正在逐渐收窄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进行内控合规管理更显得尤为重要。 邵丁介绍，大连银行在未来时间内会引入新的管理工具、先进的管理手段、科学的检查方法等，进行基础数据平台的搭建，使之与合规风险点和控制要点融会贯通。未来的合规评价管理工作要更加细化与细分，总行在每次合规评价前要结合对分支机构的了解，进行前期的合规问卷调查，掌握之前检查所暴露的问题，了解其近一年的合规管理情况变化、查看分行法律合规线条的履职情况、着重对分支行各种报表的分析，结合实际业务对分支行进行点对点的分析，责任到人，并将信息与其他评价人员共享。目前大连银行正在试图通过建立风险矩阵图的方式进行风险管理，以便进一步勾勒出全行所辖各个分支机构、各个业务条线的各类业务风险及其分布情况。 监管趋紧 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除了会由货币汇率等宏观因素或突发事件引发，再就是金融机构经营不佳与监管缺失。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明确指出，城商行发展的“三不”倾向，即不平衡、不持久、不匹配。而在今年年初，山东齐鲁银行的票据诈骗案以及此前不断暴露出来的城商行内控问题让监管层开始认真审慎城商行的高速扩张。 阎庆民在今年4月召开的城商行发展论坛上明确要求城商行“严守风险底线”，即确保单家城商行不发生重大风险；确保城商行群体不发生重大风险；如果银行业发生系统性或区域性风险，确保风险因子不是来自于城商行。 另外，阎庆民还表示，今后将审慎推进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把城商行内控机制作为重点检查项目，对于内控不健全的城商行的新设网点申请，将暂停审批。郭田勇认为，部分城商行内控制度不健全，无力对跨区域的分支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是监管层此举的主要原因。 在今年跨区域经营的审批将更为严格的背景下，开设村镇银行和拓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新业务成为很多城商行考虑的“曲线战略”。 2010年，银监会颁布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成为城商行内控和风险管理的最新依据。 在城商行之间、城商行与大中型银行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青岛银监局局长陈育林谈到，新规在监管上的“齐步走”给城商行带来机遇。吉林银监局局长高飞则认为，新规出台一是对加强流动性贷款风险管理提供一个很好的机遇；二是对于城商行改变原有的贷款管理模式、重新再造流程管理、树立新的信贷文化，转变发展的方式进行特色式经营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三是贷款新规指导城商行不单对借款人员的风险要有足够的评估和认识，对于其交易对象或者是整个交易链条也要高度重视，使银行从源头上开始控制信贷风险，实行实贷实付制。 对城商行而言，新规出台对其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宁夏银行董事长李建华表示，银行未来会在风险管控和流程方面要进行一些大的变革和改进，以规避操作风险和其他风险。上海银行行长瞿秋平认为，新规带来的不单单是贷款流程的变化，还包括对项目融资和流动资金管理，以及对个人贷款实施跟踪考核管理的问题，实际上需要对整个贷款系统进行调整。 此外，有中国版“巴赛尔Ⅲ”之称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今年5月3日正式发布，确立了我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政策框架，明确了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等监管标准。这将使城商行内控和风险管理监管更加严格。 引资更要“引智” 普华永道在2010年5月的报告中称，超过3/4的外资银行三年内有并购打算，而目标就是剩余的城商行、农商行以及金融混业经营公司。近两年，城商行增资扩股的需求毫无疑问为外资银行在华新一轮资本扩张提供了机遇。目前中国市场并不乏外资入股的城商行，如汇丰入股上海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入股齐鲁银行、马来西亚丰隆银行入股成都银行、德资机构入股南充市商业银行等。这些城商行在“引资”的同时也都不约而同的选择“引智”。 齐鲁银行董事长邱云章认为先进的理念、技能和制度对银行内控和风险管理非常重要。南充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黄光伟对此表示赞同，他还补充到，防范风险一定要为持续发展服务，此外还要将资产质量视为银行的生命线。 南京银行的案例也许更为突出，国际金融公司(IFC)在南京银行的上市征程中功不可没。IFC的加盟给南京银行建立了与国际金融机构交流、合作的平台，并在完善公司治理，提升管理水平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支持。如2002年IFC安排南京银行信贷人员分批参加了花旗银行主办的中国银行业信贷业务培训班，吸收了解了国际银行较为成熟的信贷业务模式；2003年在IFC的协调下，从意大利政府获得了35万美元的专项资金，由意大利联合商业银行专家无偿向南京银行分别就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以及审计等方面的内容提供历时一年多的技术培训；2005年聘请麦肯锡咨询公司开发了一个针对银行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提升董事会的决策水平等。 