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我们中规中矩得太久了，一种另类的思维方式总是让人感到兴奋。

　　文 | 本刊记者 仝亚娜

　　“Sandel,let me in!（桑德尔，让我进来！）”许多学生拥挤在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外，一边拍打已经反锁的门，一边大喊着；当他们的执着终于打动了主办方得以进入时，全场响起了热情的掌声。

　　这位在中国青年中掀起如此热潮的桑德尔，到底是何方神圣？

　　1953年3月，迈克尔·桑德尔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1975年毕业于布兰迪斯大学。作为一名对政治很感兴趣的青年人，桑德尔大学时主修了政治、历史和经济。那时，他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报道政治问题的记者，或者参选公职。

　　然而，一个偶然的决定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时，桑德尔原本打算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学习政治哲学，然后再回到对政治和经济更为经验性的研究上去；但是，他被政治经济学“迷住”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研读康德、卢梭、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著作，并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对罗尔斯和康德所发展的那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批判（后来发展为其成名作《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局限》）。

　　不过，能让桑德尔受到如此追捧的，并非其在政治哲学上的地位与学术成果；事实上，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哈佛大学教授，为本科生开设一堂名为《公正》(Justice)的通识课程。自198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5000名学生走进桑德尔的课堂，参与哈佛有史以来累计听课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公开课”；而其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录制的视频课程，已赢得了超过1000万人次的点击观看。

　　桑德尔的课程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使其具有如此魔力？

　　通常的看法是，“公正”作为话题本身的受关注程度以及桑德尔独特的教学风格。在课堂上，桑德尔并非搜肠刮肚地试图给出“正确答案”，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回答、反驳、再追问的方式，迫使每个人参与其中，动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

　　也有一种批评的意见认为，桑德尔其实不如其它教授那么辛苦，看上去他似乎只是不断提出问题而已。这让我想起初入大学时的一堂课，那位年轻的讲师也试图用提问的方式让大家参与进来，令人尴尬的却是应者寥寥；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大概是中国的学生不如西方那么活跃，但桑德尔在清华的公开课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事实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是否采用了提问的教学方式，而是提问者本身的水准。大多数问题不是过于肤浅就是过于深奥（忽视了听众的接受能力），真正精妙的提问，能激发人灵感与思考的提问，真是少之又少。

　　【对话】

　　迈克尔·桑德尔：我正努力像苏格拉底那样

　　《中国机电工业》：有人将你的教学方式与苏格拉底进行类比，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迈克尔·桑德尔：苏格拉底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西方哲学的奠基人，我很荣幸能够与他相提并论，但我并不会宣称或假装自己是苏格拉底。实际上，苏格拉底并不写作，他没有出过任何一本书；他的主要思想，是由其伟大的学生柏拉图记录下来的。苏格拉底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教学法，而我正努力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发问，通过讨论进行教学，这正是苏格拉底曾经做过的。我不会试图用什么理论去说服学生，而是努力把他们训练成有头脑的公民——虽然公开课的名字叫做“正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主题是公民意识。

　　《中国机电工业》：你启发了很多人的思考，帮助他们得出自己的思想；那么，作为老师，你自己从教学中得到了什么？

　　迈克尔·桑德尔：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你不知道谁会说些什么，就像昨晚在清华的演讲一样，无法预测人们会产生怎样的讨论。这种不可预测性让学生有参与的乐趣，当然，带给我自己的乐趣更大——我不需要一直盯着讲桌上的教案，独自滔滔不绝。

　　在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也有一些学校开始仿照我教授《公正》的方式，正在准备一些课程，我会持续观察这种风格在其它国家的影响。另外，视频课程的广泛传播，让我对未来的教育模式产生了新的思考。或许，我们可以创造一间“全球教室”，以“视频实时连线”的方式，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教室同时上课，分享新的案例、故事，进行真正的全球对话和跨文化交流。

　　《中国机电工业》：虽然你在课堂上看起来很客观，鼓励学生说出不同的想法并进行辩论，但实际上你还是有自己的主张的，对吗？

　　迈克尔·桑德尔：是的，我的确有自己的看法，在《公正》这本书的最后，我也分享自己的主张。不过，在此之前，我尽量对其它的哲学观点保持客观，以便学生、读者都能接触到很多其它理论，了解每种哲学的主张，以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决定哪种哲学主张更符合自己的想法。我将自己的看法放在最后跟大家分享，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是不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