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 李洋

　　国人许久没有这样酣畅淋漓地欢呼过了！ 6月4日，红土场上，国旗飘扬，李娜用一场久违的胜利，消解了许多人自2008年奥运会刘翔退赛之后心头郁积的块垒。更可贵的是，我们从这场完全意义上的商业赛事那里，仿佛听到了貌似铁板一块的体制坚冰丝丝裂变的声音。鉴于此，本期“一周传媒重点”决定，以“破冰”二字破题，诉说这一周传媒的精彩。

　　闻“娜拉”出走 破举国体制

　　2011年6月4日晚间，中国选手李娜在罗兰加洛斯击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选手斯齐亚沃尼，夺得2011年法网女单冠军！国内外各大主流媒体（含国外媒体）纷纷慷慨地将头条新闻赠予李娜。这里仅举两例：夺冠当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网站以“breaking news”插入首页第一行播发，这通常是极其重大的国际国内新闻才有的待遇。翌日的《人民日报》不但在头版右上报眼处，加框套红刊登李娜捧杯的大幅照片，还在标题中赞美李娜“书写亚洲传奇”。

　　如此佳人佳绩，活活抢了飞人刘翔的风光，尽管后者一天后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13秒摘银，这是他伤愈复出后的最好成绩（6月5日新浪体育）。但是，媒体和国人对李娜的厚爱，绝非“中国乃至亚洲网球史上第一个单打大满贯冠军”可以诠释，因为人们不会忘记，2005年十运会上，正是这位爽直的武汉姑娘发出了对“举国体制”的公开质疑，继而毅然在2008年奥运会后决定单飞，远离体制，靠自己的汗水与坚韧赢得了今天的大满贯（6月5日《中国青年报》 ），以至于时下有人送了她一个美称：网球场上的独立参选人。说到底，大家对举国体制口诛笔伐由来已久，就是难得见诸行动，要的就是娜姐红土场上一声吼。用一场全民狂欢来消解人们心头的重压，或许这是李娜送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南科大弃考 高官当院士

　　6月7日上午，高考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6月7日新华网），一切尘埃落定。其父药庆卫在微博(http://weibo.com)上的道歉也让更多人从激情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同样，南方科技大学45名学子在这一天的举动也成了全国的焦点。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支持南方科技大学改革，却依然祭出“依法办学”这个法宝，要求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这样一来，南科大教改班首批45名学子是否参加今年的高考，俨然变成了教改成败的一个象征。目前学生已经发出公开信表示不会参加高考。校长朱清时也公开表示：“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6月6日《京华时报》 ）由此带来的舆论争议还波及到了前段时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遴选，不久前，23名政府高官及央企高管候选工程院院士，其中包括了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等人在内（5月25日财经网），许多人发出了院士遴选莫非是“仕而优则学”的疑问。

　　高校与工程院皆属事业单位，然而改革命途多舛，这让最近风生水起的事业单位改革布上了一层疑云。据媒体报道，事业单位改革时间表已经确定，将分为政府序列、市场化与公益类三类改革。中央所属事业单位改革已完毕，划入政府序列的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等少数几家。但是，地方试点并不是一帆风顺，用《人民日报》子刊《中国经济周刊》的话来说，就是“全国各地的分类改革仍在进一步确定当中”（6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这项改革结果何时水落石出，还需要时间的沉淀，但至少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改革的步子应该再大一点。

　　塑化剂来袭 两岸同震惊

　　这一周我们仍然无法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负面新闻中透一口气，食品领域又出事了—尽管这一回， 堪称岛内30年来最严重的食品掺毒事件“塑化剂风波”源头在海峡的对岸，但已经有涉毒饮料“顺利”漂洋过海流入了广州、江门和东莞等地市场（6月2日《羊城晚报》 ）。而塑化剂DEHP比三聚氰胺毒性强20倍的噩耗，更是让大陆这边的媒体不敢怠慢，源头之地的《东莞时报》在专版里聚焦“即日起全市围剿‘塑化剂’”，《东方早报》头版头条向民众通报东莞、南京查出“塑化食品”，《广州日报》头条宣布羊城“重点抽检饮料方便面”。

　　官方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然而，根据《财经》杂志、《证券日报》等报道，早在去年10月，华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便已从广州市方便面和25份方便米粉中查出塑化剂，检验样品中塑化剂均超过50%，其中调味酱包中塑化剂检出率高达94.6%（6月3日《证劵日报》 ）。所以媒体对塑化剂的报道，实属旧闻重提。难怪有网友发出难不成食品安全监测也在搞“一国两制”的感慨。而面对监管滞后的尴尬，陶短房在《新京报》上发出了食品监管应当“以攻为守”的呼吁，提出我们应当像欧美国家防治大肠杆菌疫情那样，“没问题才许上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问题则不许上市”（ 6月1日《新京报》 ）。

　　旱涝突变间 盼长效机制

　　正当举国上下还在为长江中下游的旱灾与三峡的关系争得不可开交之时，吊诡的事情发生了，6月3日，国家防总紧急派出工作组赶赴贵州、湖南，指导地方抗洪抢险。早前的旱灾曾造成南方五省400多万人饮水困难，16.7万公顷农田绝收，长江干流水位急降，素有“长江之肾”之称的五大湖泊断流、干涸、甚至湖床见底变草场；6月3日后的强降水又迅速让部分旱区变成涝区。其中贵州望谟县城惨遭灭顶之灾，9人死亡，13人失踪（6月7日《新京报》 ）。仿佛就在一夜间，“江湖”变了两重天。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数据，近50年来，在发展地方经济和水电利益的考量下，长江沿岸共建起7000多座闸坝，阻碍了长江与湖泊连通（6月6日《时代周报》 ）。这被民间舆论指为“寸磔长江中上游”，直接影响到了江湖的水文调节能力。受灾情之激，江西省已准备在鄱阳湖湖口建起2800米长的闸坝，把湖水拦在自家的地盘里，有媒体称“抢水大战一触即发”（6月1日搜狐新闻专题）；在受灾最严重的湖北省，民众对上游大坝、南水北调的抱怨之声不绝，浠水县村民将一百余万元抗旱灌渠拆毁，斥其为摆设（ 6月3日《京华时报》 ）。

　　种种乱象，或许正如时评作者叶檀所言，在破碎的利益与理论下，由于脆弱的生态，政府不得不时刻处于应急性的危机管理之中，这对未来发展与长期规划十分不利（6月6日《时代周报》 ）。长江流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想各筑堤坝、各修沟渠、各自为战是不明智的，决策者应当改变应急管理的旧思路，把防洪防旱的长效机制建立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