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6月23日 06:20 来源: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黎广 发自山东莱阳
有这么一个农场,征1500亩良田后荒废近两年、所有的农作物都不打化肥和农药、种植的麦子和玉米打碎了喂牛、随后任土地杂草丛生......
这是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2006年在山东莱阳市注资的农场,耕地租自莱阳市沐浴店镇的五个村,租期是20年。
村民们起初觉得租地给山东朝日绿源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日绿源”),不亏也不赚,只要彼此相安无事便万事大吉。
但此后一两年,村民们发现朝日绿源并没在那片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
从2009年开始,以绿色和循环经济为噱头的朝日绿源开始有所行动,但他们在农作物上不施农药和化肥,地里杂草丛生不算,还爬满了害虫。
看不见地里长粮食的农民开始对这片农场感到疑惑,这个时候,朝日绿源又开始饲养奶牛。
这让当地的村民觉得朝日租地的行为可以理解了。而随着今年粮价高企,村民们开始反思最初的租地协议。然而此时,一种新的农村经济发展体系已然成型……
日本农场进村
6月19日下午,韩宇航叫来了儿子和孙女,绕道自家后院的水泥地上把收割好的小麦规整好。
头一天,山东莱阳地区大面积下雨。这是胶东半岛腹地。此时收完小麦后,必须立即种玉米,才能保证一年有两次作物收成。
韩宇航是莱阳市沐浴店镇南旺村村民。这些小麦是他从山脚下承包地里收回来的。但是和5年前相比,这些收成只是原来的1/5。
“那时我还有三亩半地,后来叫日本人租走了。”韩宇航放下手中的农活,开始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日本人租地的事情。
韩宇航挪了挪塑料遮阳帽,几滴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顺着皱纹渗进了他眼睛里,他赶忙甩开铡刀用手揉了揉。
说起5年前的租地,韩宇航反复算几次,依然算不出个所以然。
“按现在的物价看,我当时在地里种果树,空当期种西红柿、黄瓜,一亩地每年能挣个三四千块钱”。但现在物价高,韩宇航认为“钱不是钱了”。
就在5年前,南旺村的村支部书记告知村民,县里接到一招商任务,日本的朝日啤酒株式会社要在沐浴店镇建一个农场,计划征地1500亩。
征地除了涉及南旺村,还包括大明店、吴家疃村等5个村,每亩地以每年800元的价格租赁,以后每5年递增200元,租期为20年。
南旺村总共有120户人家,但差不多50户人家的土地被划在了征租的红线内,面积有近200亩。
“我那时说不答应吧,他们都租了,剩下我的地在他们中间,不合适。”因为这一点,韩宇航也闹不清这属于自愿还是强迫。
但韩宇航并未考虑太多,“一亩地800元,价格还算可以,因为当时的粮食收购价没有现在的高。”
今年初,小麦和玉米的粮食收购价纷纷涨到每斤1.05元,按当地每亩小麦和玉米的收成,一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2000元。
村民们认为现在亏了,韩宇航只好自我安慰,“当时谁也想不到啊”。
日本人进村租地,改变了沐浴店镇的经济结构。有和韩宇航一样遭遇的村民们,已开始习惯了目前的状况。
“租地亏就亏了,以前靠种地为生,现在可以外出打工。”韩宇航说,现在村里的精壮小伙子们,基本上都离开家乡外出就业了。
那些仍有劳动能力的中年人,大都加入莱阳兴起的“农业基地”,这是莱阳地区的农业企业大面积承包农民的土地后,又返聘农民在这些“基地”里耕作。
“年轻人打工,我们闲了就去基地帮忙,一天能赚60元钱。”用韩宇航的话说,“反正在我们这里,只有懒人没有饭吃。”
高价格租地
但对日资进入莱阳农村,韩宇航总觉得有些说不清。更何况现在物价飞涨,他觉得有点亏。虽然这点,于清在五年前就考虑到了。
彼时于清担任沐浴店镇吴家疃村村委主任兼村支部书记,朝日绿源在他们村的租地事宜,就是他落实完成的。
于清坐在他承包的“基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的任务就是要把368亩地给谈下来,我干这个很委屈。”
但此时于清已不再是村支部书记,而是带领大伙承包“基地”,做起了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大”)种粮的领头人。
