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会容 本报记者 丁明豪/文

　　 6月1日，天津普林公司同时发布了公司董事长关建华和副总经理严光亮辞职的公告。天津普林公司2010年年报显示，这位主动辞职的董事长年薪的确非常寒酸——2010年他在公司领取的报酬总额仅6.75万元，还不到副总经理严光亮的17.94万元薪酬的一半，同时也较2009年的38.42万元减少了82.43％。

　　 有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采用了《天津普林：6万年薪逼走董事长》这样刺激的标题。职业经理人薪酬乱象再一次受到舆论的关注。

　　怎一个乱字了得

　　 如果能够套用一句古诗来形容职业经理人的薪酬现状，那只能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查阅天津普林2010年年报发现，除公司董事长关建华年薪仅为6万多元外，公司的两位副董事长朱振华和王宝以及董事金国光2010年度竟然没有在该公司领取收入；此外，在2010年3月31日离职的副董事长金东虎和另外一些高管，也没有在公司领取收入；天津普林收入最高的两位高管是总经理唐艳玲和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严光亮，2010年年薪均为17.94万元。

　　 从其年报披露的情况看，天津普林高管薪酬锐减背后的原因是公司业绩不佳所导致的——2009年公司净利润较2008年下降83.69％,2010年较2009年更是大幅下降771.16％。但是，一个不给高管发工资的企业如何能够做到让高管尽职尽责，又如何能够提高业绩水平呢？

　　 对于董事长和副总经理同一天内双双辞职，天津普林公司方面在公告中轻描淡写称：“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这样的解释只能让人理解为其原董事长和副总经理在公司中并未发挥实质作用，那么，普林公司的做法就陷入了“聘用不发挥作用的高管——不发或少发高管工资——公司经营严重亏损”这样一个企业经营逻辑悖论之中。

　　 事实上，《中国企业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关建华在印制电路行业资历颇深。曾历任天津市显像管厂车间主任、电路板厂厂长。兼任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理事长，并多次获天津市政府颁发的“优秀企业家”称号。2005年11月30日至2009年8月5日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09年8月5日起担任公司董事长。单从这样的资料来看，关建华应当是位具有相当企业运营经验和管理能力的职业经理人，那么，亏损的真实原因就指向了包括薪酬制度在内的企业制度。

　　 和天津普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海绿新上市仅两个月，董事长薪酬涨两倍的例子。

　　 就在天津普林发布董事长辞职公告的前一天，上海绿新发布公告称，董事会通过《2011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待遇议案》。其中，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丹的年薪为56.5万元，较其《招股意向书》上载明的2010年年薪16.8万元增长了两倍多。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绿新于今年3月18日登陆中小板，次日即破发，参与打新并获配的投资者，如果在3月18日及3月22日没有卖出的话，早已经亏得一塌糊涂。尽管绿新公司预计2011年1—6月净利润将同比增长10%—40%，但这一业绩在中小板中也只属普通，公司高管大幅加薪的依据令人费解。

　　 更荒诞的薪酬案例发生在素有“任大炮”之称的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身上。他在宣布退休时声称，其在华远地产的年薪只是一个名义工资，事实上他只能按照国资委的相关管理规定去领取工资，其数目只有公布年薪的1/11都不到，剩余的部分就放在未领工资范围之内。直到其从华远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在未领工资的一栏里还有1300多万元。

　　高薪的那些行业和那些人

　　 据近日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持股状况综合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平安执行董事张子欣以1067.18万元的年薪，成为A股上市公司高管中的“打工皇帝”； 而垫底的则是时代科技的高管，年薪仅为23700元，按一年12个月计算，每个月的薪酬平均为1975元。与张子欣1067.18万元的年薪相比，两者相差竟达450倍。

　　 行业因素主导薪酬高低。与历年一样，薪酬最高者主要来自于金融和地产业，其中金融行业高管薪酬已经连续6年排在第一位；地产行业紧随其后；最惨的是农林牧渔行业，其高管平均薪酬为17.27万元，还不到金融行业平均薪酬的15％；而化工、塑料类上市公司的薪酬则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2010年上市公司最高年薪排行榜前10名当中，除了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和鲁泰A董事藤原英利分别以762.74万元和633.37万元的年薪分列第4和第10名之外，其他8名高管分别来自于金融和地产行业。