黄艳玲介绍，外资银行，尤其注意合规风险的控制。一方面是外资银行高管层非常重视合规风险，在渣打银行和花旗银行，一旦出现合规风险，由董事会和高管承担首要责任；另一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合规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保证了合规部门的相对独立，荷兰银行和德意志银行都采取独立的合规部门，渣打银行则是将合规和法律职能合并；此外外资银行一般都十分明确合规部门的职责，能处理好合规与内审的关系，尽管都以防范风险为目标，但合规部门更关注“事前”和“事中”的风险控制，内审部门则关注“事后”的稽核审计。据此外资银行形成了第一道防线是业务部门，第二道防线是合规部门，第三个防线是内审部门的三层合规风险体系。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础中建立合规风险管理框架，与其他部门合作，不断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和优化流程，将合规风险管理与业务流程优化相结合，减少风险发生。以东亚银行为例，针对在中国区的业务范围和产品种类，中国区总部统一制定业务操作手册，渗透法律法规的各项要求，详尽描述各业务的操作流程；最后，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和全体员工的合规意识也非常重要。 黄艳玲认为，内控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不是单靠哪一个部门就可以完成。在大的内控组织架构设立上，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并无太大差别，在她看来，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内银行在管理细微化上还有提高的空间，比如审贷分离。石明华对此表示认同。他介绍当前国内城商行也多采用“三道防线”来管控风险，不过由于这三个体系权责不清，效果并不理想。此外，他还指出，国内城商行在客户评级方面与外资银行的差异。客户评级准入在外资银行相对来讲更刚性，而国内城商行在大多情况下将其作为参考。 最后，黄艳玲提醒，国外银行在内控方面的经验并不代表就是最好的，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文化，比如金融资源相对更集中，决定了外资银行在内控方面采用更集中化的管理方式。中国城商行城市化有其特殊的市场环境和发展历程，很多是由分行和支行来进行业务。不可否认，国内城商行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但在国外银行适用的内控措施不一定适合城商行。“城商行在引进外资银行经验时要仔细斟酌，要考虑到银行发展所处不同的环境和文化。”在接触众多国内银行后，她发现，实际上国内城商行非常注重取长补短和外资银行内控经验的本土化改造。

　　浦发银行：竞技现金管理

　　已经在现金管理领域拔得头筹的浦发银行，依托四大竞技优势仍然保持马不停蹄的前进。

　　文/马丽

　　自从1999年企业现金管理产品传到中国以后，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陆续加入到这一战场，推出自己的现金管理服务。作为少数真正“公平”的竞争领域，各家银行无不在此重金布局并不断创新，努力为未来的发展做好铺垫。 浦发银行也不例外。浦发银行总行公司及投资银行总部企业现金管理部总经理曲丽萍将这形容为一场竞技赛，技优者胜。“2010年末，浦发银行现金管理客户数量已经突破14万户，资金交易量超过5万亿元，客户数量在同类型银行中保持领先地位。”曲丽萍对浦发银行现金管理服务的技能非常自信。 技之一 定位差异化 在国内银行现金管理服务越来越同质化的情况下，差异化是一条必须的道路。曲丽萍认为，浦发银行现金管理服务的三大特色是与同业的最大差别。 一是全面的现金管理服务产品体系。浦发银行现金管理服务覆盖各种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经过多年积累，目前已经形成电子银行服务、集团资金管理服务、代收付及信息服务、公司理财服务及新兴市场服务等五大领域的十几个系列，数百项银行服务产品。 二是高度关注客户体验和满意度。浦发银行一直都将客户需求放在首位，强调深入客户、了解客户并重点关注客户体验和满意度，提供适合不同客户实际需求的现金管理服务方案。“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通过第三方机构调查客户的满意度、产品经理定期上门回访客户、向客户发放调研问卷等方式，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提供客户良好体验为核心。” 三是优秀和稳定的现金管理服务队伍。浦发银行于2005年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现金管理产品经理队伍，目前全行专职从事现金管理服务的产品经理已经超过上百人。曲丽萍表示，“具有专业化的业务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产品经理正是浦发银行的优势所在，所以银行特别强调对产品经理进行培训。” 技之二 创新定制化 对于银行来说，现金管理服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收付款服务，而是银行为客户量身制定的个性化现金管理方案，提供综合化的服务，协助客户对现金流入、流出及存量进行统筹规划，在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上，实现客户效益最大化。 “将客户需求放在首位，深入客户、了解客户并重点关注客户体验和满意度，提供适合不同客户实际需求的现金管理服务方案。”曲丽萍认为这是银行业现金管理服务创新发展的核心。如浦发银行针对客户的信息类服务推出了“及时语”系列产品，针对客户的资金理财增值需求推出了“利多多”理财系列产品，针对中小企业的结算性融资需求率先推出了“玲珑透”融资服务等。 曲丽萍介绍，针对大集团资金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的需求，以及大集团资金管理专业性、复杂性以及个性化等特点，浦发银行创新服务模式，在业内首家以“银行+专业软件厂商”的合作模式推出了“多银行集团资金管理服务”，该模式不仅得到集团企业的接受和认可，而且已逐渐成为业内的一种通行模式。 浦发银行还针对财政资金、社保资金及各类公共资金的特点设计推出了“财政及社会公共资金金融服务方案”。曲丽萍指出，该方案是涵盖账户结构设计、收缴支付、资金集中管理、资金托管与账管服务、理财及科技支撑等内容的一整套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方案包含住房公积金、住房维修资金等11个涉及民生保障领域的资金服务。 而浦发银行在5·12大地震后为援建工作量身定制的一项现金管理服务更是为国内现金管理服务创新提供了新思路。针对援建资金专款专用、安全高效、公开透明的管理要求，浦发银行推出了一套援建资金监管和结算金融服务方案，打造了一套以网银和账户管理系统为核心的“三级账户封闭监管体系”。这一方案实现了对援建资金的全封闭管理、全过程控制，使援建资金从资金归集到资金分流，每一笔钱拨付清晰、流向明白、信息全面。据悉这套方案已经在上海援建都江堰项目上成功运用，后来推广到援疆工作中。 此外，浦发银行还在2010年推出了包括双模式外币资金池、统管资金池、财务公司集中代理支付、新一代虚账户管理服务、电子银行跨行互联、创新型理财产品等创新产品，其中不少产品都是业内首创的特色产品。 技之三 服务电子化 2010年末，浦发银行荣获“最佳电子化现金管理服务银行”奖。在曲丽萍看来，浦发银行现金管理服务的电子化和信息化是浦发银行的一大特色。“以集团资金管理为例，我们至今成功为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近4000家大中型集团企业提供了集团资金管理服务，成功打造了“集团赢”资金管理服务品牌，如果没有很强的信息化作支撑，这将很难实现。” 实际上在信息化已深入到各行各业的今天，没有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撑，现金管理服务根本无法完善。曲丽萍认为，“先进的技术平台可以强化面向大中型集团企业的资金管理技术支持，全参数化的设计使多层级的集团资金管理关系搭建、资金归集和资金管控变得更加轻松和灵活，” 据曲丽萍介绍，浦发银行的资金管理服务电子化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先进的技术平台。浦发银行在2009年推出了“新一代现金管理平台”，这是根据多年来为众多集团企业提供资金管理服务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客户需求，全新打造的一套高技术含量的现金管理专业平台。该现金管理平台强化了面向大中型集团企业的资金管理技术支持，全参数化的设计使多层级的集团资金管理关系搭建、资金归集和资金管控变得更加轻松和灵活。其中如“点对点资金调拨”、“委托贷款分时段计息”、“名义资金池”、“财务公司代理支付”、“N+N资金划拨组合”、“集团合并和拆分”以及“内部债权债务终止”等新功能均属于业内创新。 良好的客户体验。客户可以通过浦发银行的网上银行、银企直连、银行网点等多种渠道便捷地使用资金管理的各项金融服务，且操作更简单，服务界面更为友好和人性化，客户可以按照自己资金管理需求对资金划拨规则、利率以及内部授权进行灵活设置。 全过程的风险控制。浦发银行为客户提供了一整套资金管理管控手段，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对企业的资金运营实现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控制。 强大的个性化需求支持。考虑到客户的资金管理服务需求千差万别，浦发银行依托先进的技术平台，可以更高效、更灵活地专为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设计和开发。 技之四 品牌建设多样化 在“品牌意味着质量”的观念下，如何使浦发银行成为企业所熟知和信赖的现金管理服务品牌，曲丽萍坦言自有妙招。 2005年浦发银行在银行业内首推“浦发创富—企业现金管理解决方案”，开创了现金管理品牌建设的先河。虽然具有先发优势，但曲丽萍深知在激烈竞争中不进则退的道理。因此浦发银行持续不断地推出各种品牌产品，如“集团赢”、“利多多”、“及时语”等，带有明显的浦发银行烙印。 现金管理的品牌建设不仅在于推陈出新，更重要的在于银行产品和理念为企业所熟知和理解。曲丽萍认为专业交流平台是个很好的工具。 在专业交流平台建设方面，浦发银行也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例如2008年成立了“浦发创富-集团企业资金集中管理高层论坛”，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 2010年创立了“浦发创富—财资精英沙龙”，已经连续在多个城市举办专场；2010年成立了“浦发创富——财政及公共资金金融服务高层论坛”； 连续两年与CFCA共同举办“网银随心动·生活更轻松” 网银联合宣传活动等。 此外，曲丽萍还透露，浦发银行已于今年年初完成了现金管理服务整体形象重新设计工作，近期就会推出。

　　诚，而后沟通