据于清回忆,他当时接到通知,说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要在沐浴店镇修建农场,这事已经定下来了,“我负责说服划到朝日那边的人谈。”
毕竟是日本人的公司,于清并不愿参与谈判,“但镇政府的领导来找我谈,还让我们5个村的书记签责任状,如果完不成工作就自动下台。”
于清认为基层领导不好当,所有的命令都是一层一层压下来的,不答应不行,所以只能在责任状上签字。
和于清预想的一样,征地工作受到很多阻挠。“有人不愿意,我就找他们关系好的人,叫他们帮劝,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到最后,所有人都答应了。于清总结的经验就是,到只剩下他的地在农场中间,他也自然就会答应。
但并不是5个村的村支部书记都完成了任务。于清清楚地记得,大明村的书记就有两户没落实下来,“最后下台了”。
于清认为,“虽然没有明说是这个事,但是就在这个问题被撵下来的。因为这证明你的工作能力不行啊” 。
最让于清不理解的问题,就是朝日啤酒为何偏偏选中了莱阳?其实当时沐浴店镇镇政府“也不愿干这个事,但这个项目是省里的,一层一层往下压”。
按照村民们的说法,当时邻市淄博有一千多亩地,给日本人开出5年不要钱的优待。而胶南地区为吸引朝日,也给了很多优惠,但朝日就是不去。
于清说:“我们莱阳不欢迎他们,越不欢迎,他们就越来考察,还看好我们这个地方了。”
正是基于这点,于清当时跟另外4位村支部书记私下碰头商量,提出要用价格“逼走”朝日。
就在2006年,莱阳市每亩耕地的租金约为550元/亩。于清建议用800元/亩的租金吓跑他们,同时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还提出每亩地每5年上涨200元的要求。
“我想着日本人觉得贵,这事就拉倒了,但没想到他们竟然答应了。”让于清意外的是,日方还对原本耕地里的果树和作物给予赔偿,最多的村民获赔6万多元。
这些举动,让于清觉得朝日可能打算在莱阳大干一番。然而最初的几年,那片农场却没有人打理,杂草丛生。
“如果中国人都学日本人种田,早就饿死了。”于清说,“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干不过中国人。”
抢中国高端市场
“我觉得日本人每年的800块钱白给我们了。”韩宇航说。
在地被租走的这几年,韩宇航经常会看看朝日绿源的那片农场。“头两年,里面杂草长一人多高。”
说到这里,韩宇航忍不住大笑起来。村民们都嘲笑他们,“日本人的种地水平,哎呀,真是差。”
此后农场里种了点草莓,但也就是在收草莓那十天半个月管管。
韩宇航对朝日农场的所有举动,都无法理解。“可能是觉得草莓不合适,这两年就种点小麦、苞米啥的,然后都粉碎了喂牛,他们说是科学喂养,真是去他的。”
但于清却对这些举动愈发感到不安,因为最初朝日并没有表示要大力发展乳牛养殖业,“日本人在糊弄我们”。
按照朝日绿源跟村民谈判时的说法,他们只种植蔬菜、草莓、甜玉米、西红柿等农作物,并未提及养牛。
村民们对朝日绿源建牛场表示抗议,因为养牛有污染,牛多了水质也被牛粪污染。
于清说:“还有那个臭味,刮南风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开窗户,另外他们种地也不打药,弄得害虫到处都是,老百姓就去闹。”
村民们证实了于清的说法,去年朝日绿源种甜玉米因为不打农药,弄得害虫泛滥成灾,“不单吃掉了其他农民的作物,甚至都把我们的窗户都爬满了”。
“所以我们老百姓就去告他们,让他们赔钱。”于清当时支持村民们闹,“鬼子打完仗都没有给我们赔款,我叫他们使劲要。”
尽管如此,朝日绿源农场周边的农户一边在认为农场的种植不得法,一边却对这个农场的产品趋之如鹜,有村民“想通过关系弄点他们的牛奶给我孙子喝,但买不到”。
去年冬天,于清得到一盒朝日绿源生产的草莓。“我不舍得吃。放了一个月,还能吃。”
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朝日绿源乐意看到的。据2008年《经理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表示,朝日绿源此举是为争夺中国国内高端奶市场。
朝日绿源乳业的一位孙先生称,“与国内普通鲜牛奶相比,将高出其平均价格50%-100%。”这一原因则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最尖端的技术和严格的管理。
但对当地的村民们来说,除了这种技术不被接受外,所谓的严格管理,也令许多人不满。韩宇航就属于表现过激者之一,因为他曾在朝日绿源里打过工。
