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布

　　前几天看见有人在网上晒过去年代的票据，除了粮票、布票之外，还有屎票、尿票，甚至妇女卫生用的月经带票。这些票据上都印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等“最高指示”，并注明数量如“每票五担”，“每月一条”等。

　　大家围观这些票据，是因为觉得它们很荒唐。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并不这样想，多数人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讲配额。知道了配额才能安排生产。粮食布匹不用说了，屎尿是肥料，不能想要多少就给你多少。月经带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女人老是弄丢又买，那就意味着别的姐妹当月没有可用的。如果不划定指标，那岂不乱套了？

　　与其围观过去，不如看看现在。正好《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关于进京指标的长篇报道。进京指标跟屎票尿票月经带票一样，都是配额制度的产物，可以叫作“才票”。其原理跟上述票据一样：没有计划和控制，那城市还怎么管理？人才还怎么引进？谁想来北京就让他来，那岂不乱套了？跟当年人们相信票据的必要性一样，如今很多人仍然相信这套说辞。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我们也同样会被认为不可思议。

　　关于“才票”以及它背后的户籍制度的荒唐，舆论历年来进行了很多批评。然而，此制度不仅没有能够取缔，还有日渐加强的势头。据报道，为了控制北京人口数量及提高在京人员“含金量”，近年来进京指标一再缩减，令其成为更加稀缺的社会资源。而这种社会资源的配置又极不公平，大多数落在国企手中。最需要人才的民企和私企，却很难拿到进京指标。那些破落甚至已经倒闭的国企，公开叫卖进京指标。

　　这是从市场配置的角度看问题。现在的妇女和卫生巾厂商都知道，市场会实现生产和销售资源的最优配置。你用得越多，他赚得越多。你卖得太贵，她就买别的品牌。然而，进京指标的控制者相信，他们比企业更清楚北京的发展需要什么人才。作为一个个整天忙着盖章和开会的官员，他们靠什么办法知道呢？说起来有些滑稽，他们的主要依据是纳税额。简单地说，谁交来的钱多，他拿到的指标也就越多。理由是，一个企业能挣钱，说明用人方向就对了嘛。这是多么幼稚的理由，而且又是多么简单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啊—和计划配额的理论如此矛盾，一点也不知道害羞！事实上，企业能挣到钱，说明它已经有了人才；那些有新兴市场敏感，预期能挣钱的企业，正需要大好人才，却不可能已经是纳税大户。更何况，目前的纳税大户，多半是一些靠权力垄断资源，而不是靠市场配置的劣质企业。

　　更重要的是，人不仅仅是人力资源，政府也不是企业的董事会，城市是供各类人自由发展的多元空间，而不是挣钱的机器。作为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贴上标签待价而沽，这是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政策。有专家建议说，“才票”不好，应该仿照有些国家的签证政策，考察你的学历、能力和经济实力。这无疑是在鼓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搞分裂，不尊重国家主权。如果我们要认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现实政治的话，那么就应该同意，在一国之内，公民应该人人平等，各地不能划疆而治。假如到北京比到纽约还困难，那么国家主权对于公民的意义何在？

　　有人会说，照你这样子说，谁都可以来北京，那北京的资源怎么够用？几天时间不就把首都挤爆了？这是一种僵化思维，以为事情都是静态的。事实上，现在大家都想去北京，恰好是“才票”控制的结果。这么多年来，北京的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计划，也远远超过别的没有指标控制的城市，已经证明计划的无效。计划者不仅不承认这点，反而拿来作为还要加强控制的理由，这是什么道理？人们都要往北京跑，是因为那里在权力控制之下，集中了太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并非市场配置，其实浪费也很多。

　　这些浪费可不是一般的浪费，它意味着对别的地方的剥削，妨碍了别的地方的发展。旧时代的土匪，常常在一些重要的路口抢劫，美其名曰收“买路钱”，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进城费”。然而土匪们往往还是得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比如高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对于陌生的过客来说，很难断定他开山栽树不是真的。现在的北京人，却没有勇气说这样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北京的建设集中了全国的税收和资源。拿了我的钱去修城，却剥夺我进城的权利，世上有这样不讲理的吗？

　　进京指标作为“才票”，它和粮票布票屎票尿票一样，不仅侵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还会产生腐败—这几乎是它唯一的效用。因此那些国企倒卖“才票”并不奇怪。没错，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倒卖，但是这实际效果却是在为票贩子当托。过去逛过粮票黑市的人都知道，政府打压得越厉害，黑市的价格就越贵。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