　　如何在多家中国概念股遭遇信任危机的环境之下，提升美国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度，是眼下在美上市企业的主要任务之一。相比市值较大的知名企业，小市值公司在IR管理方面需要付出的可能更多。

　　文/王馨妍

　　2011年4月20日晚，又一家中国公司——多元环球水务被纽交所停牌。在此之前已经有中国高速频道、盛大科技、纳伟仕、智能照明、数百亿、福麒国际等10余只中国概念股相继被停牌或退市。 尽管被停牌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中国概念股集体遭遇信任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Roth Capital指出，仍在交易的中国概念股出现两极分化，一些市值大于10亿美元的企业备受追捧，而市值在5000万美元～2.5亿美元之间的企业则集体疲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提升美国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的信任度，眼下是在美上市企业的主要任务之一。相比市值较大的知名企业，小市值公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需要付出的可能更多。 同属小市值公司的鑫苑置业在这方面一直走得很顺畅，财务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贺鑫表示，“我非常认同公司董事长张勇先生的理念，鑫苑追求的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发展，财务上完全没必要为迎合部分投资者而故意搞虚假报告。” 定期沟通 2011年2月18日，鑫苑置业提前一周预告将于2月25日发布2010年第四季度财报，随后公司管理层将召开电话会议讨论财报结果并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作展望，同时特别强调收听电话会议的投资者须提前15分钟拨入电话或登录网站下载音频软件。 看似一则稀松平常的公告，对投资者而言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投资者可以通过营业收入、建筑面积、毛利等指标来分析企业的发展经营情况，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贺鑫表示，季报、年报是上市公司与外界保持沟通的最常规方式之一。业绩发布会上，一般会邀请股东、基金经理、分析师和媒体参加，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当场提出问题，与管理层直接沟通。例如2011年新的“国八条”等经济政策可能对公司销售产生的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近期的买地计划等。“由于部门或人员变动，一些机构的分析师中断了对公司的分析报告，作为投资者关系管理部应持续与他们保持定期沟通，才能确保信息的持续连贯，帮助分析师更好地理解行业和公司的发展经营状况。”贺鑫进一步解释。 鑫苑置业财务经营管理中心下设战略投资、财务管理、资金管理三个部门。其中，战略投资部实际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其定位是确保公司与资本市场的充分沟通，使其了解公司的战略、运营和财务状况，并及时将资本市场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公司领导层。具体工作包括重大信息披露、非交易路演和投资人大会，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日常沟通、研究报告的追踪监测、与监管机构的联系及沟通、股东结构监测分析、危机防范与处理和媒体监测等八方面。 鑫苑置业的首席财务官Thomas Gurnee来自美国，长期的金融背景和多年的中国生活经验使他在投资者关系管理上得心应手。他全年大半时间在美国工作，直接面对投资人，进行路演。一般而言，除了上市路演，鑫苑置业也都会在罗德曼、Roth Capital等投行举行的投资人大会上与多位投资人面对面交流。贺鑫表示，每次会议大概25分钟左右，效率很高，会后都有部分投资人申请前来公司或项目所在地作实地考察。 参加非交易性路演和相关的行业会议是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有人质疑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奥美金融咨询曾建议，企业高管应花时间对投资者进行深入研究，找到成熟的价值投资者，例如哪些财务数据会影响投资者买进或卖出的决策？投资者是否投资过行业里的其他企业等。 当然，通过企业网站与外界沟通也不失为一种便捷的方式。通过一些定期内容更新、转载行业报告、公司常见问题及解答等，多角度满足投资者对各方面信息的需要。例如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鼎联控股定期发布公司中标项目的信息，众多投行纷纷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不断走高。 难点突破 外界一直对投资者关系有所误解，认为投资者关系就是耍耍嘴皮子，与基金经理、分析师和投资者、媒体“沟通沟通”，没有技术含量。实际上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公司在华尔街的形象和股价的走势。对此贺鑫强调，“IR实质就是一种营销，只有把公司价值推销出去，才能促进股价上升，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对中国企业而言，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难点有三方面。