那年冬天韩宇航在朝日绿源乳业奶牛部拉牛粪,他在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时抽了根烟,被朝日的管理人员逮了个正着,“说是谁抽烟,只要抓到了,一个班组就跟着一起罚”。
韩宇航就去他们的管理部,跟他们说“不要拿侵华时期的那套东西来管理我们”,他随后一怒之下离开了朝日。
而朝日绿源的工资“一天只有三四十块钱”,村民们都认为工钱太少,这也是韩宇航离开朝日绿源的原因之一。
“如果算上一日三餐和各种保险,一天也有近80元的收入,这要看工种”。尽管如此,于清觉得就是不能为日本人做事。
虽然抗日战争过去了60多年,但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地年长的人大都铭记着那段历史,他们将此迁怒于朝日绿源,并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
但处于五个村落包围的农场,这也成当地部分年轻人不愿远离家乡打工的原因。但这个群体并不大,朝日绿源每年都要在烟台人才在线上刊登招聘广告。
变身农产品基地
早在2005年,朝日啤酒株式会社在山东的投资计划就拉开了帷幕。
当地媒体的报道称,2005年11月21日,时任烟台市委书记周齐会见了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最高咨询主席濑户雄三。
当时的会见就是为解决经过省、市、县三方与日方的多轮谈判,对朝日啤酒投资1600万美元在莱阳建设农业示范园事宜。
日方计划养殖2000头世界最新品种的奶牛,种植日本最新品种的草莓和蔬菜,建成循环型高效绿色种养殖体系。
周齐告诉濑户雄三,烟台市将全力以赴加快项目推进,争取项目早日开工投产。
但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在赴日访问朝日啤酒株式会社时表示,希望日企能利用先进的技术在山东建一个农业示范项目。
传媒引述张高丽的话说,希望日本借此“帮助中国农民提高效率,改善食品安全,增加收入,并修复多年滥用化学品的土壤”。
在于清看来,“朝日方面应该也是顺水推舟,就答应了这个事”。
朝日啤酒株式会社是日本最大啤酒商。官方信息显示,朝日啤酒株式会社与山东关系良好,其最高咨询主席濑户雄三还是烟台市经济顾问。
朝日绿源项目同时也吸引了与朝日啤酒关系密切的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的青睐。伊藤忠商事于1972年成为首个被中国认定为友好商社的综合贸易公司。
因此,朝日绿源便肩负起如其宣传材料中所说的:通过培育下一代农业技术人才,向中国其他各省拓展事业,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助一臂之力。
但这一计划,显得道阻且长。据此前的《每日经济新闻》表示,朝日绿源目前仍在亏损,每年需要追加220万美元的补缺。
但朝日绿源总经理乾佑哉曾表示,这一农场将在2011年开始扭亏为盈。
时代周报记者试图向乾佑哉查询相关情况,但他的翻译张女士称,乾佑哉近期已返回日本,朝日绿源的任何情况,“我都不是很清楚”。
朝日绿源的一高管透露,公司产品主要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日资、外资超级市场进行直销。多数销往青岛、上海、北京等地。
其中牛奶价格为21.8元/升,草莓每公斤140元。这位高管预计,2013年后,将达到每年供应蔬菜约2000吨、水果约700吨、牛奶约7000吨的目标。
这一发展目标,获得了山东省高层的认可。2009年3月19日,山东省副省长才利民亲自在济南会见朝日啤酒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山崎史雄,对朝日绿源的发展表示嘉许。
此后的2010年底,山东省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其中表示将加快推动农业领域对外开放,扩大山东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
在今年日本地震后,山东省对日农业出口大幅攀升。山东海关的统计称,截至4月中旬,山东农产品对日本出口达3.45亿美元,同比增加49.1%。
事实上,日本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而占有中国农产品出口份额1/4的山东,有超过3成出口日本。
仅2007年,山东对日出口的农产品就达到了28.5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山东省的各大农业企业,大多都在依靠土地换取经济收益。
