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发展上师从德国，而在养老政策上应该学习美国。

　　摆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面前有两种模式，一是德国模式，一是日本模式。鉴于日本模式深陷泥潭难以自拔，而德国模式却得以成功，中国似乎应该学习的是德国模式。

　　德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其货币政策、教育体制、基础设施围绕实体经济制订。德国的出口产值与中国相差无几，而人口只有8000万。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科研重点放在制造业实用技术，其化工、汽车、机械等行业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为了维持制造业的明确预期，德国央行实行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如果说全球有哪一个大型经济体成功地抵御了数次通胀的威胁，就是德国。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3月11日公布的数据，不计季节因素的影响，2010年德国平均劳动成本同比上涨0.7%。另据德国Hans-Bockler基金会统计，德国2009年劳动力成本增长2.3%，增幅低于欧盟内的平均值2.9%。而从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德国劳动力成本平均增长率为1.9%，远低于欧盟内许多国家。劳动力成本增长率平缓，说明该国的货币购买力一直保持平稳，换言之，德国成功地控制了通胀。当汇率与利率冲突时，德国的做法是维持国内货币的稳定，以利率优先。

　　德国的基础设施保障了客流、物流的快捷。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0年物流绩效指数显示，德国排名全球首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2009年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通过的一项经济刺激新方案中，包括了140亿欧元(约合187.6亿美元)在基础设施和学校上的联邦投资。引人关注的是，德国曾是欧洲允许所有车辆免费使用高速公路的唯一国家，严厉的法律与低廉的运输成本为德国制造业创造了一流的环境。

　　除了对中小企业的优惠外，德国的学徒制教育对德国工业发展功不可没。德国法律没有强制各工厂接受学徒，但到目前为止，已有45万家工厂实行学徒制度，工会在约450个行业中强制规定，必须有学徒经历才能被聘为正式员工。工人培训从学徒开始，大多数16岁的青少年必须在自己所选择的行业中当3年学徒。学徒一周内有4天留在工厂里，第5天返回职业学校，接受理论课程训练。德国目前有各种职业学校9000多所，有近52万个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中心，职业培训已经商品化和大众化。德国工人的人均产出是英国的两倍。德国70%的员工都能胜任工作，而英国只有30%。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2006年2月在访问中国时指出，中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相对不足，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则占30%；美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占GDP的5.4%，但是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只有17%；其他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占GDP总量的情况是：印度3.3%，泰国4.1%，德国4.8%。

　　德国也存在问题，内部容量过小，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得到解决，但过于激进的欧元导致了目前的欧债危机。而在金融危机时，德意志银行激进的高杠杆显示德国人在虚拟经济方面不遑多让，幸亏，在德国经济虚拟化之前，金融危机就恰当地终结了这一过程。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但德国所拥有的教育、货币、制度优势是中国所缺乏的。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不能全盘学德国，尤其在社会保障领域。

　　德国是高福利国家，形成了以社会养老等五大社会保险分支为主干，囊括了育儿、教育、住房津贴、青年补助、社会救济等一整套包罗万象的高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支出已占GDP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的福利支出占GDP的三分之一，可以预料经济会马上破产。在人口众多、激励机制不完善的经济体，比高福利更重要的是分配体制的公平。

　　美国的社会福利机制介于高福利与无福利之间，未来的福利与个人收入息息相关，这一体制重在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障，而优厚的保障则与个人的努力所得到的薪酬息息相关。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未来的养老金赤字都是笼罩在头上的阴影，相比而言，美国的养老保障压力相对较小。

　　作为制造大国，德国是中国的前车，作为正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国家，美国鼓励个人努力的方式值得借鉴。无论哪一种方式，包括中国心仪已久的新加坡模式，公平的法律救济是保障模式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中国最短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