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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新的经济学思维

2011年06月03日 11:10 来源:《首席财务官》

  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运动正在热烈的进行,学者们正力图使经济学回归科学的分析,还原其原本的正确功能。

  文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任若恩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0年9月24日回到他原来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Bendheim金融研究中心,在一个研讨会上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此次危机的性质、时间以及严重程度。无独有偶,2008年11月英国女王首次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了经济学家们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你们没人察觉信用危机的到来?英国皇家学院为此在2009年6月17日专门召集了一个33人的专家论坛,包括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的著名经济学家,政府金融机构和媒体要员,进行研讨,于2009年7月22日正式给英国女王写信回复,并将检讨公之于众。 其实对于经济学界更难堪的是,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宏观经济学派的领袖卢卡斯在2003年正式宣布,防止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该学派曾在一段时候宣传经济周期消失的观点,更对于高失业率的问题不屑一顾,认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通货膨胀,而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工具完全在于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财政政策的作用基本视而不见。 事实上,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运动在经济危机前就在西方的大学校园开始。2000年6月,法国一群经济学大学生发起一场签名运动,反对与现实脱离的 “自闭经济学”, 引发法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席卷为国际学生运动。 2007年由美国开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于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大的质疑,批评和挑战。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Simon Johnson 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安静的政变”,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寡头俘获,并指责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也被金融利益集团所俘获。 2009年7月1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郁闷科学”为题,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克鲁格曼宣称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处于黑暗时代,“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紧接着,同年7月18日的《经济学家》杂志以“经济学错在哪里?”作为封面故事,集中报道了两组经济学家分别对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的检讨。 10名英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以《制度经济学》杂志主编 Greffrey Hodgeson 为首,于2009年8月15日连名发信给英国女王,批评主流经济学滥用与现实无关的数学模型,误导经济学学生,要求改革经济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上述这些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还是个别经济学家的个体行为,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最近的行为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反思行为。该国际组织在2011年3月7~8日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危机教训,宏观经济政策和其原理-宏观经济学的会议,鼓励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和彻底的反思。会议的主题是:危机过程中的宏观和增长政策。该会议包括了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的著名经济学家(所谓盐水湖经济学家),但基本不包括芝加哥和卡内基。梅隆等大学的经济学家(所谓淡水湖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IMF总裁卡恩的开幕式讲话代表了对于这个会议的官方态度,讲话中也有“过去数年不但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也是经济学的危机”的提法。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就是过去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实施者,该组织的态度转变对于这场经济学反思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会议包括六个议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中介和监管、资本账户管理、增长战略、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对于这些政策问题存在大量的争论,但是否定政府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张逐渐被多数人所否定则是现在的主流。同时对于危机前过分依赖货币政策的理论有强烈的批评和调整,很多人主张对于财政政策的重视。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人物,他的看法代表了会议的重要信息:世界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已经步入一个新世界。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与以往不同,我们需要接受它。 中国最近很多年在经济学的教育和经济学的政策研究中都受到这种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在媒体上宣传这种思想和教条的文章也十分常见。因此我们也需要关注这场对于经济学的反思,并对于中国自己的问题和经验进行深入科学的分析,摆脱这些教条的束缚,在经济危机逐步消失的过程中,也 使得经济学危机能够逐步得到克服,恢复经济学的正确功能。

  意料之中的“变脸”