　　 2010年打工皇帝仍来自于平安，平安的执行董事张子欣以1067.18万元的年薪，在2010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排行榜中称雄。2至5名分别为广发证券董事长王志伟、深发展A董事长肖遂宁、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万科A董事长王石，他们在2010年分别赚取869.86万元、825万元、762.74万元和760万元的薪酬。

　　 业绩与薪酬“软”挂钩。在2010年年末各公司最高年薪排行后10名当中，有8位是出自*ST公司。由此也可看出，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与企业经营状况的优劣有关。

　　 去年高管薪酬最低的三家公司是时代科技、*ST金马和*ST黑化，高管平均薪酬还不如金融、地产行业职工平均薪酬。

　　 尽管从理论上讲业绩应当是高管薪酬的决定性因素，但事实上，许多公司高管的薪酬增加幅度大大超过了公司业绩的增长幅度。在集体加薪幅度最大的房地产业中，中弘地产则最大方。2010年中弘地产的高管平均薪酬涨幅达451.51%，这一幅度远高于公司净利润的增幅152.51%。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一些公司2010年的业绩出现了下滑，但却出现了高管依旧加薪的现象。这其中，美利纸业2010年净利润亏损1.18亿元，同比减少1548.94%，而公司高管年度报酬总额却从88.57万元上升至176.23万元，增长近一倍。此外，绿景地产、ST兴业、沃华医药、罗平锌电、红太阳、ST唐陶、*ST偏转、ST琼花和宁夏恒力这9家公司2010年的净利润下滑幅度超过200%，但高管最少也有1.75%的加薪。

　　 同时，业绩指标增幅较大的时代科技，高管工资却是低得让人难以置信。时代科技2010年实现净利润2258.08万元，业绩同比增长74.44％，然而14位高管中去年薪酬总额仅为20.64万元，其中薪酬最少的一位独立董事为1.1万元，平均每月不足千元，甚至比公司所在地浙江省绍兴市980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

　　是刺激还是激励

　　 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讲，职业经理人是一种稀缺资源。企业在对这种稀缺资源的竞争中，必然要舍得付出成本，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在巴西，由于高级经理人的供需严重失衡，使得经理人的薪资正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着。在印度的中心城市班加罗尔和普那，由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与工作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不对称，这里的高级经理人的薪酬自2004年以来就以每年20%—25%的速度增长着。在中国，由于长期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职业经理人断层以及近年来企业急速地爆发式成长，都使得职业经理人短缺局面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一场以薪酬争夺职业经理人的时代大战将愈演愈烈。

　　 从目前来看，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人力资本在企业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惜以高昂的价格去吸引职业经理人。但在这同时，无序的竞争导致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出现了非理性增加，加大企业的成本压力，并由此造成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在上市公司中，就曾出现过三花、海药等公司因激励过度而导致企业亏损的问题。

　　 武汉经理学院原副院长樊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我国职业经理人资源高度短缺的情况下，通过优化配置解决“经理人荒”是一个现实有效的办法，除提高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外，更加重要的是要形成科学规范的职业经理人薪酬机制和激励机制，改变目前这种乱而无序的状况。

　　 从全球范围看，职业经理人薪酬有两个典型的参照系，一个是欧美体系，另一个是日本体系。

　　 2007年的一项统计表明，美国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00多倍。而当时欧洲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已经是普通员工的400—500倍了。在讨论和思考过后，欧美人掀起了限制企业高管薪酬的持久战，美国和欧洲各国议会陆续提出各种限制企业高管超高薪金的议案。

　　 日本企业CEO和员工的收入差距在全球来看都是比较小的。这主要归功于日本政府对公共企业和行政法人CEO的薪酬水平采取了控制措施。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在分配政策上不搞高管高薪制，把国企CEO年薪控制在员工3倍以下，并制约私人企业CEO的年薪水平，以确保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管理更多的是参照美国模式，但随着美国国内一轮高过一轮的高管限薪潮，国内企业和管理学界是否应当反思一下，在高管薪酬机制的设计上，我们也应当学习一下日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