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龙贵

　　今年4月，广东河源一名13岁的男孩从老家步行340公里，历时一个多月，来到广州替人擦鞋，就是为了筹钱救助病重的母亲。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州市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目前，骆伟科已经收到捐款超过20万元，其母也已顺利完成手术。（《信息时报》6月12日报道）

　　从河源到广州有340公里，开车只需要3小时，而骆伟科走了足足30多天。看上去少年选择了一条难度最大的救母之路，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跨度，以及无比艰辛的感人经历，以少年的一己之力想要完成救母壮举，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重任。我们欣慰于事件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担心，这种非常态的救助模式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显而易见，这又是一起人们所熟悉的经过媒体放大，继而弱者得救助的事件。少年骆伟科之所以能成功救母，既得益于他自身超过同龄人的坚强和独特的经历，也得庆幸在此类事件屡见不鲜的现实语境下，媒体还没有审“悲”疲劳，社会公众的爱心还没有被过度稀释。但是必须承认，媒体有媒体的职业特点，它对弱者的关注是带有选择性甚至是功利化的，而社会公众的爱心资源也终究是有限的，因此对于骆伟科一个人的幸运，我们仅有欢呼和赞美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我们常见而又不得不提的场景不出意料地出现了：在骆伟科擦鞋救母事件经媒体报道而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之后，河源妇联、龙川教育局、龙川民政局纷纷来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承诺减免骆伟科姐弟俩的初中学杂费和住宿费，让其返乡读书。此外，龙川民政局还承诺等骆如娇带孩子返乡，将为其家庭办理低保。河源市市委书记还在微博(http://weibo.com)上批示相关部门“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舆论倒逼下政府的一种积极表态，但也不得不反问：这样的表态，是否有表演之嫌？骆伟科的家庭经济状态不好，父亲一年前去世，15岁的姐姐和母亲一起在外地做保姆谋生，这样的家庭，何以现在才获得低保资格？当骆伟科的母亲因为无法筹集高额医药费而奄奄一息之际，当骆伟科徒步340公里擦鞋救母之时，相关部门毫无反应，而一经媒体曝光引发社会反响之时，各个部门都纷纷挤到镜头前，极力展示政府的关怀，这样的反差难道不让人反感吗？更直接点说，决定政府相关部门伸出援助之手的，究竟是骆伟科的家庭困境，还是出于其他不为人知的考虑？

　　对于弱者，媒体可以选择性报道，市民可以选择性捐款，唯有政府不能选择性地救助。因为对媒体和公众而言，这并非绝对的义务，而对政府而言，救助弱者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在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每一个弱者都应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而不能因为社会关注度的大小而有所区别。骆伟科“集万般宠爱于一身”，既说明当地政府并非完全没有救助的能力，也揭穿了政府作为的表演本质，将政府救助当成了一种恩赐和炫耀，而不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骆伟科其实只是一个权力自我褒奖的“道具”，然而他的幸运却掩盖了更多个“骆伟科”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