  包装过度的公司们,早就在上市之初就透支了未来的发展,上市后“变脸”也就在劫难逃了。

  文/皮海洲

  截至今年4月30日,沪深两市共有217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0年年报,2176家公司平均每股收益达到0.4988元。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上市公司总体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不过也有两大不和谐的因素。一是创业板蜕变为成长性最差的市场;二是新股、次新股业绩变脸。 创业板自2009年10月30日推出之日起,就贴上了“高成长板”的标签。市场对创业板公司的“高成长性”寄予厚望,并对创业板公司的新股发行给予了很高的溢价。新股发行市盈率少则几十倍,过百倍的也不少见。但高企的发行市盈率并没有让创业板成为高成长板。截至4月30日,深交所1270家上市公司披露完了2010年年报。主板485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率42.1%,576家中小板公司净利润增长率32.53%,209家创业板公司净利润增长率31.2%。创业板不仅没有表现出传说中的高成长性,反而业绩垫底,让对创业板寄予厚望的管理层及投资者大失所望。 与创业板由“高成长板”变脸为“业绩垫底板”一脉相承的是,新股、次新股业绩变脸。实际上,创业板由“高成长板”变脸为“业绩垫底板”,其原因就在于新股、次新股业绩的变脸。 纵观上市公司2010年年报及2011年一季报,中小板上市公司海普瑞无疑是变脸的典型。海普瑞是2010年5月6日上市的一家新公司,其发行价高达148元/股,创下A股市场最高发行价纪录。资料显示,海普瑞2009年实现营业收入22.4亿元,净利润8.09亿元,近三年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172.56%和244.53%。然而就是这家上市前高成长的公司,今年一季度业绩大幅下降,公司净利润1.5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9%,同时该公司预计2011年上半年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30%~50%。 这种业绩变脸的公司,在创业板里有很多案例。如2010年宝德股份净利润同比下滑51.53%;南都电源净利润同比下滑49.25%;朗科科技净利润同比下降46.66%;恒信移动、梅泰诺、安诺其的下降幅度也均超过了40%。并且在创业板中还有大量的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出现了下降。如国民技术2009年净利润同比增速是384.83%,而2010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速则仅有51.37%;鼎汉技术2009年的净利润同比上涨161.16%,到了2010年仅有14.9%;世纪鼎利、神州泰岳、科斯伍德的净利润增长幅度都出现了100%以上的缩减。除此之外,部分今年上市的新股,刚上市就业绩“变脸”,如安居宝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34.16%和77.2%。 其实,不论是新股与次新股的“变脸”,还是整个创业板的“变脸”,这一切其实都在意料之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创业板新股的高溢价发行,不仅刺激了创业板新股发行市盈率的越发越高,而且也带动了中小板新股发行价的走高,以及主板新股发行价格的走高。而这种以“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为主要标志的新股“三高”发行,带给发行人的是赤裸裸的圈钱效应。同时也带给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大股东及原始股东们以巨大的利益诱惑。而为了获得新股发行上市成功后的巨大利益,包装上市,甚至造假上市就成了发行人共同的选择。加上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同时创业板的保荐机构并不需要对新股变脸承担任何责任,中小板、主板的保荐机构所承担的责任也非常有限,这就使得保荐机构因此成了发行人包装上市的“高参”,为发行人包装上市出谋划策。如此一来,稻草最终也都被包装成了黄金,并推向市场,推给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者。 而这些过度包装的公司,早就透支了公司未来的发展,上市后“变脸”也就在劫难逃了。如海普瑞为了高价发行,不仅将自己包装成一家高成长的公司,甚至还自称是国内唯一一家通过美国FDA认证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企业,同时引入高盛作为战略投资者来吸引投资者眼球,以至就连金牌基金经理王亚伟也表示,“很少见到这样好的医药企业。”但包装终究只是包装,最终的原形毕露不可避免,于是在今年一季报,海普瑞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因此,面对创业板以及以海普瑞为代表的新股、次新股“变脸”现象,投资者务必要保持警惕,远离“三高”发行的股票,让“三高”发行最终回归到理性发行的轨道上来。而进入4月份之后,一些创业板股票明显遭到投资者的抛弃,部分股票盘中常常出现交投断档,这是一个好现象,是去泡沫化的一个重要过程。实际上,也只有挤掉了创业板股票的泡沫,新股、次新股“变脸”的现象才会逐步减少,创业板公司的成长性才会逐步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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