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忠春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组织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巨变。城乡居民流动迁徙、交流融合的规模和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人流的浪潮沿着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到发达地区的路线图在运行，给流入地注入了强大的经济活力，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繁荣发展。

　　但是，由此产生的另一种现象，不能不引发人们深深的忧虑和思索，这就是很多地方发生的当地人与外地人的冲突、驱逐等摩擦事件；还有一些地方外地人比较多，这些人感到很难融入当地社会，于是就结帮成会，目的就是维权护己。此外，还有一些无形的“摩擦”和横亘在人际之间的“鸿沟”：一些地方的当地人抱怨外地人鸠占鵲巢，侵占了自己的利益，呼吁清理外地人，有些地方干脆制定了一些限制外地人购车买房的政策措施。本是同根生，彼此相煎的现象，深深刺痛着人们的心。

　　地域分群，拉帮结派，投门路，攀老乡，划圈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特征，是观念落后、思想封闭、人格偏狭的表现。自然经济时代，尚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居封地相安无事。当今市场经济时代，这些封建思想和做法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一些地方仍有很大市场。办事靠老乡，人按地分群、事给乡朋办的现象如影随形。再者，就业、上学、房地产等资源的稀缺和有限，与人欲的极度膨胀和无限，形成了尖锐冲突和矛盾。当地人因担心资源被挤占而产生的心理预期和焦虑，导致了行为失范。加上个别地方性政策的引导和暗示，也激化了这种社会矛盾。

　　但归根到底，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这个设计于解放初期的制度，在一些地方虽然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进展不大，一直顽固地维系到现在。在这种制度下，人群被分裂得支离破碎。一部分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用异样的眼光和情绪性的心态看待这种不平等，稍有不满，利益受一点损失，不理性的浮躁就会迅速蔓延。就是这项制度，造成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隔阂，造成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距，造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裂，造成了优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区别。不仅农村人进城之路坎坷不平，外地人要融入当地社会，圈外人变成圈内人，也需要冲过重重“关山”。户籍制度的门槛、用工制度的壁垒、利益诉求的无门、讨薪历程的艰难、社会歧视的冷眼，造成了“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社会排斥”现象。仅仅是地域和户口的不同，却染上优劣之分和贵贱色彩，打上了无法摆脱的“胎记”。面对人际隔阂给社会留下的深创巨痛，有关人士不无忧虑地指出，这将导致局部社会动荡，最终会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

　　市场经济最讲公平竞争和人格平等，人们理应不分地域、身份、种族，相互尊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应当是市民社会，大家享有公民待遇，能自由流动、自主迁徙，机会对每个人都应当是均等、公平的。但是，囿于中国的国情，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建设的还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因此，有些目标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市场经济应当遵循的一些规律我们不能违背，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当然，体制和制度改革不是朝夕之功，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顶层设计和全面创新，也需要地方政府积极作为，根据当地条件进行局部探索，比如一些地区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改革、试行新市民政策等。这里，要改革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尽快实现各种保障全国一卡通，实现全国性的互相接续等；要按照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特别是宝贵而无形的人力资源，不仅不能再设置各种人为障碍，而且还要主动拆除已有的“隔离带”，拆除捆缚在人们身上的种种枷锁和羁绊。总之，要通过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让全民尽早享受到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让第二大经济体的阳光照射到每个人身上，让每个人都拥有愉快的心情和阳光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