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晶/文

　　 如果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第一家官办军用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算起，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已经有整整150年的历史。

　　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宗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改革运动。但是，洋务派企业既没有实现民族“自强”，也未能为国家“求富”。

　　满清覆亡前后，这些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或者停产倒闭，或者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窃取霸占，或者成为地方军阀的囊中之物。例如，开平矿务局于1900年被英国人窃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掀起国有化运动，形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例如，已经在辛亥革命后改为股份公司的招商局，于1930 年被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并承担了抗战胜利后接收敌伪轮船的任务。

　　“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家垄断性贸易公司。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造成了日后的官商不分。

　　这些官僚资本主义控制的企业，通过权利寻租，以获取超额暴利为目的。它们不仅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扼杀了民族工业等其他经济主体的发展。对外，它们又成为买办资本，在充当列强掠夺中国帮凶的同时分得一杯羹。

　　所有这一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彻底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称之为“国营企业”的国有企业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通过没收或接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本；二是外资在华企业的转让、管制与征用；三是解放区、根据地创办的一批公营工商企业。

　　在新中国，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

　　建国6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国有经济独步天下到现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国60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建国6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濒临崩溃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前，中国大兴国营企业，完全效法社会主义“老大哥”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所有制结构沦为单一国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变化这三个大的阶段。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生产力被极大释放，创造力得到极大提高，对于国民经济和国家崛起的贡献迅速增加。

　　“十一五”期间，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企大发展，更是引起世界瞩目。

　　这5年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中央企业分享着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成果，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着力量。

　　201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共有30家上榜，其中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和中国石油均位列前10名。中国石油更是一度排名全球市值第一，中国工商银行也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商业银行。

　　1978年，全国国营企业的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只有1089.9亿元；如今，120户央企一个月的利润总和就超过1000亿元。

　　越来越多的央企“走出去”。截至2009年底，中央企业在境外和港澳地区投资设立的境外单位共有5901户，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

　　国企通过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造出了上天揽月的“嫦娥一号”，也造出了在高铁上驰骋、被美国总统奥巴马赞叹的和谐号列车。

　　经历了改革的阵痛之后，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正在迅速崛起，它们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利润，为社会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为多种所有制共存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前进的不竭动力。正是由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领跑，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创造了经济逆势增长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