首先，IR在中国刚刚起步，行业里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才较少，也没有成型的管理制度和标准，公司在战略投资上没有明确的目标，导致投资者关系活动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第二，信息不对称，包括法定信息和自愿性信息的披露不及时、不全面。作为企业管理者，需要在信息披露不足和披露过度之间找到平衡点，防止信息披露不足或不当造成公司资产被低估，信息披露过多而泄露商业机密。 贺鑫认为，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技术含量在于“分寸拿捏”。美国资本市场相比中国更加成熟，如果财务信息披露不完全或者披露虚假信息，公司遭遇集体诉讼的概率很大，肯定会影响公司的声誉和正常运营。因此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披露“完全”的财务信息。此外，投资者希望对公司的运营管理了解的越细越好，但公司应对此准确把握，不能提早或私下透露具体细节。 投资者对公司的认识存在偏差是第三个难点。对于鑫苑置业而言，这个问题尤其突出。长期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缓慢，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十分稳定，而中国人口已过13亿，投资的刚性需求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投资者缺乏对中国经济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鑫苑的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一定的认识盲区。例如美国投资者对“国八条”给房地产行业造成的影响就存在理解困难，他们习惯于用美国市场上的房地产公司来理解鑫苑，因此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公司估值都很低。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股价持续走低，部分公司市值缩水大半。 对此贺鑫坦陈，鑫苑置业在资本市场的维护上倾注了比国内上市企业更多的努力，包括打造了一支精干有效的公司管理团队，聘请了行业内领先的顾问团队；加强市场调研，了解投资人对公司的关注度和看法；建立完备的投资者数据库，迅速、准确地向他们提供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把握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投资人偏好的变化；建立相对稳定的投资人群体；化解危机。“针对媒体、散户、机构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最大限度争取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鑫苑置业第四季度财务业绩优异，郑州、成都、徐州三地楼盘项目的建筑面积销售总额超出预期。Roth Capital维持鑫苑置业“买入”评级。 信任第一 每年进行数十次的非交易路演，已成为鑫苑置业与投资者保持持续沟通的主要方式之一。作为本土企业，鑫苑置业也从未放弃在国内的宣传。“每年会在国内进行5～6次的非交易路演，让更多的国内投资者了解鑫苑。”贺鑫补充道。由于受外汇管制及国别交易的限制，鑫苑置业目前还不能直接吸收国内投资人的人民币股权投资。目前鑫苑置业正在考虑建立人民币地产基金，利用其成熟的品牌优势和管理经验，吸纳国内中小投资者的资金，复制鑫苑文化，与大家分享鑫苑经营的成果。 贺鑫认为，只有经过有效沟通，才能获得投资者的理解与信任，最终达到多方共赢。有四点非常重要：首先，正面宣传企业的文化和管理特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促进投资人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其次，在沟通过程中，将投资者做为公司的股东看待，使其站在公司的立场上换位思考，以长期持续发展的目光分析问题；第三，经常性地与投资者诚恳、相互尊重地沟通，赢得投资者的信任；最后，要讲究沟通的方式方法，针对不同的投资群体制作不同的宣传策略，充分运用各种营销手段，从而促进沟通的效果，达到共赢。 在运营管理方面，鑫苑置业一直坚持“不囤地、不捂盘、零库存、轻资产快速运作”的商业模式，让客户获得物超所值的产品和服务。2010年11月，鑫苑置业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建投鑫苑55%的股权，实现100%控股，从而完全拥有了建鑫的逸品香山二期项目，为公司增加了近20万平米的可售建筑面积，这是鑫苑置业上市以来仅有的一次关联交易。 此外，上市以来，鑫苑置业的股价无论是在16美元／股的高位，还是在2美元／股的低位，主要持股人--公司董事长都不曾买卖过一股股票。华尔街向来高度关注公司内部人员买卖股票的行为，这种内部交易极易导致非法套利，受到投资人和监管当局的质疑。“依托严谨的内控体系，鑫苑置业有能力、有信心打造成纽交所的一个民族企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贺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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