因此在莱阳这样的农业重镇,虽然各大企业都在开发“农业基地”,但日资农村的介入,在当地仍显得格外突兀。
有学者对此置评,土地是稀缺资源,如外资长期大面积租用中国耕地,再将生产出的农产品出口回本国,就相当于侵占中国的稀缺资源,变成其自身的农产品基地。
新殖民主义?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2009年表示:“富有国家和一些大公司集团购买或租赁穷国的肥沃农田,在牺牲穷国农民利益的基础上为富国生产粮食。”
对富有国家租用穷国土地的现象,迪乌夫将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
中国社科院全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向时代周报表示,目前来看,朝日绿源应是商业行为,因为他们的农产品一直保持在中国境内销售。
在白益民看来,日本人在农业种植方面十分讲究,有严格的有机认证标准。
譬如新承包的土地以前种过什么东西,在三年内就不准种任何东西。白益民说,这样才能让土地的肥力恢复到最佳状态。
而朝日绿源与伊藤忠商事有合作,伊藤忠商事在中国投资领域广泛,他们主要想占领中国的高档消费品市场。
白益民表示:“中国的大量农产品卖往日本,如果他们也返销,成本就会太高。因此他们更多是看中了中国的高端市场,打个品牌树立一个食品安全的产品形象。”
对此,《经济观察报》则认为,中国脆弱的农业生产现状给了外企进入中国农业上游、生产种植环节以空间。
同时,下游农业高端市场迅速崛起使得农业奢侈品有着广阔的市场。但面对即将到来的日本农产品向邻国转移的热潮,朝日绿源的项目将提供可堪借鉴的模式。
早在2009年8月20日,日本外务省和农林水产省就联合发表了《关于为粮食安全保障而促进海外投资的指示》。
据了解,当时参加的机构有日本的外务省、农林水产省、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国际协力机构(JBIC)、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日本贸易保险(NEXI)。
而这些机构组成了“粮食安全保障海外投资促进会”的干事会成员。关于日本“为粮食安全和促进海外投资”的会议,在2009年4-8月之间,一共召开了5次。
会议的指示主要是,由于日本的粮食6成都要依靠进口,而世界近年来谷物价格高涨,所以促进海外投资增加粮食安全保障十分必要。
根据文件介绍,日本公司在海外的主要农业投资集中在巴西、澳洲和北美,进行谷物生产。而未来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中亚、东欧和南美。
此后东京新闻的社评也表示,日本在海外投资的时候,不但要注意获利问题,还需要做到“共存共荣”。
而这一背景,正是日本新一轮海外屯田浪潮的主因。
2007年底,日本三井公司在巴西购买了10万公顷农田以种植大豆,仅这一协议涉及的耕地面积就相当于日本本土可耕种农田面积的2%。
非政府组织GRAIN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日本的食品企业在2006-2008年间,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等地租用和购买了大量农田以种植有机作物。日本目前已拥有超过国内农田3倍的海外农田。
这也令日方多次表态有意将朝日绿源项目扩展至3000亩,但因莱阳当地数家蔬菜加工类企业也在扩展种植基地,当地农户将土地继续租给朝日绿源的意愿并不强烈。
长期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美国伯克利大学人类学博士方立安向时代周报表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层面一直强调规模化和集约化种植,实际上对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产生了影响。
方立安认为:“个体农户的小面积耕地通常都会被‘规模化’地承包,这令农民单方面地脱离了土地,但又没有保障农民的经济收益,因此在对承包农民耕地这个方面,应该建立相应的准入和保护制度。”
本报记者 张子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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